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年过五十，但他觉得自己还能继续战斗下去， 迟早会有被人们再度捧起的一天
《地久天长》得了银熊大奖，所有人都在祝贺主演咏梅和王景春。咏梅在上台致谢时，因为过于激动，把王小帅的名字叫成了王小春。
但没人注意到的角落，还有赵燕国彰——在电影中，他饰演一头长发，热爱跳舞，却被当成流氓抓起来的新建；在电影外，他是导演，是演员，也是许晴、刘江、蒋雯丽的同学。
如今，提到赵燕国彰这个名字，人们的反应通常是愣一下，问“谁”；提起张世豪，好像有点印象了；提到“我现在没心情听什么狗屁浪漫爱情故事，我现在就想搞钱”，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是他，豪哥。
这些年，“张世豪”这个角色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插翅难逃》是十七年前的电视剧，已经是历史了。它也的确创造过历史——在中国大陆，以罪犯作为绝对主角，又达到全民关注的，这算是第一部剧。再往后，是孙红雷的《征服》和王亚楠的《天不藏奸》。
赵燕国彰原名赵彦国，四字名是后来改的，据他说，有种燕赵武士之风。他如今的生活也颇有些“慷慨悲歌”的意味——虽然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度拥有当年的知名度，但不打算服输。他觉得自己还能继续战斗下去，迟早会有被人们再度捧起的一天。
“我就是赵燕国彰”
青年导演胡波的遗作《大象席地而坐》中，赵燕国彰饰演韦布的父亲，一个贫穷又愤世嫉俗的中年男人，右脚打着绷带，在餐桌边上怒斥儿子——哪都没你的房间臭，你走吧。
韦布走了。在学校和校霸起了争执，把后者推下了楼梯，摔死了。他没敢回家，和朋友一起，登上了去满洲里的大巴。中途，大巴在荒野停车，韦布下了车，跟一群小孩踢毽子，直到结束。
这是电影节公映的版本。原来的版本不太一样。胡波早先的设想中，父亲举报了儿子，把儿子扭送到了派出所——亲人之间相互憎恨嫌弃，是胡波作品中的常见母题。
但赵燕国彰对这样的父亲形象很不满意，他向胡波抗议：“哪有做父亲的会这样呢？”他自己也有个女儿，后者长居瑞典，两人常常数月见不上面。但这并不意味着父亲对女儿的爱就有所减少。
胡波不算是一个喜欢听取意见的人。但最终，他还是删去了举报的那一节。正式的版本中，父亲拖着瘸腿，在商场里找儿子。这也是胡波留下为数不多的“温暖”镜头之一。
电影人多自诩艺术家，艺术家之间产生碰撞，是难免的事。但这种良好互动可遇不可求。大多平庸剧组中，人人都想避免麻烦，各司其职，拍完了事。
赵燕国彰1966年出生，今年53岁。但并不显老，肤色黝黑，面部棱角分明。虽然收获过巨大的成功，但回忆起自己的演艺生涯，他觉得自己好像总是踩空一步。虽然拍了不少作品，但大多数人对他的记忆，依然停留在2002年的《插翅难逃》上。
“搞钱”视频在网上火起来之后，一群人涌进他的微博，在评论区里“豪哥”、“豪哥”地叫。对此，他的态度矛盾：一方面，他为还有人记得自己而欣慰；另一方面，这个角色缠绕他太多年了，如果可能，他还是想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当被问到该怎么定义自己，演员，导演，还是张世豪？或者新建？得到的答复很像某种抗议：“我谁都不是，我就是赵燕国彰。”
长得“奇怪”
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林洪桐业已退休，如今在美国专心写书。回忆起赵燕国彰这个学生，他用的形容词是“狂”。
“狂”指的是艺术上的自信，总觉得自己对，不爱听别人的意见。在北影，给林洪桐留下这样印象的学生不多，除了他之外，85级的王小帅算一个。“在技术方面，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编、导、演都可以驾驭，“天分很高”。
赵燕国彰出生在河北隆尧，家里五个孩子，条件一般。刚读书时，又赶上文革，父母对他的教育并不上心。初中毕业后，赵燕国彰便去了县里的剧团，学秧歌、京剧、现代戏。又考上了河北艺术学院。
他立志出人头地，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那是文艺青年的全盛时代，罗素、尼采、萨特的书，他读了个遍。
艺术学院管得严，平时不让出门。为了赚钱，他每天晚上从宿舍的窗户钻出，跑到石家庄火车站边的桥底下摆摊卖帽子，两块钱进货，五块钱卖出。
毕业后，20岁的赵燕国彰分配到了保定文工团。团里有意培养他，给了他编制，还派他到北京的东方歌舞团进修。到北京后，认识了一些“搞电影的人”和“明星”，赵燕国彰马上意识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却不知从何做起。后来给旭日升唱《越飞越高》的楚奇楚童两兄弟怂恿他去考北影中戏，但他没有自信，连连说不。
被北影录取，完全是一场意外。楚奇和楚童去林洪桐家里面试，顺带捎上了赵燕国彰。二人在客厅里一阵唱跳，林洪桐却不满意，看到站在一旁的赵燕国彰，林洪桐问：“你学什么的？”
“学跳舞的。”赵燕国彰诚惶诚恐。
林洪桐说：“跳一个。”
赵燕国彰就跳了一个，跳完站定，林洪桐点点头，说：“你来吧。”
就这样，赵燕国彰稀里糊涂成了北影的预备兵，卷起铺盖到了北京。进了北影后，农村孩子赵燕国彰一度隐身在茫茫多的俊男靓女中，存在感稀薄。
那是堪称疯狂的年代。昔日的同学、室友，现在的导演刘江努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很久，也想不起赵燕国彰做出过什么出格的事，只形容他是一个“很客气”的人，为人敦厚，实诚，勤劳，“有老大哥的气质”。
课业上，赵燕国彰很刻苦，当过班长、拿过第一。但弱势也很明显，那就是形象并不突出，“跟我自己的情况一样。”林洪桐如此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按照当时的审美，王志文这样的长相才称得上帅，而赵燕国彰长得总有些“奇怪”。
根据多年经验，林洪桐下了判断：赵燕国彰的戏路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很可能永远没法演主角。
老师的预言逐渐被验证。大二时，同班的蒋雯丽演了《悬崖百合》，次年，许晴演了陈凯歌的《边走边唱》。赵燕国彰却什么角色也捞不着，只好和刘江一块在学校里排些小品。
那时的演艺圈对年轻男生也不友好，“奶油小生”是常用词，带贬义。当年的导演们普遍认为，如果要诠释好一个二十多岁的角色，只能找三十岁以上的演员来“向下兼容”，因为后者的人生体悟足够覆盖前者，反之则不行。
毕业后，赵燕国彰一度面临接不到戏，也挣不到钱的窘境。在后来自己导演的电影处女作《恰同学少年》中，他表达了当时这种落魄心境——面对好友的质询，赵燕国彰饰演的嘉南有气无力地答道：“是啊，男人当演员能有什么出息呢？”
赵燕国彰在大学
那几年是赵燕国彰的低谷。他辗转几地，为了生计，做过不少事情。转折点在1998年，他经人介绍，拍了《西藏风云》。在西藏，他整天和老喇嘛待在一起，背了成篇的梵文经咒。
这部剧本身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但却让台湾导演叶鸿伟注意到了他。叶鸿伟托人联系到赵燕国彰，说：“我这有一个角色，你想不想来？”
赵燕国彰去见了叶鸿伟，两人从《上海滩》一路聊到《教父》，相谈甚欢，很快便敲定了合作。钱和档期都不是问题，赵燕国彰唯一的要求是：我做不到像周润发一样收着演，但《疤面煞星》中的阿尔·帕西诺可以借鉴。叶鸿伟很爽快地答应了。
《插翅难逃》算是打破了老师的预言。赵燕国彰做了主角，成了明星。
渗入骨髓
“世纪悍匪”张子强一直是香港影视界的黄金题材，众多知名港星均有过演绎——《贼王》中的任达华、《轰天绑架大富豪》中的吕良伟、《树大招风》中的陈小春。如今《追龙2》上映，名单上又多了一个梁家辉。
视频网站上，有人把任达华、吕良伟、陈小春和赵燕国彰拼接在一起。其余几人的表演或极尽嚣张，或阴鸷毒辣，唯独在赵燕国彰的版本中，“李嘉诚”坐在沙发上，气势完全盖过了“张子强”。在香港巨富的映衬下，后者的慌乱与踌躇暴露无遗。
“一个穷人家长大的小子。他再怎么狂，再怎么绑一身炸药，进到那样一个大富人家里面肯定是心虚的，这是本能。”赵燕国彰解释。
直到今天，他也没看过任何其他版本的“张子强”。尼采、萨特和北影的熏陶让他一向看不上港片。后来他看到网上的视频剪辑，嗤之以鼻，“他们嘛，一看就是理解力不到那个份上。”
《插翅难逃》拍了近半年，任何一个镜头都没法收着演，说话、交流都用张世豪式张牙舞爪的腔调，“特别累。演完了，一下子调不过来，老婆看了我都害怕。”
这种演法让“张世豪”一度渗入赵燕国彰的骨髓，在拍摄过程中，他经常被警察拦下来盘问。一次在珠海海关，剧组碰上武警查车，武警看到副驾驶上的赵燕国彰，肌肉立时紧绷，右手搭上枪托，左手伸手一指：“你，下来。”
赵燕国彰规规矩矩下了车。一车人好一通解释，武警才满腹狐疑地放行。
事后他反思，“那时候看警察的眼神都不对了，整天就想着跟他们干仗。”
还有一次在香港，拍完一场外景戏，赵燕国彰溜达出剧组，买了双靴子。把靴子拎回酒店，发现不太合脚，想回去换。于是在房里找出一个黑色的大垃圾袋，把鞋盒和靴子装上，出了门。
正在路上走着，两个香港警察拦下了他。“站住，证件。”
赵燕国彰的身份证放在了酒店房间，警察盘问他，袋子里装的什么，他说，鞋子。打开来一看，发现的确是鞋子。警察于是问：“你为什么这样拎着鞋子在街上走？”
赵燕国彰大为疑惑：“那我应该怎样拎着鞋子在街上走？”
警察跟他回到酒店。检查过证件后，警察总算相信了他的演员身份。放松下来的警察便和他寒暄了起来：“你拍的什么戏？”
赵燕国彰老实回答：“名字还没定，大约叫《张子强惊天大案》。”
“那你演谁？”警察又问。
“我演张子强。”赵燕国彰答道。
两个警察一听就乐了，说：“好，好。”
警察转身准备离开。赵燕国彰连忙拦住两人，问：“路上那么多人，你们为什么偏偏查我？”
警察笑了笑，说：“香港贩毒的，都爱拎着黑色垃圾袋到处跑。”
《插翅难逃》火了。在那之前，国产警匪剧多以警察视角呈现，没有电视剧以罪犯作为绝对主角。这在整个中国电视剧史上都属首次，第二部达到同样高度的，是孙红雷的《征服》。
这成了赵燕国彰职业生涯的最高光时刻。电视剧播出后，一夜之间，全国人民突然都认识了他。走在路上，总有人上前来要合影。小年轻们见到他，更是一拥而上，“豪哥”“豪哥”地叫。
刚开始，他没习惯自己“红了”的事实，出门总忘记戴墨镜和口罩。一天晚上，他去三里屯喝酒，突然看到“后面街上乌泱乌泱一大群人跑过来”，再一听，嘴里都喊着“豪哥”。
正在一旁喝酒的高晓松打趣道：“牛x啊，你现在比周润发还火呢。”
重陷预言
“张世豪”这个角色在商业上成就了赵燕国彰，但在艺术上，却并不能使他感到满意，“难度很低，没啥挑战。”他还想再进一步。
但选择的余地依然很小，影视项目中，演员无论再怎么出名，也只是一个大系统下的分支，表达想法的空间很有限。而赵燕国彰偏偏又是一个喜欢表达想法的人，于是他只好自己当导演。
他从1997年开始策划《恰同学少年》，写完剧本，等了两年，才等来一笔投资，结果没过一个月，资方后悔，把钱撤了回去。就这样一拖再拖，拍拍停停，直到2002年，也就是《插翅难逃》上映的同一年，才总算剪出了最终版。
这部电影总投资160万，在当年不是小数目，但却无缘大银幕。原本档期定在2003年，但“非典”暴发，人心惶惶。为了防传染，全国大小影院都关了门，上映只好一再延期。
碰上这种不可抗力，业内通常的做法是，制作方和发行方坐下来商量，重新规划档期。但发行方直接把影片拷贝成了DVD，在各大音像店宣传发售。在盗版横生的千禧年初，这意味着这部电影再也没办法上院线了。
赵燕国彰气炸了，“哪有这么办事的？不能等一等吗？”
更让他生气的是DVD上的宣传语：“情欲电影，封禁三年，重现银幕。”但这部电影既谈不上被封禁，情欲元素也几近于无。对于一个心心念念想拍艺术片的新导演而言，等同侮辱。他一怒之下，把几家发行方一起告上了法庭，索赔十万。
法院支持了他的诉求，以“虚假宣传”为据，判决发行方赔偿他三万，但至今赵燕国彰也没收到这钱。当时他不太缺钱，打官司主要是为了解气，就没去要。如今迁延日久，更不想要。时过境迁，其中一名被告在影视界混得风生水起，还成了《战狼》的制片人，“上流社会的人了。”他说。
直到今天，赵燕国彰依然因为《恰同学少年》感到委屈。在采访中，他忍不住把这部电影和《地久天长》相提并论：“真的是艺术水准，到现在都可以拿出来看。因为它是亚洲第一部结构式电影。它是把几个事全部打碎，按心理时空来叙述的。”
“非典”后，很多政策悄然发生变化。罪犯视角的电视剧不拍了，身上“张世豪”的影子又太重。赵燕国彰立刻发现，自己又陷进了老师的预言中。此后的他一直没能找准适合自己的定位，接了几部戏，都没办法重回昔日的关注度。再加上瑞典的孩子接近学龄，为陪伴家人，两地折返得频繁，精力又被分去不少。
到了2011年，他决定再搏一把。还是熟悉的警匪题材电视剧，名叫《插翅难飞之变脸》。他找了圈里的老朋友投资，再加自己的六百万，一共投入两千万。赵燕国彰一人兼了导演、编剧、演员三职。在剧中，他不再饰演罪犯，而是一名在宿命和三角畸恋中纠缠的警察。
这次押上身家的赌博，他输得很惨。这部剧2013年就已杀青，直到今天也过不了审。为此他一有空就往广电跑，想得到些修改意见。对方的说辞却总是如出一辙，“调子太灰暗”。再问，就一句话不肯多说了。
“这让我怎么改啊？”赵燕国彰哭笑不得。
“特别扎眼”
王小帅没有看国产电视剧的习惯。当年《插翅难逃》播出后，很快在北影的同学圈子中传开，王小帅听人提起，找了几个片段，心里一震，心说演得真好。
“挺吃惊的。读书的时候，他可不是那种颜值担当。”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虽然两人之后并无合作，可这个学弟的名字从此刻在王小帅心里了。那时王小帅早已有了名气，回忆起当年，他觉得“不像现在娱乐得那么厉害，大家都是想好好拍戏的”。
作为“第六代导演”的代表，王小帅经常受邀参加国内各个电影节。在大大小小的电影节上，他总能看到赵燕国彰，永远都是一身白西服，客客气气跟人打招呼、合影，“特别扎眼。”
尽管两人经常在电影节上碰面，但私下里却鲜有交集。直到2016年8月，胡波开始筹备《大象席地而坐》，剧本找不到人投资，只有王小帅愿意支持，除了摄影师和一名演员，其他人全是王小帅动用自己的资源请来的。
半年的筹备期过去，直到快开机，演员都没有凑齐。副导演跑到王小帅面前大倒苦水，王小帅只好掏出手机，“那我就卖个老脸吧”，就着通讯录上的电话一行行翻过去。
看到赵燕国彰的名字，王小帅眼前一亮，“年纪差不多，状态够好，技术过硬，又讲义气，找他准没错。”
于是他试着给赵燕国彰打电话，后者果然一口应承了下来，压根没提钱的事。电影拍完，王小帅给赵私下包了个红包，三千块钱。他接了，但又偷偷退回给了剧组。“小帅的戏，要什么钱呢？”
钱不是赵燕国彰最看重的东西。那时他已经为了《插翅难飞之变脸》的过审耗尽精力，几年下来，片子又来来回回剪了几版，花掉大几十万。这时候，有戏主动找上门来，虽然导演是新人，但有王小帅做监制，尽管戏份不算很多，他也很满意了。
在王小帅看来，赵燕国彰有一种天生的激情，“他能完全靠自己形成一种强大的风格。”但在表演流派上，又属于技术型演员，这种演员的特点在于功底扎实，快收快放，不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沉浸在角色情绪中。
技术型演员也有失控的时候。《地久天长》中，有一场吃火锅的戏，主角是新建和沈英明。七八年之后，大家再度重逢，围坐在一张桌上吃饭。
在王小帅的设想中，新建感受到了回家的温暖，一切情绪都很克制。但吃着吃着，不知道想起了什么，赵燕国彰却突然大哭了起来，哭到抑制不住。周围人都很惊讶，但谁都没敢出声。
王小帅没有喊停，只是静静等他哭完。最终，他把这一节全部剪掉了。
耿耿于怀
赵燕国彰身边一直跟着一个经纪人兼助理，名叫高强，经人介绍，误打误撞跟在赵燕国彰身边，一跟就是七年。
两人住在芍药居的一间公寓中。这是赵燕国彰在2000年买下的，那时他的演艺事业刚有起色。如今，时过境迁，老楼乏人修缮，内部渐渐变得残破。楼道灯光幽暗，大块墙皮剥落，角落里挂着蜘蛛网，蜘蛛网上沾满了灰。
大约是顾及“排面”，最开始的采访中，高强不愿安排在家里，之后的一次采访完成后，我顺势提出了去家里看看的要求。赵燕国彰没多想，爽快答应了。对此，高强似乎不太开心。
虽然娶了个瑞典妻子，赵燕国彰依然保持着中式的生活习惯，谈话中也总以农村孩子自居。家里随处可见上了年头的老物件，电视柜是“清朝时候的”，木头上爬满了磨损的痕迹。
“我在八达岭那边还有一套别墅，五百平呢。”见我在房里四下打量，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假装无意地提起来。
他说，这些年赚到的钱，除了买下两套房，其余都砸在了《插翅难飞之变脸》上，电视剧播出不了，投资自然也回不来。
就在这部电视剧拍完那年，国内的IP热悄然兴起，淘到一个IP，躺在上面吃一辈子，成了所有人心照不宣的梦想。
一开始听人说起IP这个词，赵燕国彰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弄明白后，他的第一反应是：那我，张世豪，不就是最大的IP么？你们赶紧投我啊！
但这只是种错觉，那几年，屏幕上如“张世豪”这般荷尔蒙含量高的男性角色开始极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李晨和文章为代表的“暖男”。再往后，就几乎都是小鲜肉了。
观众的口味转变之后，演员接到的企业代言通常也会骤减。但因为角色和形象的限制，赵燕国彰的代言本身也不太多，这又进一步降低了他对趋势变化的敏感度。同学蒋雯丽早年多以母亲的形象出现，代言了不少厨房用品。但有哪家企业会请“豪哥”代言呢？
不过这个颇具江湖味的形象还是很招某几类投资人喜欢，比如说，煤老板。2015年，一个制片人带着赵燕国彰辗转找到一个煤老板，想让对方投资。对方答应得很爽快，但等钱到手后，制片人又改口对煤老板说：“他没有粉丝，带不动剧，要不咱换个人吧。”
如今，赵燕国彰提到这件事，依然有些耿耿于怀。
为了维持生活，许多处在空窗期的演员，会选择参加商业演出或者活动。每天辗转各个城市的酒吧和餐馆，积少成多，也能攒下不少。
但赵燕国彰不乐意，商演的时候，大家都把他当豪哥，这让他不舒服。只有实在需要周转，或者朋友介绍，抹不开面子的时候，他才会考虑一下。
去年他一共接了两场，一场是给朋友的新店剪彩，一场是在酒吧里唱歌，“算是缓和了下经济问题”。但关于具体细节，他支支吾吾，不愿多提。在他的概念里，自己还没有过气，迟早还有回到大荧幕，重新被人们认可的那一天。商演也好，综艺也好，都是对演员这个身份一种不可逆的损伤。
“有些演员，他其实是演技很好的，驾驭犯罪片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但就因为老上综艺，观众一看他的脸，就想笑，氛围就坏掉了。”
但不接商演，意味着经纪人的收入也会受限。为了维持生计，不忙的时候，高强经常会跑到别的剧组去接活，干完再回到赵燕国彰身边。赵燕国彰对此也并不在意。
我问赵燕国彰：“你觉得在北京，一个月赚多少钱够用？”考虑到这个圈子的一贯风气，我以为他至少会说三五万。但他想了想，说：“一个月能稳定一万就很好。”
为了让现金流运转起来，他做了不少戏外的尝试：注册了短视频账号，得到平台支持，有190万粉丝，里面的内容大半也都和豪哥有关。最近，他又打算做一个自己的潮牌，正为了商标边缘是胶片线还是补丁线纠结不已，到最后，他还是选了胶片，“和电影有关嘛。”
但这些收入都谈不上稳定。唯一称得上稳定的，是当年攒下的两套房。如今，价钱一套翻了三倍，一套翻了十倍。“算下来，比我这些年拍戏挣的钱要多得多了。”他苦笑。
自我怀疑与坚信
北影88级的同学们后来很少再聚。上一次聚会是在去年九月，班主任林洪桐回国，开了一场主题为“表演生命学”的讲座——退休后在美国，他一直试图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赵燕国彰是这场活动的组织者，讲座上，蒋雯丽、刘江、张铁林等人都来了。
当年的同窗们如今分散在了各行各业，继续坚持在影视圈的，一只手也能数得过来。昔日班长、也是组织者的赵燕国彰自己却没有来，只录制了一份祝福语的VCR在会场上播放。
前些日子，林洪桐从美国打电话给赵燕国彰，说：你在表演上，成绩已经足够，进步空间也很有限了。下一步你要把自己“归拢”，专心在导演方面有所发展。
老师的话既是肯定，也是批评。赵燕国彰听了这番话，感到有些难过。在艺术方面，他一向对自己的天赋有强烈自信，可老师的话却让他不禁开始自我怀疑了。
如今，很少有人记得赵燕国彰的导演身份。
《恰同学少年》失利后，赵燕国彰有些消沉，外加诸事缠身，近十年后，他才再度做了导演尝试，拍了一部《正·青春》。
和《恰同学少年》一样，这部电影也没在影视界敲出什么水花。王小帅甚至都想不起赵燕国彰做过导演，直到听见有人在剧组称呼赵燕国彰为“赵导”，他才知道，哦，这样啊。
被问到《正·青春》票房不佳，评分也不怎么好，怎么想时，赵燕国彰防御性地回答：“这部电影拿过奖的。”然后他又辩解道，“发行方水平太低，把我毁了”，之后自顾自地叹气。
我问赵燕国彰：“你还想红吗？”
“我本来就红。”他的第一反应是否定这个问题本身。但过了几秒钟，他又改口说，“其实红不红也不打紧，作为演员，最重要的还是戏好。”又过了一会儿，他又想了想，反问我：“如果红一点，接到的戏说不定能更好一点，片酬也能高一点吧？”
这两年，找到赵燕国彰的戏依然不少，但体量越来越小，质量也是差的居多。高强说，赵老师每次看完那种很烂的，但又不得不演的本子，都会一个人在窗前坐一会儿，跟谁也不说话，“大概是在平复心情。”
原本赵燕国彰还会挣扎一下，试着跟导演一起修改剧本，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样做没有意义。剧本烂，往往意味着整条链子都出毛病了，导演、编剧、制片、摄影，全部都不在线，“说什么都是白搭。”
刚开始，他老担心观众问“赵燕国彰怎么会去接这样的戏呢”，后来他不再纠结，只专心琢磨好自己的分内工作。“‘虽然这部戏确实烂，但赵燕国彰的表现还是很好的。’能做到这个程度就行。”
因此，在《地久天长》中得以亮相，他将之视为人生中的一大重要转折点。说极端一点，这也是对他前半辈子表演生涯的肯定。自从二月中旬，《地久天长》在柏林获奖之后，他的朋友圈里几乎就只剩下关于这部电影的消息了，连通稿带剧照，平均一天能发三五条。
谈到赵燕国彰现在的心境，王小帅评价说，赵燕国彰对“红”的渴望还是很明显的。要不然他也不会每次都在电影节上穿着一身白西装，等待着被人发现。
但比起功利的定义，王小帅更愿意把它解读为一种热情，“他没有说反正我五十多了、就这样了、解甲归田了这种，他的热情一直都在。”
从小镇到北京，意外被北影录取，三十来岁成名，得到众人的肯定。赵燕国彰前半辈子一直很顺。这让他坚信，自己的天赋是永远的，挫折只是暂时的，重新红起来只是时间问题。他希望有媒体人能够重新发现他、讲述他。
《地久天长》获奖之际，本刊记者想写咏梅。因为知道咏梅和赵燕国彰早在2003年就有过合作，于是记者辗转联系到高强，希望能够请赵燕国彰说一些对咏梅的评价。后者却发来了相反的录音，两分三十秒的录音里是咏梅的声音：“彦国很有天赋，喜欢琢磨，但凡经过他的手打磨过一遍的剧本，都会变得更好。”
采访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在赵燕国彰家喝酒。酒过三巡，赵燕国彰喝得满脸通红，突然想起了那段录音，“你应该听听。咏梅、景春、王小帅他们几个，都很认可我。”
我回答说：“我这有，我都听过了。”
他眨眨眼，问我：“是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挠挠头，举起酒杯抿了一口，然后咧开嘴，笑了。
责任编辑：郭惠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