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之后，我没有写过烂作品”
如果不是新书《云中记》的发布，阿来本应身在布拉格音乐节。这位在上世纪90年代凭借《尘埃落定》一举成名的作家，如今已较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他定居在成都，不用微信，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各地游历，另外三分之一用在“四川省作协主席”的公务上，余下的才是写作时间。
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阿来下榻的酒店房间，行李箱敞开放置在进门的小桌上，压在并不规整堆叠的衣服之上的，是几条香烟。“每天两盒”，他比划着，“支持国家，拉动消费。”
1小时的专访，阿来抽了6根烟。他讲话语速不快，但往往言简意赅，并夹杂着吞云吐雾之际的沉思停顿。
警惕苦难泥潭的《云中记》
“5·12”地震当天，阿来正在成都家中的书房。他中断了写作，前往灾区当一名普通志愿者。
十年后的同一天，警报在城市上空拉响。在同一张书桌前写作的阿来，突然想起十年前。
一时间，所有的记忆如电影画面般在眼前回放，一向不易激动的他瞬间泪流满面。像被电击一样，阿来呆坐了半小时，才慢慢平静下来。他把正在创作的文件夹关掉，三个字立刻涌现：云中村。对着这个新命名的文档，他哗哗地写了下去。
“我没想过要写‘5·12’地震，只是一直关心。不写，心里总有个东西搁在那，时时要露头。”
此前，阿来曾公开表示，进行汶川地震的题材创作，要警惕灾民心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自己不喜欢过分的悲情，但很多时候悲情被当成征服读者的武器，“真正的文学是把人从苦难的泥潭中立起来。”阿来说到“立”时，五指向上，目光如炬。
担任四川省作协主席的阿来，在震后不久，收到了不少人向他报题写“5·12”。他善意提醒报题之人，不要轻易下笔，文学与新闻不同，需要时间的沉淀回味。如果写不好，或是写走样，可能都是对人的亵渎和冒犯。况且据他所知，很多急于写作的人，对灾区的情况并无深入走访了解。“写受灾和受灾一样，都会被关注，多少包含了一点投机和侥幸的心理。”
阿来在“5·12”发生一年后才重返书房。当被问到做志愿者的经历对《云中记》的创作有无直接启发，他硬朗地回了“没有”二字，随即反问道：“做一个志愿者去帮点小忙，难道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地震过去三四年后，阿来看到了一个朋友拍摄的照片：在一个废弃的村庄，巫师孤身一人为逝去的乡亲们做法事。因为地震后，不适合重建的村落整体迁移。尽管这张照片令阿来震撼，他依然没有动笔。直到去年的那个下午，一切被重新激活。
《云中记》讲述一个三百多人的藏族村落“云中村”经历汶川地震，伤亡一百多人，震后又因地质危机整村搬迁。然而，远离故土的村中祭师阿巴惦念着逝去的人们，最终决定返回原村，安抚亡灵，等待并陪伴云中村的彻底消失。
写作过程是紧张、忧郁而痛苦的。“谁愿意整天让自己这样，但是写作又需要这样。”阿来那时想到要每天与这种感受相伴，持续数月，内心有点害怕。然而，读者似乎很难从《云中记》的字里行间读到阿来的恐惧与紧绷。甚至有论者指出，整部小说情节稍显平淡，过于散文化。阿来对此回应：“我觉得这个人没有读懂，因为他/她不懂音乐。”
他自评《云中记》天衣无缝，就像音乐回返往复的结构，是一个非常集中的文本，而非散文。
阿来是一个古典音乐迷。在他的心中，几百年累积下来的曲目，值得反复听的有500首左右。《云中记》是他在莫扎特《安魂曲》庄重悲悯的乐声陪伴下写就。他把主人公阿巴置于一个饱满的情绪状态中，当下和过往的灾难记忆来回交织，如同行进在乐章之中。只不过，阿来时时警惕着情感的宣泄和泛滥，节制是他坚持的写作观念。
“云中村”是一个注定消失的村子。对于逝去之事物，阿来却相信该消失的都会消失，不管舍得不舍得，人类的进步正是新旧的交替，“我不反对现代化，我觉得现代化挺好的，但旧的东西确实有些美感，因为它得到了情感的浸润。”
或许是出于此念，阿来并未将主人公阿巴写成截然切割的新或旧。小说中提到，“阿巴已经不是以前那些相信世界上绝对有鬼魂存在的祭师了。”世界到底有无鬼魂，是阿巴始终思索的问题。他在空荡的村子中找鬼，试图得到确切的答案；同时又一个人庄重地祭山神。神灵是否存在，阿来留给了读者去判断。
对神性的自然崇拜，是阿来每本书都涉及的内容。这当然与他的藏族身份密不可分。但是，阿来很不喜欢别人称他“藏族作家”，曾经多次强调文学的好坏与民族无关，少数民族不是为了满足多数民族的想象。“文化多样性对我而言，是不言自明的，逃都逃不了，不需要天天说。难道还能把拉萨写成巴黎？”在他看来，文学缺乏的是个性与普遍性的关联，因而要加强自身没有的东西。
“文学不是建立孤岛，而是使所有孤岛发生普遍联系。”阿来吐出一口烟雾，神情悠远。
20天在路上写完《攀登者》
《云中记》完成后，阿来本想给自己放个假，去树林里露营，或是去山上看雪。不过紧接着，他又在去年底写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攀登者》。这部电影将在今年九月底上映，主演是吴京、张译，还有章子怡、井柏然的加盟。
《攀登者》并非阿来在书房中完成。他收到一个车企试驾活动的邀约，车队建了一个电台，白天在山林穿梭之际，阿来向大家广播讲解经过的地方。晚上休息时，他便在帐篷里写剧本，一共用了20天。
“我这人兴趣比较广泛。”登山正是阿来的兴趣之一。他熟悉山里的一切，能辨认大量的植物。作家莫言曾形容阿来的博学：“可以去大学里教植物学”，阿来对此毫不含糊：“我真的敢讲。不是整个植物学，植物学也有分支，比如植物分类学。”经年累月的上山经历，阿来尤其熟悉青藏高原上的植物。
早在几年前，阿来便采访过中国60年代登顶珠峰的三位登山家，以及1975年登顶的大部分登山家。“采访他们一年多以后，”阿来停顿了5秒，“好几个就去世了。”他在煤炭医院的病房中采访了中国著名登山运动员王富洲，后来王富洲再也没离开过那间病房；采访另一位著名登山运动员屈银华则要借助屈老女儿的翻译，因为屈老当时已中风，交流困难。讲述这些往事时，阿来语调格外低沉。
做这些，起初并无写作的计划，“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就是感兴趣。”直到后来，阿来的老友、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去成都找阿来喝酒，阿来心知肚明，天下没有白喝的酒。酒至中巡，他主动提议：“任总有话就说。”任仲伦这才说出邀请阿来写剧本之事。
阿来亦不讳言：“我原来之所以不太愿意写电影，因为很多人在里头发表意见。”他向任仲伦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在一稿出来前，不要告诉他写什么、弘扬什么主题，他就按“登山”的故事自己发挥；第二，一稿后的所有意见统一只开一次会，而阿来仅接受他认为能接受的修改意见。任仲伦全部答应了。
阿来用20天完成的剧本，最后的确只集中改了一次。中国新闻周刊问他没接受的修改意见是什么，他先是笑呵呵地说：“这个有点不太好说。”然后又说，自己不喜欢现在的电影总想制造噱头，“我们要相信审美有内在的、更多挖掘人性与内心的部分，不要把所有东西都外化成搞笑和悬念。”
即便需要直面市场的检验，阿来依旧对这种审美观有信心，有一贯的毫不迟疑，“登山本身就有足够的外在戏剧性，如果在外在之上还追求那些噱头，就会忘记内在的东西。现在很多电影就在往噱头的方向走。”
阿来一直对流行文化抱持尖锐批判。他认为流行文化是回避难度的，包括武侠小说。“文学最终是帮助人建构心灵、情感和与世界的真实关系，而不是让人逃到虚幻世界。”阿来随即拿出了“韦小宝”举例：“打架打不赢的人才喜欢韦小宝，没有女朋友的人也喜欢韦小宝，因为他在那个世界中得到另外一种满足。”
“假如读者只是当做一种休息呢？”
“休息也有积极的休息。”阿来脱口而出。
其实，阿来的批判是警惕逃避现实的大面积发生。“偶尔我们也看个黄色电影，这无所谓。但问题是大部分时候在做什么？以及大部分人在干什么？”两个反问抬高了他的声量。他强调消费者和生产者对此都有责任，二者之间永远是互动的过程。
不过，阿来承认现代世界靠资本与商业运转，只不过，资本的发展也有一个日益成熟的过程。“资本现在在攻城略地，尤其在进入文化行业的时候，首先带来价值取向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忽略产品的内在品质。”他相信在将来，文化人自己能够运作和掌握资本，比如好莱坞、HBO等，到时情况或许会有所改善。
《尘埃落定》后没写过烂作品
今年上半年，阿来还没有过认真的长时间写作。他去了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想观察一些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去各国游历之前，阿来会做他的功课——阅读当地的历史文化书籍，比如他正在重读卡夫卡和《好兵帅克历险记》，为去捷克而准备。“不然你去干什么呢？难道去吃东西？吃东西需要跑那么远吗？”严肃精准的回答中，阿来直率的幽默时时冒出。
他不太愿意做一个仅以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如今，阿来是四川省作协主席，三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将这些都视为与世界真实接触的路径，“如果只是一个作家，我都不知道除了家里的亲戚朋友，还怎么跟别人打交道。”
他过去鲜为人知的另一个身份是杂志主编和出版商。1996年至2006年，阿来在《科幻世界》杂志社工作了10年之久，并从1998年开始担任杂志主编，曾担任过刘慈欣、韩松等知名科幻作家的作品责编。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科幻世界》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
他认为尤其在现代社会，作家一定要经历过经济方面的生活，一定要正视经济对现代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文化人”声言这些都是假的。
身为作协主席的阿来，曾组织过作家们去写凉山的脱贫攻坚。在他看来，写作不是一种姿态，扎实的生活经验应该是第一步。他要求每个人分散去各自的选题地点住上一阵子，不要只待两三天，“过去一个采访团，一天跑三个村，就到村口听村长介绍下情况。一群人，大巴上下来，拎一瓶矿泉水，拿个手机，是不是像旅游团？”
在生活的基础上，阿来以为学养和审美要靠阅读累积。多年以来，阿来每天坚持至少两三个小时的阅读时间。当被问到目前在读什么书，坐在酒店沙发上的他，随手拿起一本四川文艺出版社的《苏词汇评》，封皮已有些旧破。“我在重读苏东坡，这套不是选本，而是最权威的苏词全集。”杜甫和苏轼，是阿来最喜欢的两个中国古代诗人。每隔三四年，阿来都会重读他们的诗文。“这就是经典。”
对于什么是经典，阿来经过了人生不同阶段的探索与寻找。年轻时的阿来更多去了解先锋和新的潮流，现在则更多回到经典，比如托尔斯泰、苏轼。“有些先锋也成为经典，但有些很显然就是一朵炫目浪花，然后彻底消失。”
上世纪80年代被阿来视作“给自己消毒、用阅读重塑自我”的成长阶段。在此之前，1959年生于四川马尔康县一个藏族村寨的阿来，初中毕业后便回乡务农，后来当过农民工、拖拉机手，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考入马尔康师范学校。1982年，阿来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他又转向小说写作。
1994年，《尘埃落定》完成，这是他积累十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评价自己在创作上成熟的转折点。被问到迄今最喜欢或最满意的自己的作品是哪部，他非常肯定地说：“我每一部作品都喜欢，都满意。《尘埃落定》之后，我没有写过烂作品。”阿来接着罗列了自己写作的三个标准：不为写而写、没有把握的不写、自己内在没有足够冲动的不写。他解释道，写作的情感需要量，可能跟恋爱不相上下，“恋爱还可以敷衍，写作真是敷衍不了。”
阿来不仅对创作认真而严格，他承认性格中也深藏着坚定倔强的一面。2014年，他的非虚构作品《瞻对》出版，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在第六届鲁奖逐轮投票中，呼声很高的《瞻对》终评时以零票落选。有评委出面回应“零票”时称，“写小说得过奖，写报告文学不一定得奖。”阿来毅然写了封公开信抗议。
五年的时间过去，对于当年的公开信，他直言“我不后悔”，然后抡起胳膊，展示一道隐隐若现的疤痕，当时我就在西藏爬山，被一个岩石割伤了胳膊。他们在那玩猫腻。”
近年来，阿来多次批评报告文学。他曾在受访中表示，“我们今天之所以用非虚构这个说法，就是对已经退化的报告文学不满意。”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退化”是因为批判性、反思、揭露功能的逐渐消失，剩下一些歌颂体的报告文学。“我不反对颂歌，古典音乐的颂歌多么美丽，只是歌颂的对象必须是值得歌颂的。”
中国新闻周刊问阿来，是否希望自己的文字打败时间。他想了3秒，笃定地回道：“已经打败了。”当年，《尘埃落定》与其他几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分头领跑，《尘埃落定》曾滑落到第三。有人问阿来怎么理解这一滑落，阿来告诉对方，“你放心，再过最多两年，现在与《尘埃落定》争榜的这几本书全部会消失。再过十年，你到书店去，《尘埃落定》一定还在比较重要的地方。”
“那么100年甚至更久以后呢？”
“只要那时还消费文字。”阿来停顿了一下，转而又说，“其实这是不重要的。如果埋在土里、身上生蛆腐烂，这些又算什么。在我们看见的时候发生，这是真实的。至于传几百年，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不知道。”
阿来点着了最后一根烟。打火机“咔嚓”响起，火苗迅速熄灭。“我就希望《尘埃落定》还能流传30年。因为我大概知道，如果没有车祸，没有爬山摔死，苟延残喘大概还有三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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