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性骚扰的集体沉默,为何突然打破?

观点 徐贲
沉默可以是一种善意的谎言 也可以是一种犯罪共谋


美国《时代周刊》2017年度人物的殊荣被授予那些敢于“打破沉默”揭露性骚扰和性虐待的女性。就在之前一个星期,美国NBC电视台“Today”早晨节目皇牌主持人麦特·劳尔被女同事指控有“不当性行为”,NBC接获投诉后将劳尔解雇。令人诧异的是,对劳尔性骚扰的公开指控虽是头一次,但这位在NBC供职长达20年的大牌主持人有“追女人”的癖好,却是圈内人所共知,为什么直到现在才“东窗事发”呢?


这是因为,名人、要人的性骚扰行为,以前只被认为是男人的风流小事,而如今正在成为美国广大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被视为是严重错误,甚至犯罪行为。先前对劳尔“追女人”保持沉默的人,也许是给他面子,如今不再沉默,是对错误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行为也就发生了改变。


人们在不同事情上保持沉默,造成的伤害后果是不同的,沉默者和当事人的感受也完全不同。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里,伊万·伊里奇快要死了,“最折磨他的是欺骗,是谎言。不知为什么,他周围的人都同样认为,他只不过是病了,不会死的。所以,他只需保持安静,接受治疗,然后好事就会发生了。但他知道,照他们说的去做,不会有什么结果,到头来是受更痛苦的罪,然后死掉。这种欺骗折磨着伊万·伊里奇——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和他都知道的事情,而是要对他的病情说谎,并且希望和强迫他参与这个谎言”。


沉默的共谋有其社会作用,就是在坏事发生时,人们仍可保持一团和气,避免出现令人难以应对的尴尬和窘迫。但是,看似无害的共同沉默,与犯罪的恶性共谋,有相同的社会心理机制:出于某种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因,对有些事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这种默契是一种集体性的自我欺骗。


这种沉默在职业人士中尤其常见——他们都是有涵养和“拎得清”的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像没文化的人那样大嘴巴。美国医生的毒瘾问题就是一个职业人士始终用沉默掩盖的公开秘密。麻醉师威廉·法莱是“医生戒毒计划”的负责人,他自己以前就有药瘾,长达10年之久。他离不开一种叫“带尔眠”(Dalmane)的抗焦虑药,要是三小时不用这个药品,手就颤抖不停,打静脉针时把病人都吓坏了。


他的药瘾非常明显:穿着邋遢,脾气暴躁,眼睛又红又肿。但是,法莱说:“我的医生同事们都一致对此缄口不言。他们知道我一定是出了毛病,但就是没有人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医生之间忌讳谈论与药瘾有关的事情。打破忌讳的往往是“不懂事”的圈外人。《皇帝的新衣》里唯一说实话的就是那个不懂事的孩子。


圈内人加入沉默的共谋与自身利益有关。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古尔曼在《必要的谎言,简明的真相》一书里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一位律师朋友告诉他,警官们在法庭上说谎是常有的事,尤其在涉及毒品案件的时候。这位朋友知道警官在说谎,但因为那便于他办案,也就眼开眼闭,默认了事。


古尔曼问他,法官知道吗?朋友说,法官也许会怀疑警官没说实话,但法官和警官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法官与被告人只在法庭上才相见,所以做出相信警官的样子,办案就会少些麻烦。古尔曼问,那么好人是否会被冤枉呢?他朋友说,有可能吧。古尔曼认为,如果法官和律师对警官证词的真伪保持沉默,那么,如果造成冤案,他们就是共犯。


不透明的权力经常靠强制沉默来维持,而集体沉默无一例外都是在默认强权的合理性。上司对下属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是一种凭借权力的犯罪行为,对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了明确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有了公开控告的勇气。她们一旦先打破沉默,集体沉默也就变得难以维持,也让对性侵犯的“不哑忍”和“零容忍”渐渐成为今天公共生活的新规范。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