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他把自己的纪录片变成免费资源供人下载,拿下豆瓣8.6

隗延章  2020-04-26 10:12:06

导演蒋能杰在豆瓣上等着 只要有人标注“想看”该片 他就会将下载链接私信给对方

  蒋能杰。图/受访者提供

 

  蒋能杰:拍摄被时代甩脱的故乡

 

  本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20.4.20总第944期《中国新闻周刊》

 

  一栋贴满瓷砖的农村小楼门口,一位中年男人和他的妻子、女儿、儿子坐在长条椅子上,正在拍摄全家福。拍摄结束,中年男人对着镜头说,“再给我拍一张寿相,拍张单人照。”中年男人叫赵品凤,15岁做矿工,陆续挖矿20年。拍照的时候,他已是尘肺病晚期患者,日常需要用呼吸机维持生命。

 

  留下那张照片两年之后的一天晚上,村里停电,赵品凤的呼吸机无法工作,次日凌晨两点,这个男人病危,凌晨六点,赵品凤过世。

 

  这是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中的一段。片子前半部分,讲述围绕矿山生存的村民们:运送矿石和炸药的马夫、在矿洞中挖矿的矿工、捡矿石卖的女性村民;后半部分,讲述矿工患上尘肺病,离开矿山之后的艰难处境。

 

  把镜头对准底层,这并不新鲜,但新鲜的是,导演把费尽心血拍摄的作品,竭尽全力免费发放给想看的观众。导演蒋能杰在豆瓣上等着,只要有人标注“想看”该片,蒋能杰就会将下载链接私信给对方。这种独特又令人心酸的推广方式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如今,这部“无处播放”的纪录片,在豆瓣上取得了8.6分的高分,位列电影一周口碑榜榜首。

 

  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矿民

 

  2010年,蒋能杰开始动手拍摄这部纪录片。那时,他正在家乡湖南邵阳市光安村的光明小学任数学代课老师,同事也在拍摄留守儿童的纪录片。闲暇时间,他跑到附近矿上,与矿工同吃同住,拍摄矿工、马夫们的生活。“觉得一般人很难拍到,也有一定公共价值。”蒋能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影片中出现的人物大都是与他相熟的村民,还有他的亲人,比如尘肺病人赵品凤就住在邻村;马夫是他的父亲蒋美林;一个矿洞的小老板,是他的堂弟,小名叫牵牛。

 

  在蒋能杰的家乡,开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矿价好的年景,村里去矿上工作的人就很多,矿价不好时,人数就少。这些矿大多是非法的私人矿洞,安全无法保证,却是村民除了务农,在家乡为数不多的增加收入的选择。

 

  与矿民、矿难有关的情景,交织在蒋能杰的童年记忆中。他7岁那年,村庄附近的矿山发生过一起矿难,死亡两人,其中一位是他五十多岁的外公。

 

  如今,外公已经过世近30年,他依然记得许多与外公过世有关的细节:那天姨夫与外公一同进了矿洞,走在外公后面。矿难发生之后,姨夫幸存下来,外公遗体抬回村庄时,一些村民嫌晦气,不让外公遗体经过自己家门,亲人只能绕路将外公的遗体抬到家门口。村里有风俗,在外面过世的人遗体不能进家门,外公的灵堂设在了家门口搭的棚子里。那天他走到外公遗体旁,见到外公的头部已经被砸得变形,母亲拿着毛巾,擦拭外公的脸庞。

 

  蒋能杰11岁那年,做矿工的父亲、二叔、三叔,都患上了尘肺病。父亲此后不再下矿洞,只做运送矿石、炸药等物资的马夫。多年以后,这一切成为了蒋能杰镜头中的素材。

 

  这部纪录片在2018年拍摄完毕,剪辑持续了半年,陆续改了十几版。剪片子时,家乡情景和童年记忆交织在一起,有时让他情绪低落。每剪一段,他就要停下来,抽根烟,或者出去走一走,透口气。

 

  如今,整顿之下,影片拍摄的非法矿洞已经都被关闭,即便公开放映也不会影响谁的利益。毕竟都是熟人,蒋能杰不想给旁人带去麻烦,他在征求当事人同意之后,将自己的作品发布在网上。于是,在疫情期间,人们看到了这部传播方式颇为“互联网化”的纪录片。

 

  朱靖江是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曾出版过专著《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最近,他给学生播放了蒋能杰的这部作品。他说,此前也有纪录片导演拍摄尘肺病家庭,比如季丹的《山坳里的女人们》。蒋能杰与之不同的地方,在于切身性。“他就是这儿出来的,以及得这个病是他的亲戚朋友,体现到作品中,他个体的凝视会多一些。”朱靖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蒋能杰的父亲成为矿工,与他的爷爷的命运有一定关系。他的爷爷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于“文革”开始的第三年自杀。热爱读书的父亲,却因家庭成份问题,没能上高中,初中毕业就去当矿工。1984年,爷爷平反,有关部门发放了几百元抚恤金。蒋能杰的父亲用这笔抚恤金和一些积蓄,娶了媳妇。次年,蒋能杰出生。

 

  留守儿童

 

  在蒋能杰的少年时代,爷爷之死是他心中的巨大疑问。中学时代,他所有科目中历史成绩分数最高,“我觉得要整明白他是怎么死的。”蒋能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他另一种试图理解爷爷遭际的方式是通过文学。蒋能杰的舅舅是一名教师,家里有很多文学期刊和书籍。他每次路过舅舅家,就会借一些书出来,陆续读了余华、莫言、古华等作家的作品,其中他印象最深的小说是古华的《芙蓉镇》。“可以看到一些我爷爷见过的那个年代是怎样的。”

 

  少年时代,蒋能杰曾想当一名作家,给《收获》《十月》等文学刊物投过稿件,都未能发表。这些作品中,他书写的内容都是家族的历史、家人的故事。“讲家族、个体被时代洪流裹挟,最终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蒋能杰说。

 

  2004年,蒋能杰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设计专业。大学里,他业余时间要么在宿舍下载电影看,要么泡在图书馆。起初,他想做一名故事片导演,后来,觉得故事片门槛太高,就打算毕业之后先拍纪录片。

 

  一次,他在大学图书馆,从一篇文章中第一次看到“留守儿童”的概念,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童年时,属于一个叫做“留守儿童”的群体。

 

  蒋能杰出生的湖南邵阳新宁县光安村,矿价好的时候,村民们去山上挖矿,矿价不好时,外出打工。挖矿危险,又有得尘肺病的隐患,外出打工就注定要与家人孩子长久地分离。

 

  蒋能杰的父亲患上尘肺病的那一年,他的母亲离乡,去广东打工。那时,村里只有一部电话,5角/分钟的电话费,对他的家庭来说太昂贵。于是,他与母亲就用信件交流。蒋能杰每两个月给母亲写一次信,讲讲家中琐事,信件成为了母亲的安慰。

 

  蒋能杰读高中时,姐姐在读大学,弟弟在读初中。三人的学费开支越来越大,只靠母亲一人打工难以负担。于是,父亲也离开家乡,南下打工。直到5年之后,矿价上涨,他的父母才回到家乡。

 

  蒋能杰了解到“留守儿童”的概念之后,想着自己或许可以拍摄自己家乡的留守儿童。那时,他有一个学习摄影专业的堂哥也有类似的想法。两人约定,毕业之后筹钱拍摄这部片子。

 

  2008年,蒋能杰毕业,他向很多影视公司投递简历,无人回应。于是,他去东莞,投奔在一家婚纱影楼工作的堂哥。晚上,他住在堂哥家的客厅,白天,他在一家连锁超市做收银员,一个月工资1000多元,能攒下400元左右。他打算攒够买DV的钱就辞职,回乡拍摄纪录片。

 

  蒋能杰工作第10个月,有关部门出台“撤点并校”政策。他听说自己的母校光明小学可能将被拆除。他觉得不能再等,“不去拍的话,学校都拆没了”。于是,他借了3000多元,买了一台DV,回到家乡开始拍摄。这成为了他做纪录片导演的起点。

 

  导演

 

  日后来看,蒋能杰开始拍摄纪录片的2008年,正处于中国独立纪录片黄金时代的尾巴。在学者朱靖江看来,1997年到2010年左右,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最发达的时期,“这阶段的导演大多是半路改行,比如鬼叔中之前在税务局工作,丛峰之前在气象局。拍片的时候,大多已经三十多岁,对社会认识更加深刻,作品的流传度和经典性都很强。”朱靖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第一部独立纪录片要追溯到1990年,是导演吴文光的作品《流浪北京》。彼时,电视台体制有所松动,人们对主流叙事也感到厌烦。一些游走于传统电视台体制外的人,开始利用电视台的设备等资源,尝试更独立的创作。吴文光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流浪北京》是借着中央电视台外聘编导的身份拍摄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DV设备的出现。1990年到1997年这一阶段的独立纪录片作品,虽然相比以往官方主流叙事更为独立,但拍摄思路依然是媒体视角。这既与拍摄者的电视台背景有关,也与他们独立作品亦多依靠电视台传播有关。比如,吴文光的作品《四海为家》,曾获得NHK的资助并在日本电视台播出,导演李红的《回到凤凰桥》,被英国BBC以2.5万英镑的价格收购。

 

  1997年,DV出现,拍摄独立纪录片所需器材门槛骤然降低,大批其他领域的人得以开始更自由简便地拍摄纪录片,如杜海滨、季丹等导演都在此时入行。相比上一代,他们大多不以独立纪录片为生,加之彼时相对宽松的时代氛围,独立性比上一阶段的导演更强,表达更为个人化,也愿意触碰边缘题材。

 

  蒋能杰回到家乡之后,为了接近拍摄对象,他去了即将被撤除的光明小学担任数学代课教师,见到的彼时村中留守儿童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严重,“父母双方都在外地打工的家庭,有70%以上,父母一方在外打工的家庭,有80%以上。”蒋能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些孩子大多也对读书缺乏兴趣。这与蒋能杰小时很不同,他印象中,他小时候大家都还是觉得读书才是出路。但他在学校代课时,询问班级中的学生“未来想做什么?”得到的绝大多数回答是:打工。

 

  2009年,蒋能杰第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作品《路》拍摄完毕,入围“第七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在宋庄美术馆展映。影展前后,蒋能杰北漂了一段时间,先在一家书店当店员,后又利用《路》做敲门砖,在光线传媒担任剪辑师。

 

  不过,他没在光线传媒待满一年,就回家继续拍纪录片了。很多人看来,在光线传媒工作,似乎比做独立纪录片导演收入稳定有保障,但蒋能杰没有这样想,“我对物质没什么要求。光线的片子都偏娱乐,我完全不感兴趣,就想挣点钱,回去拍纪录片。”蒋能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在这之后,蒋能杰又在家乡待了5年,拍摄3部与留守儿童有关的纪录片。片子拍摄的资金有些来自网络众筹,一次能筹到几万元,有些则来自于他接的婚礼视频之类的商业拍摄赚到的钱。

 

  蒋能杰不断拍出作品的2010年至今的10年,中国独立纪录片相比21世纪最初的10年,又是另一番景象。那些曾经最活跃的独立纪录片导演,由于种种原因,作品的数量在减少。与此同时,由于2005年左右一些高校开设纪录片专业,科班出身的年轻导演在2010年后崛起,他们的拍摄技术更专业,题材更多元化。

 

  2017年,蒋能杰因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为了孩子读书,他离开家乡,去了广州生活。如今,他正在拍摄制作的片子和家乡无关,是LGBT题材的作品《彩虹邮轮》。但他说,他希望有生之年,能拍摄一部剧情片,内容是半自传体的家族史,故事从晚清讲起,里面有家乡的变迁,也有父亲、爷爷人生经历的影子。

责任编辑:郭银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