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怀疑者聂树斌

调查 滑璇 韩永
被怀疑者聂树斌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滑璇 韩永
(发自石家庄、邯郸、荥阳、北京)

找到女儿康玲玲的遗体,康父第二天来到石家庄市委,他对此前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十分不满。报案却不立案,这是什么公安!康父愤愤不平地抱怨。这一次,老人得到的答复是:已经立案。

康父曾告诉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当时的石家庄市委书记赵金铎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

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谁是凶手始终是个疑问。直到1994年9月23日下午6时20分,郊区分局民警张日强、杜同福在附近的电化厂宿舍区发现了一个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

1994年11月30日,石家庄市《社会治安报》上,与张、杜二人同为专案组成员的民警焦辉广发表了通讯稿《青纱帐静悄悄》, 文中这样讲述抓捕过程:只见他从防水堤大路上拐进平房宿舍区,不时地左顾右盼,两位侦查员猛冲过去,拦住去路,张日强突然喝问:“站住!干什么的?”那家伙一惊,掉头想跑,被杜同福一把拽下自行车。

这个被拽下自行车的青年,就是时年19岁的聂树斌。

山地车青年

如果不是焦辉广的这篇通讯稿,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大概永远也搞不清,自家老实巴交的独生子,怎么就成了拦路强奸杀人案的嫌疑犯。

据焦辉广描写,1994年8月11日以来的一个多月中,警方先后查访了8个村庄、12家工厂企业的1000余人次,并摸出13名嫌疑人,后被一一排除。

9月8日,警方在电化厂宿舍区内,从一退休工人处得知,入夏以来总有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骑一辆蓝色山地车在附近闲逛,并几次尾随妇女上厕所。这个人“留平头,长方脸,小眼睛,不像市里人”。

令人生疑的是,据说8月初,这个人还在孔寨村方向出现过。

老工人的话立刻成为重要线索,侦查开始向电化厂宿舍及聂树斌所在的鹿泉方向辐射。之后的几天,几名菜农也称见过一个骑着蓝色山地车的青年来回游荡,尾随过路青年妇女。在焦辉广笔下,一位农民大嫂向警方反映,一名骑着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悄悄骑到菜地边土路上,不怀好意地看着她”,等她抄小路回村回头看时,“那家伙的样子活像一只垂涎三尺的恶狼”。

1990年代中期,山地车还是稀罕物,并不普及,在农村更显扎眼。9月23日,当聂树斌骑着蓝色山地车在电化厂宿舍区“出现”时,很快就被警方发现。聂母张焕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聂平常没事时,确实喜欢骑车闲逛,有时也会走出老远,但他总是玩玩就回,从不夜不归宿。

但那一晚,聂树斌没有回家。

第二天上午,警察找到了聂树斌家,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在外上班,张焕枝也下地干活,家里没人。下午,张焕枝在家见到三名自称郊区分局的便衣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只说“你儿子被逮了”。张焕枝听了吓了一跳,一下靠在墙上。警察也没有交代聂树斌究竟犯了什么事,只说有作案嫌疑。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张焕枝觉得当时被吓蒙了,没顾上多问。“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他说是警察就是警察,根本不会怀疑。”她说,要是换了现在,至少要查查他们的工作证,就像每有记者到来,都要检查记者证一样。

从9月24日起,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警察往聂家跑了三四次。他们搜查聂树斌的房间时,还从抽屉里拿走了一个小本。张焕枝说,儿子从来没有记日记的习惯,里面写了些什么,家人到现在都不清楚,但警方说“里面写了一些内容,要拿走”。

警方还拿了一件衣服要聂家辨认。张焕枝记得,一个警察坐在北屋的椅子上,抬高的手里拎着一件花衬衣,“这衣服是你们家的不是?”张焕枝看了看,“不是。”警察又扬扬手:你看仔细点。张焕枝再次确认:不是。

“那是一件女人穿的花衣服,长袖,上面有蓝色的花,一朵一朵的,并不大。”张焕枝说,上面也有小碎花,比一块钱的硬币稍大,但是很少。这个细节也成了19年后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张焕枝指出检方在证据上“造假”的理由。此为后话。

康父告诉律师李树亭,破案期间,警方也去过他家几次。一次拿走了女儿的照片,一次拿走了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花衬衣,另一件是连衣裙。康父说,“这些衣服都在公安局放着,我们要,公安局不给。后来(警方)又拿了衣服让我们辨认,一件也是花衣服,一件是连衣裙。”不过康父表示,之后拿来辨认的衣服并不认识。

出事以后,张焕枝去过儿子学校。她说,对于聂树斌犯事,老师、同学的反应都是“抓谁也不能抓聂树斌啊”。杨中山是聂树斌在校办厂工作时的领班,带过他一年多。在杨中山眼里,聂树斌实在、老实、话不多,“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行为,干活还行,不偷奸耍滑”。

“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知道聂树斌被抓后,张焕枝开始往郊区公安分局跑,一是要看看儿子,二是想问问他到底犯了什么法。一周之内,她从鹿泉骑车去了两三次,次次都被堵在门口。“连门都进不去,怎么找人,怎么问?”张焕枝皱着眉头提高了声音。

见不到儿子就赶紧找律师。通过聂父二嫂的关系,张焕枝辗转找到在法律服务社(现石家庄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张景和。“张景和从前好像不是律师。聘请他的时候,我给了2000元。”张焕枝回忆,“那个时候2000就挺多了。”

对于整个聂案经过,张景和理应是最有发言权的非公职人员。然而,据他的家属透露,如今77岁的张景和由于疾病缠身,已在医院住了多年,根本无法回忆近20年前的旧事。

一开始,聂家人都以为,聂树斌最多也就是个小偷小摸。更从未想过,从不惹事、有些口吃的聂树斌犯下的竟是强奸、杀人的大罪。甚至,在找律师的那段时间,聂家还如期操办了聂树斌姐姐的婚事。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聂学生在工作单位石家庄联碱厂见到一张逮捕证,上面清楚地写着聂树斌“强奸杀人”。据媒体报道,老实少言的聂学生当时死活不肯在逮捕证上签字,狂喊着“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警察说,签吧,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儿子强奸杀人?张焕枝怎么也想不通。“树斌从来没跟女的干过那种事,怎么会去强奸?而且那个女的三十好几了,树斌才二十,怎么会去强奸她?”在张焕枝眼中,儿子性格内向,甚至有些懦弱。1993年儿子在家里连只母鸡都不敢杀,第二年怎么就能跑出去杀人?张焕枝说得非常直白:他没那个胆量。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满脸泪水”

一审开庭前,张焕枝在二嫂家第一次见到张景和,时间不长,只有半小时不到。18年后,见面时的大部分细节,已然忘却。她只记得张景和告诉自己,对玉米地中的命案,聂树斌前5天都不认,第6天却突然改了说法。当张景和询问聂树斌,“之前你怎么不认”时,聂树斌没有回答。再问“现在怎么又认了”,聂树斌流着眼泪,略带口吃地说了两个字:打哩。

对于这个说法,张景和曾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间接否认。媒体报道显示,张景和一共与聂树斌会见3次,但聂从未喊冤,每次都承认事情是自己所为。

在聂树斌供认犯案时间的问题上,《青纱帐静悄悄》也有描写:9月29日,在侦查人员强有力的政策攻心和确凿的证据面前,聂树斌自知再无法抵赖,终于缴械投降,供认了拦路强奸杀人的全部犯罪事实。9月29日,正是聂树斌被抓的第6天。

至于口供内容,张景和告诉张焕枝:现场什么样,口供就什么样。依据此前报道,张景和曾经透露,聂的口供里包括尸体摆放方向、自行车样式、内衣颜色等。这一切,均与现场吻合。但张焕枝强调,张景和说现场没有指纹、脚印,也没做过DNA鉴定。

从二嫂家回来,张焕枝左思右想。她认为,儿子天生口吃、不会回嘴,审问时必然吃亏。“过去,我也错怪过他,都是事后才明白,因为他说不出来”,张焕枝说。而且,前5天为什么一直不认,第6天就认了?从此以后,张焕枝每次回忆起来都非常后悔“当时怎么就没问问张景和儿子身上是不是有伤?”

接下来的几个月,聂树斌音信全无。张焕枝再次见到儿子,是在1995年3月3日,案件一审开庭之后。

1995年,石家庄中院还在靶场街,马路不宽。那天,张焕枝赶到法院,却因为案件涉及受害人隐私没能入场。除了法官、检察官,走进法庭的只有康父与张景和。张焕枝一直在街上等,直到一个多小时后看见张景和与一名法官一道离开,庭审结束。

张焕枝匆匆走上法庭所在的二楼,刚一推门,就听见聂树斌号啕大哭。她赶快跑进去,看到聂背对自己,还没跑到跟前,就被几名法警拦住。张焕枝大叫一声:树斌!儿子抽泣着回头看了自己一眼,满脸泪水。这是母子二人最后一次相见,相隔七八米远,没有说一句话。

对于庭审情况,张焕枝事后曾找张景和询问,张景和说他抓住证据不足这一点努力辩护,但法庭并未采信。

康父也向李树亭回忆过此次一审场景,“一开始法官先说了一些程序问题,之后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依据康父的说法,庭审中没有进行调查、质证和辩论,张景和只说“孩子年轻,从轻处罚”,并让聂家多赔钱。

在李树亭看来,这次庭审过于简短,“从时间上看,留给律师说话的机会不会太多。”李树亭说:“这样的案子如果放在现在,开庭最快也得半天,一般都要一整天。”

1995年3月15日,聂案一审宣判,认定聂树斌强奸、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判处聂树斌赔偿康家丧葬费及其他费用2000元。

宣判后,聂树斌和康家同时上诉,前者的理由是量刑过重,后者的理由是存在疑点、民事赔偿过低。与一审相比,二审干脆没有开庭,只作书面审理。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减轻了对聂树斌强奸妇女罪的量刑,但整体维持了石家庄中院的原判。

那段时间,张焕枝说她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执行死刑

五一前后,正值春夏之交、天气转暖之时。

1995年4月28日,和康玲玲出事的那天一样,也是一个周五。在张焕枝的叮嘱下,聂学生挑拣了三件单薄的衣服,骑着自行车来到关押聂树斌的看守所。

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正忙着,一看聂学生来了,马上问道:你怎么又来了?聂学生说:天热了,我给儿子拿两件单衣。听到这话,工作人员放下手中的活,转身离开。十几分钟之后,一个人冲着聂学生一个劲地招手: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说说。聂学生走过去,对方说,你儿子走了。

“走了?去哪了?”聂学生不解。那个冲他招手的人说:往后不要再来送衣服了,你儿子昨天被枪毙了。

聂学生只感觉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晕倒在地。回到家后,张焕枝听说儿子已不在人世,关切地问道:你刚才怎么回来的?聂学生说,我都不知道骑自行车怎么样骑回来的。之后,聂学生一头倒在炕上,一言不发。

许久,聂学生躺在床上幽幽地告诉张焕枝:你坚持住,我也坚持住,咱们不管,一定要再去问问。张焕枝说,人都枪毙了,问又有什么意义。外表憨厚、不善言辞的聂学生说,那不行,必须问。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康玲玲、侯军、马秀兰、李玉强、郭红梅均为化名。部分内容,来自于河北省两位不愿具名公安人员及王书金本人的陈述。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马皑教授对本文提供的帮助。实习生卢樱丹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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