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为什么会被污名化?

观点 ​广场舞
广场舞让城市白领有异己感,就像一个立志减肥的人 讨厌自己身上的赘肉
广场舞为什么会被污名化?
文/邝海炎
资深媒体人,著有《快刀文章可下酒》

上初中时,英语老师常说:“这人呀,最幸福就是,年轻时去美国,年老时再回到中国。”因为美国崇尚奋斗,尊重年轻人;中国则崇尚权威,敬爱老年人。

可中国近些年的敬老风尚还真让人怀疑,典型就是“广场舞”被污名化。近日,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说:“一些女职工,那么早退休,有的不到50岁,都跳广场舞,也是劳动能力的极大浪费。”这话流露出对人的经济价值的算计和压榨,正是污名化广场舞的心理基础。而这种观念的形成,则与现代资本主义时空观君临天下有关。

在前现代社会,人们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形成了与自然节律合拍的时间观,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社会学家布迪厄发现,土著人的劳动并不过分追求效率,现代人视迟到为“失礼”,土著人却视匆忙的举动为“没教养”。

但18世纪出现的机械钟打破了传统的宁静。时间的精确化和标准化使得时间从人的生活空间抽象出来,从此不再内在于人们的具体实践和大自然节律,而是反过来控制人们的社会行为。于是,“人们的休息和劳动,不是由人作为有机体的冲动和需求的节律,而是由机器时间的节奏来支配。”(见马克吉《时间、技术和社会》)

新的时间意识赋予时间经济价值,“时间就是金钱”风行。进而又恶化成“时间的暴政”:各种效率手册、时间管理学,目的在于挤压闲暇,将人编进严密的时间控制之网。虚掷光阴成了万恶之首,休闲娱乐,甚至超过健康所必需的睡眠时间都受到道德谴责。

很显然,广场舞酿成了时间冲突:老年人为了娱乐和健身,早上6点起来跳广场舞,契合传统“自然节律的时间观”;而年轻人认同“认知理性控制的时间观”,他们周末想睡懒觉或者想在9点上班前多睡一会是“为了更好工作”,老年人跳广场舞却是“无法转化为金钱的时间”,因此老年人应该让路。

再看空间冲突。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在各自的农庄,并不知晓要步行几天以外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对空间的把握很微弱、界定也模糊。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情况起了变化。以透视法学说为基础的精密透视地图产生了一种冷漠几何学的空间感,这些具有很强客观性、实用性的地图,对土地产权的确定、政治边界的勘定、交通运输的指引产生了“价值”。(见哈维《后现代的状况》)由于现代城市刺激的繁复性,人们不得不养成一种冷漠的人格来抗拒外界的过多烦扰,私权空间的观念兴起了。举个例子,农村死了人,晚上办丧事吵闹,邻居不会觉得权利被冒犯;可在城市小区里,办丧事也不能吵到邻居,否则就会被人打110报警投诉。

所以,广场舞酿成的空间冲突在于:大妈秉承“模糊共享的空间观”认为,广场属于公共空间,周围邻居应容忍广场舞噪音;白领则坚持现代“私权分明的空间观”,广场舞噪音干扰他人,大妈应该克制、自重。

自然/理性、共有/私权的角力,本质是两种时空观的冲突。广场舞让城市白领有异己感,就像一个立志减肥的人讨厌自己身上的赘肉。他们污名化广场舞或许是想掩盖自身的局促,因为广场舞作为福柯所说的“差异地点”,其功能是创造了一个幻想空间(休闲娱乐),以揭露真实空间(人类生活被关进资本主义时空的囚笼)幻觉性的病态和混乱。

当然,老年人也应该反思自身,跳广场舞音量能否小一点?别人晚上睡觉、白天上学上班时能否歇歇?毕竟传统的时空观也包含了“社区共同体和谐”的要素。

“只要我跳得足够快,我的孤独就追不上我”,这话固然诗意,但也请别踩到他人。这样我们才有勇气坚信:“不是老人在变坏,而是坏人在变老。”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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