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道肿瘤的防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消化系统是健康基石，关系着生命品质，但近年来消化道肿瘤不断威胁着我国国民的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发病率、死亡率前十的恶性肿瘤，消化道肿瘤就占了四个，分别为结直肠癌、胃癌、肝癌、食管癌，总发病人数高达189万，占新发肿瘤总数的40%以上。
消化道肿瘤成为临床上亟需解决的难题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沈琳教授介绍“消化道肿瘤已经成为临床上非常关注和亟需解决的治疗难题，其中结直肠癌是世界范围内的高发肿瘤，尤其在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结直肠癌发病率逐年攀升；而食管癌和胃癌作为我国较为特发、高发的肿瘤，同样严重危害着广大患者的生命健康。”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消化肿瘤内科主任、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沈琳教授。
随着精准治疗发展，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成为近年来肿瘤领域的热点话题。沈琳教授指出，精准治疗在其他实体瘤中发展较快，临床获益较为显著。与之相比，消化道肿瘤种类繁多、病因复杂、异质性强，治疗难度更大，其精准治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未来肿瘤诊疗应加强科研创新，建立共享平台
消化道承担着食物消化、营养吸收、废物排泄、抵抗微生物入侵等重要功能，消化道肿瘤的发生常与饮食不健康、吸烟喝酒、运动不足等生活方式有关。消化道系统肿瘤，生命力旺盛，带来的器官功能影响更大，且早期症状不明显，多数患者发现时已是晚期，失去了根治的机会，而药物治疗效果差强人意，但近期这个领域发展迅猛。
在沈琳教授看来，消化道肿瘤的未来治疗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是基于免疫微环境的了解进行全程化管理，二是针对不同靶点开展精准治疗。目前，免疫治疗在消化道肿瘤领域已步入探索阶段。尽管免疫治疗在消化道肿瘤中的总体进展相对较慢，但在食管鳞癌领域已经取得突破。
沈琳教授介绍，食管癌在中国发病率较高，其中95%以上均属于食管鳞癌。过去五六十年里，食管鳞癌患者可用化疗方案仅有5-氟尿嘧啶联合顺铂及紫杉类药物联合顺铂。“但现在，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PD-1单抗类药物用于食管鳞癌的一线/二线治疗均取得了高级别的临床研究证据，临床结果均较好，彻底改变了食管鳞癌的治疗格局。”沈琳教授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我曾治疗过一位老年食管鳞癌患者，患者身体状况特别差，无法耐受化疗，但PD-L1表达≥80%。考虑到患者极有可能从化疗中获益，我选择为其制定PD-1单抗单药治疗方案，目前该例患者已实现无瘤生存近四年。“沈琳教授说道。
“并非所有食管癌患者都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食管癌和胃癌有共同特点，即便患者PD-L1高表达，一旦合并基因高度扩增，免疫治疗的效果就会不尽人意，此时需要参考其他实体瘤进行靶向人群选择筛选，探寻精选靶点。综上所述，筛选出适合免疫治疗的患者类型至关重要。”
沈琳教授认为，对于消化道肿瘤这类异质性强的系统性肿瘤而言，若不遵循精准治疗，未来可能要走很多弯路。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国内外学者致力于积极探索消化道肿瘤的优势靶点，她相信伴随着国内外学者及制药企业在消化道肿瘤精准治疗领域的不断探索，未来三/五年一定是消化道肿瘤精准治疗百花齐放、成果不断的“春天”。
精准治疗是消化道肿瘤治疗的大势所趋
精准治疗离不开早期临床研究，近年来，广大患者对于临床研究的参与热情显著提升。 “前几年，10例患者中大概只有1~2例愿意参加临床试验，现在不断有患者主动询问我，是否有适合自己的临床试验。”沈琳教授说。
早期临床研究在给患者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但对于促进科学研究转化，推动肿瘤医学发展不可或缺。以食管癌、胃癌、肝癌为例，上述癌种在中国属于高发癌种，但在国外发生率较低。与跨国企业合作中，沈琳教授意识到，若不及时对消化道肿瘤患者展开早期研究，患者可能失去第一时间接受新药临床试验的机会。
为此，结合中国消化道肿瘤的实际情况，沈琳教授带头创立了国内早期（I期）临床研究中心，发展早期临床研究理念，同时储备相关人才。如今，该中心已具备完整的转化研究体系，完成立项到启动的Ⅰ期临床研究数量逐年递增。
在沈琳教授看来，早期临床研究不仅能够为消化道肿瘤或其他实体肿瘤治疗带来新药，更能促进医院的学科发展、跨学科合作，也是促进国家在肿瘤治疗领域进步的不可或缺力量。但结合目前现状来看，我国的专业早期临床研究团队数量还远远不够。
“早期临床研究是推动肿瘤药物发展和肿瘤治疗的第一步，相当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拥有极强综合内科能力、了解药物和临床研究的专业性人才，是助力早期临床研究成功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团队成员几乎都是从博士生中一个个培养起来的。”沈琳教授说道。
目前，沈琳教授将一多半精力投入到了早期临床研究中。她意识到，目前国内消化道肿瘤防治缺少集药物研发、临床问题提炼及靶点探索于一体的平台。“若平台数量不够，我们很可能长期处于国际第二梯队，跟着国外已发现的靶点走，很难直接关注到中国特发、高发消化道肿瘤上来。”沈琳教授建议，未来应建立生物制药企业直接与临床试验基地、病患相连接的创新共享平台，在平台上直接发现问题、发现靶点、制造新药物。
科研创新对肿瘤防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也提到，在国家科技计划中进一步针对目前癌症防治攻关中亟需解决的薄弱环节加强科技创新部署。沈琳教授建议，消化道肿瘤领域需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系统性体系，在科研方面持续致力于创新诊疗方法的探索，同时培养临床医生以及研究型医生，共同探寻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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