87岁的王蒙遇到90后编剧
本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21.8.2总第1006期《中国新闻周刊》
嘈杂声中，一首来自远方的民谣突然出现，声音逐渐迫近、清晰，“羊㞎㞎蛋，上脚搓，俺是你兄弟，你是俺哥。打壶酒，咱俩喝。喝醉了，打老婆。打死老婆怎么过？有钱的，再说个。没钱的，背上鼓子唱秧歌。”哼唱远方民谣的声音，是作家王蒙的声音。这首民谣，是王蒙在河北沧州的童年记忆。
《活动变人形》的彩排现场。摄影/夏冬
这是话剧《活动变人形》中的一幕。该剧改编自王蒙的同名小说，由李伯男导演、温方伊担任编剧。8月下旬，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首演。这部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无论对于王蒙本人，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而编剧温方伊曾经写出过著名的剧本《蒋公的面子》。一个87岁老作家在40年前所写的小说，遇到了一个擅长描摹知识分子心理的90后编剧。
对于这部讲述40年代知识分子与包办婚姻的话剧，温方伊认为放在当下看依然不过时，“哪怕现在城市里，已经很少有包办婚姻。但理念上的碰撞，导致难以解决的家庭矛盾，在现在的家庭中还是比比皆是”。
审父之作
7月22日下午，北戴河距离海边不远处的一间会议室里，王蒙对访客回忆起这部创作于近40年前的小说《活动变人形》，“这本书所描写的内容，是我的一个噩梦，它从未在心底缺散过。其他作品，我都是主张快乐创作，而这本书是我流着血、撕裂着灵魂写的，这辈子我从未这样苦地写作一本书。”访客是话剧《活动变人形》的剧组成员。两年前，出品人张利找到王蒙，想要改编一本王蒙的小说，王蒙首先推荐了这本书。
这部小说可能是与王蒙个人经历联接最深刻的作品。学者郜元宝根据《王蒙自传》比照，发现书中的主要人物，原型多是王蒙原生家庭的成员：倪吾诚的原型是王蒙的父亲，倪藻、姜静宜、姜静珍和赵姜氏的原型，则分别是王蒙本人和他的母亲、姨妈、外婆。
小说的核心故事线，讲述了一位出生于河北沧州、在欧洲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倪吾诚，在母亲主导的包办婚姻下，娶了观念传统的妻子姜静宜。两人价值观差异巨大，却都想改造对方，由此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家庭战争。这场发生于40年代北平的家庭内部冲突，构成彼时中国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文化冲突的缩影。
王蒙这本书的写作念头，起源于一次散步。1984年，王蒙带着患有抑郁症的次子四处寻医。两人来到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王蒙在宾馆的林荫道上散步，突然脑海中出现一个念头：我应该以童年经验为基础，写一部小说。
返回北京，由于有关童年的材料太少，王蒙没有立即写作。他去北京图书馆，翻看1949年前的旧报刊。他找来《小实报》《369画报》《平明日报》和《世界画报》，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川岛芳子被枪决”、“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一一看过去，仿佛进入时光隧道，依次访问了过去的日子，最终决心动笔。
《活动变人形》的彩排现场。摄影/夏冬
王蒙个性极其外向，喜好交际，但为了写这本书，他选择将自己隔离起来。次年春季，王蒙去往门头沟区永定乡西峰寺，住在庙宇正殿边缘角落的一间小土屋，开始了一个多星期的写作。吃饭，是别人送进房间，取暖，他自己用蜂窝煤生火。写作速度堪称疯狂，平均每天写一万五千字，时常觉得落笔的速度跟不上灵感迸发的速度。夏天，他又去往大连，住在“八七疗养院”，在一栋年久失修、门窗变形的小楼中，完成了此书的定稿。
起初，他想将书名叫做《空屋》或《报应》，最终定名《活动变人形》。“活动变人形”是书中倪吾诚送给儿子倪藻的一个日本玩具。这个玩具外观像一本书籍，但每张内页都被分割为三部分，每部分分别绘制了头、身、腿。翻动其中一部分，可以为人物变换形象。王蒙借这一玩具，隐喻书中人的精神困境：“每个人都可以说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他的欲望、希望、理想，是他的头；他的本领、行为、成就，是他的身；他的环境、地位是他的腿。这三者能和谐，哪怕只是彼此相容，他就能活，也许还活得不错。不然，只有烦恼、痛苦。”
《活动变人形》发表于1987年。由于书中对父亲倪吾诚不留情面、近乎残酷的描写，被作家刘心武称之为“审父之作”。但王蒙反对读者将书中人物与自己的家庭成员画等号。他的家人没有那么不堪，他曾主动对改编话剧的剧组提起，自己的父亲是第一个将海德格尔引入中国的学者，而母亲也并非毫无现代意识，1949年之后，母亲曾对他说，“你看看冰心、宋庆龄过的是怎样的一辈子，我过的又是怎样的一辈子。”
互相改造是婚姻永恒的话题
编剧温方伊是90后，她出生那年，距离小说中描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50年。她阅读过程中，却有很深的共鸣。“它让我看到了另一种我生活中见过的，但是很少在文艺作品里看到的人物形象。”温方伊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温方伊是南京人，出生于高知家庭，大三前从未发表过文章。大三那年，她应导师吕效平要求，查阅大量民国史料，创作了话剧《蒋公的面子》。这部知识分子题材的话剧，在2012年首演之后迅速走红，至今已经演出近400场。此后，她又于2018年，负责话剧《繁花》的编剧。
在温方伊看来，王蒙这本小说中书写的家庭，与以往她在小说中见到的那类乡下女性与知识分子男性结合的家庭，有很大不同。以往这类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故事背景发生于民国时期，作品中，男性知识分子多以家庭革命者的正面形象出现；另一类故事背景发生于上山下乡时期，故事中的农村女性，则被塑造成单纯美好，乐于接受启蒙的形象。实际上，旧式女性与知识男性的婚姻，在民国时期几乎都是悲剧。鲁迅20岁那年，母亲未经他同意，将朱安许配给他，最终朱安与鲁迅形同陌路生活了40年，孤独病逝。而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亦是包办婚姻，胡适爱名，两人勉为其难度过一生。“无论男方怎么做，都是在犯罪。”温方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活动变人形》中，“启蒙者”男性知识分子与“被启蒙者”乡下女性的形象，均变得复杂起来。主人公倪吾诚，虽然向往现代社会的一切，却在与妻子沟通的过程中，依然采用封建家长式的粗暴态度。而他的妻子姜静宜，短暂在新式学校读过书，与外人交往时有礼有节，但在家庭中依然是传统的封建女性。
温方伊的改编工作持续半年。她将故事线重新调整。具体来说，她将故事分为三部分：倪吾诚与姜静宜婚姻的前史；倪吾诚与妻子一家激烈的冲突；倪吾诚选择与妻子和解，但家庭依然不可避免走向崩溃。
7月下旬，导演李伯男开始排练该剧。这部戏与李伯男以往执导的作品有很大不同：这部戏不是以情节、故事取胜，“家庭伦理剧”的部分仅仅保证观众在能看懂的“安全线”上，更多的则是在家庭成员的互相伤害中折射出某种精神困境。
此前，李伯男也排演过知识分子题材的话剧，但都是历史真实存在的人物，这些话剧或多或少受限于外部干预，艺术性难免受限。而《活动变人形》由于是一部小说，角度更加私人化，对人性的探索也更深，“人物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正是他的悲剧，多少知识分子正是淹没在这个状态当中，这才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真相。”李伯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文学的视角
此前，王蒙的这部小说从未被搬上话剧舞台。该剧制片人陈睿谈到之所以选择改编王蒙的作品，源于其所属公司中演院线在两年前构想发起的“经典文学改编”产品线。此前，他们出品了改编自梁晓声同名作品的话剧《人世间》。
将经典文学改编成话剧，是从2016年陕西人艺版《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爆火之后出现的一个趋势。
话剧这一舞台形式，伴随着新文化运动进入中国，在“五四”运动前后成熟。五六十年代，剧作家老舍、导演集菊隐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优秀演员的组合，创造了话剧舞台的辉煌。这一时期的剧目中有两类成绩十分突出：一是表现刚刚过去的那场艰苦卓绝革命战争的作品，二是表现新生活的作品。辉煌的背后，也固化了话题思维，创作观念长期囿于写实主义，表现手段的概念化和模式化，导致话剧表现力和舞台生命力的萎缩。
1978年之后的新时期话剧的新生，是与新时期文学复兴同步到来的。率先出现在话题舞台的是苏乐慈执导的话剧《于无声处》。这部讲述了以1976年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为背景的作品，是迄今为止，较为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题材话剧。
舞台成了民众被压抑多年情绪的宣泄口与批判“四人帮”罪行的利器，但今天来看，重返历史叙事的努力，也显得矛盾重重：一方面，保持革命文化历史延续性的热情始终不减；另一方面，对宏大叙事与日俱增的疑虑，使艺术家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寻求新的表意方法。其中的探索包括独幕悲喜剧《我为什么死了》和哲理短剧《屋外有热流》，让人们耳目一新。
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崛起与其他社会形势的变化，审美也趋于多元，与此同时，以孟京辉为代表的先锋话剧以小剧场的形成出现，《我爱×××》《恋爱的犀牛》成了席卷中国话剧界的狂潮，尤其是1995年北京人艺小剧场建成后，小剧场话剧发展得如火如荼，甚至已经大规模地影响到了流行文化。
在这当中，知识分子的形象经历了传统话剧中多以与封建旧伦理、旧道德做斗争的形象，变成了80年代的时代精英、启蒙者的面貌，再变为90年代市场经济下的迷茫而失落的一个群体。
随后，身份更为民间的话剧团体，出现了一些探讨知识分子“士大夫”精神的作品，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便是温方伊编剧、吕效平执导的《蒋公的面子》。依靠这部作品意外成名的编剧温方伊，如今又参与了话剧《活动变人形》的创作。
从某个角度去看，这类真正直指知识分子内心的作品是可以穿透时间的，无论剧中的人物处于怎样的时代，知识分子内心的困惑与困境都是普遍的，可以在多年之后依然引发共情的。这一次，在排练《活动变人形》时，很多演员在读了剧本后都说，“这是我太熟悉的生活”。导演李伯男起初有些疑惑，演员与书中人物完全生活于不同的时代，演员怎么会熟悉？后来，他想，可能是因为故事中，夫妻对彼此的改造，以及由此产生的痛苦和纠缠，本身就是永恒的话题，也是知识分子的视角、文学的视角。
（实习生杨璐熙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