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非正常死亡背后

特稿 周群峰
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公众大多下意识地 将这一现象与官员的腐败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 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官员的心理状况



官员非正常死亡背后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群峰

12月8日下午,在泰山景区内普照寺附近,一位54岁的男子自缢身亡。

次日,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景区分局、泰安市中心医院、泰安市泰山区殡仪馆等多个信息源证实,该男子为泰安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卫东。泰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经现场初步勘查认定,刘卫东符合自杀特征。

在刘卫东自缢当日,广东开平市前市长、现江门市林业和园林局局长余雪俊从某公寓18楼坠下,当场身亡。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8日,2016年中国已有3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

2009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开始关注官员自杀现象。该中心致力于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及素质提高。该中心主任祝卓宏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项数据显示, 2009年-2015年7年间,共有209名官员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每一年的数量分别是22、25、23、17、11、60、 51。

祝卓宏现在还是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任。该中心由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工会委员会、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建。自2008年12月1日成立至今,该中心一直为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祝卓宏给各级公务员讲课时,最受欢迎的课程就是压力管理课程。他说,从近几年媒体的公开报道看,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公众大多下意识地将这一现象与官员的腐败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官员的心理状况。

坠亡率高企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曾有观点认为,现在官员自杀的比例是老百姓的100倍,但是这个说法没有权威出处。许燕主要研究的领域是领导干部心理特征与测评,她多次给公务员提供过心理咨询服务。

许燕说,谈论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可以从2005年、2009年、2011年、2012年这几年发生的几个标志性事件进行梳理。

2005年1月5日,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通智,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从驻地京西宾馆坠楼身亡。王通智后来被证实并非畏罪自杀,而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导致轻生。

祝卓宏和许燕都认为,2009年是全社会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在那一年的媒体报道中,共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为此,中纪委、中组部的有关负责人特别重视公务员心理健康工作,他们还曾经到中科院心理所和北师大心理学院考察座谈,请专家做事件分析。

许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纪委牵头的这个研究成果是保密的。“但是得出一个结论是,很多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不是畏罪自杀,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关注。”

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此后,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中央党校的课程设置,也开始出现心理学部分。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这种现象又加入了反腐的因素。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4年和2015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数量明显增多。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的官员有51人,明确报道为坠亡的人数高达27人,比例超过50%。2016年至今非正常死亡的36名官员中,至少有21人被证实为坠亡(坠楼或坠桥),比例接近6成。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今年1月份非正常死亡的8名官员中, 有7人为坠亡。

许燕认为,官员选择用什么方式死亡,与其身处的大环境相关。“现在,在城市,自杀方式多是坠楼,在农村特别是农村女性,多是喝毒药。对这类官员而言,他们只会采用城市中多数人的自杀方式,并没有特殊含义。”

另外,官员大多认为在家中自杀不吉利,还会给家人带来阴影,所以很少有官员在家中自杀。

许燕说,有些非正常死亡的官员自杀前会有征兆,但非专业人士很难觉察到。“从心理学分析,为了保证自杀成功,他们自杀前要做很多掩饰性行为。”

许燕说,如果官员有严重失眠,还会时不时提醒家人不管家里出现什么事都要好好活着,透露家里有多少存款等,亲友要提高警惕。“他们这些话可能就是在婉转地交待后事。”

官员失眠率25%

近年来,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中国新闻周刊》发现,2016年已公开报道的36名非正常死亡官员中,在相关通报中,有12人被明确指出有抑郁症或抑郁倾向。

在跟官员上课或咨询时,有一些案例让许燕印象深刻。

曾经有一位官员在课堂上对她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

事情过去了多年,许燕至今对那一幕记忆犹新。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该官员说那番话时一本正经,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说的都是真实的心里感受。

公安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浙江省公安厅首席心理专家赵国秋,现在还是浙江省大众心理援助中心主任。他现在每周仅有半天时间坐诊,大约接诊10多位病人,很多都是公务员。

2013年,一名患重度抑郁症的官员,提前挂好了赵国秋的专家门诊。过了几天,当赵国秋向该患者家属通知诊疗时间时,在电话那头,该官员的妻子哭着说:“昨天,他已经跳楼自杀了,现在还看什么医生啊?”

一天后,赵国秋看到了该官员因抑郁症坠楼身亡的新闻。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所曾有研究证明,中国人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数比例达到13%〜15%,其中患抑郁性障碍者大约占了6%。而公务员群体中患有抑郁性障碍的比例要高于6%。

赵国秋说,通过他30余年的研究得出来的数据是,公务员幸福指数不高,心理障碍指数和职业倦怠指数都较高。“这个群体失眠的比例达到25%左右,换言之,每4个公务员里面,差不多就有1人有失眠现象。”

赵国秋说,“10%的严重抑郁症者会以自杀方式结束病疼, 50%〜60%的自杀官员本质上都患有抑郁症。”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询问中心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

同年,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报告》中,政府机关以3.05分,排名幸福指数倒数第一。

公安部近两年的一组数据也引人关注:2015年和2014年,全国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人数分别为438名和393名,其中因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或脑溢血等疾病去世的人数分别为205人和201人,其中中青年民警牺牲比例较高。

“换句话说,近两年里,有近半数牺牲的干警不是因为与歹徒做斗争献身的,而是多种压力下发病去世的,这非常值得关注。”祝卓宏说。

祝卓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心梗、脑溢血、癌症、抑郁症,这4种病是公务员最常见的严重慢性疾病。“(公务员)患这几种病的比例是不是比其他职业多,现在还没有确切数据。但是这些疾病往往都跟压力有关,压力越大越容易得这些病。”

祝卓宏认为,从有关调研结果看,公务员的压力来源有很多,既有工作上的,也有家庭上的,还有收入上的。

有些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与其家人重病、去世等非自身因素有关。2105年跳河自杀的柳州市原市长肖文荪,就是由于妻子重病,他工作和家庭压力都很大,长期压力下出现抑郁,自杀前已经出现幻觉、被害妄想等症状。

讳疾忌医

尽管很多官员受心理疾病困扰,但很少会主动找心理医生或专家咨询。

祝卓宏曾接触过一位基层官员,身体长期不适,怀疑自己得了严重疾病,却因怕影响晋升不敢去医院,也不敢公开此事。他把风水先生请到家中,把家具重新换了位置。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行,就再请一位风水先生到家。

几个风水先生折腾几次之后,他最后万不得已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推荐他找心理医生治疗。

最忙的时候,许燕几乎每周都要到政府部门,作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讲座。她发现,讲课时,这个群体很活跃,他们很喜欢听心理压力的自我诊断与调节课程。但是,许燕也发现,这些人很少有人愿意袒露心声,不会公开说自己有心理问题。

许燕说,她一般会留个电话号码,课后往往会有人打电话给她,但是电话中这些人也往往有顾忌,只是简单说一点,为了少留痕迹,有的人甚至刻意使用公用电话。

有的人会找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约许燕面谈,聊聊其本人或“其好朋友”的心理问题。谈话时,许燕会跟他们承诺保密,全程也不会有录音录像。

赵国秋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他说,到他门诊去的有心理问题的官员,外地的一般提前一两天到杭州,找时间和他聊一会,配点药,回去;有的会跟他约到一个私密的地方,敞开心扉聊几个小时;也有人为了不透露身份,干脆让秘书代诊。

让赵国秋印象深刻的是,这类人群中,为了尽量不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病情,很多人不走医保,甚至隐姓埋名。

一位与多位高官有过直接接触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案例:几年前,某省一名高级别官员身患重度肝病后,通过私人关系认识了北京一名知名肝病医生,然后托其联系好肝源。在国庆假期,该官员以旅游为名,偷偷来京做肝脏移植手术。移植成功后不久,此人便回家休养。

上述知情者称,肝移植手术价格不菲,但是该官员宁愿自掏腰包,也不敢去走医保程序。因为一走报销流程,就会形成电子记录,病情就被公开了。

这位知情者称,很多官员患病后不敢走医保程序,但是医疗费又非常昂贵,就可能通过老板赞助,或挪用公款等凑齐医疗费。“而这样做,很容易为他们今后走上腐败道路埋下伏笔。”

病情与仕途之间的关系,虽然并没有一些公开的规定,但确是官场的一种惯例。更重要的是,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其病情很可能被对手揪住,并向组织反映。

北京市直属机关一名官员曾向媒体透露,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就不得不放弃一些已经到手的东西。他说,即使感觉自己心理有问题,也知道可能会引起相关疾病,也不会去咨询,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这些隐私不会外传。“我也不愿意向家人或朋友倾诉,以免让他们担心,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

四川省社会学学会会长陈昌文说,官员需要面对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些工作与自己的认知相冲突,会引起一些心理问题。而不健康的官场生态也会带来一些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排解,甚至刻意隐瞒的话,会进一步加重官员的病情。

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马立军在今年5月份坠亡后,与他共事多年的一位官员,曾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对官员被污名化的担忧。

他说,现在一旦有官员非正常死亡,网络上往往在未了解深层次原因的时候,先会发出一片叫好声。这事实上是对非正常死亡官员的不尊重,是对其做了畏罪自杀的心理预设。

祝卓宏说,公众会把某些负面形象的公务员贴上标签后,泛化为全部公务员的整体印象,这在心理学上叫“刻板印象”。

祝卓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消除这种“刻板印象”,一方面公务员队伍应剔除害群之马,同时也应适当引导社会舆论,避免以偏概全。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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