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海八爷

特稿 陈薇
守候老北京胡同最后的荣耀


后海八爷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薇

戴着礼帽、墨镜,系着领结,穿的是挺括的马甲、细条纹西装,一身复古的英伦范儿。在2016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一场活动中,6位“老潮男”隆重登场。照片瞬间刷爆朋友圈,网友们纷纷留言,“这不是教父嘛?”“青堂帮主?”

他们其实是后海边拉着客人游胡同的人力三轮车夫,被称为“后海八爷”,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们平均年龄50岁以上,仍旧风风火火地靠力气蹬车。什刹海300位三轮车夫,像他们这样出生、成长在什刹海边的老北京人,已经所剩无几。

“其实,这才是我平时的样子。”文大爷刘春宏从手机里翻出另一张照片。他身形高挑,头发自来卷,透着一股子文气。白汗衫、黑裤子、功夫鞋,胸前挂一串玉和菩提,手上是一串蜜腊。工作时围着毛巾,俯身向前。

后海八爷有着各自的标签:文大爷刘春宏,爱扯闲篇儿地侃;二爷常秀宁,好人缘;三爷李永福,算盘珠子;四爷郝宝林,皇带子;五爷松广新,小诸葛;六爷李刚,戏迷;七爷杨法明,还有掂勺八爷吴砚。

同在后海边长大,八位爷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大爷和三爷是发小,三爷弟弟和二爷是同班同学,三爷妈妈喊五爷妈为“老妹子”……如今,仍住在后海边的大爷、七爷、二爷,相距不过走路一两分钟。

王公府邸、寻常百姓、酒吧餐厅,从古老城区到现代景观,什刹海一步步转变着、丰富着。后海八爷的人生,亦随之交错、重叠着。他们是什刹海文化的传播者、继承人,更是后海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

旧时王府回归胡同生活

不论哪位爷蹬车,后海的历史是张口就来:由前海、后海、西海三个水域组成的什刹海,为了与北海、中海、南海“前三海”相区别,被称作“后三海”。老北京俗语称“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这片700年前元大都时期的古老水域,曾是漕运的终点,是交通要道和繁华商业区。

明代建国后,首都初定南京,什刹海渐渐荒废。直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将漕运渡口改到通州,什刹海湖面渐渐缩减,成为风景区和居住区。清朝时,这里风光秀丽,有“西湖春、洞庭夏、秦淮秋”之美,许多皇亲国戚、名门贵族、商贾富家造府于此。

解放后,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梅兰芳等都居于此地。家住后海的还有三位元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主义者马海德、收藏家张伯驹等。渐渐地,这些旧时王府、宅院有的成为国家部委宿舍,文革中又成为了大杂院,住进了最普通的老北京平民百姓们。

“您中午还没吃饭吧?”胡同里一位街坊,这样问五爷松广新。松五爷今年43岁,是后海八爷中年纪最小的。他是正蓝旗子弟,曾住过大墙缝胡同、银锭桥胡同,一直在后海这片厮混着。

“我一会儿烤肉季四楼吃卤煮去!”松五爷眉目清晰,言语间带着点北京爷们的自信、豪爽和匪气。对方只是笑,也不吱声。只有知道的人,才听得出来这是北京本地人之间的调侃——烤肉季只有三楼没有四楼;这座餐厅是清真的,不卖卤煮。

2016年10月的这天,走在大小胡同里,他不停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他曾经居住的四合院里,有一棵四五百年历史的枣树,还有石榴、柿子、葡萄。犄角旮旯里有丁香,后花园土堆上种着鬼子姜、向日葵。等柿子熟了,摘几个放窗台上冻着,冻得倍儿坨后,在屋里守着火炉吃。

后海边的老胡同,一到晚上是黑黢黢、安静静的。木头杆子的路灯,暗红色灯光像萤火虫的屁股似的,很弱很小。还没有电视机时,他和小伙伴们下象棋、斗蛐蛐、玩军旗。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大人们晚饭后先去河边遛弯,拿一个马扎在胡同里乘凉、聊天。夏天,有的拿躺椅,有人是钢丝床,在胡同里躺到3点多钟,后半夜凉了再折回屋睡觉去。

还是孩子的他们,常看到叶剑英在河边遛弯。徐向前将军有时会去学校给孩子们讲故事。至于张伯驹、丁玲的旧居,都空着、荒着,已没有人住。一群孩子们直接从破门进去摘柿子,还能在院里翻出竖版书来。大人吓唬孩子们说,这些院子闹鬼,有刀子趁人不备飞下来。

那时,老北京人生活贫苦。没有好大米,只有口感很差的机米。吃棒子面窝窝头,白面很少。家里人口多的,冬天买一平板车大白菜。只有公共厕所,自来水要去胡同里的“撅尾巴管”定时接,冬天取暖烧蜂窝煤,家家户户安黑铁烟囱。

那时,胡同路面还是土路。每年开春,路面总是翻浆。老是行车的地方,从地下往上返潮,路面就坑坑洼洼。市政每年来修理,用碾子或者拖拉机再轧一遍,要不然就没法走了。

那时和松五爷家合住的是一位老部长,有很多亲戚在国外,生活条件好很多。他能吃到五香花生米,馒头片油炸后搁点白糖、抹点黄油,引得松五爷极其羡慕。有一次,老部长家窗台上晾了几块小方块,松五爷以为是黄油,去偷吃,结果是肥皂。

后海是孩子们的乐园。扔一个筐进水里,第二天早上起来,把筐一提溜起来,上面爬满了螺蛳,拿回家倒点香油,把泥吐干净了后,拿开水煮熟、蘸了酱油,拿针挑着吃。去河里钓鱼,用蚊帐杆当鱼竿、鸽子毛当鱼漂,把牙膏后面的铅皮剪下来当鱼坠,再挖蚯蚓作鱼食。

那时,烤肉季、爆肚张、合义斋都已是附近的知名馆子。荷花市场附近,是个用栅栏围起来的游泳池。每到冬天,什刹海冰场开放,吸引全北京的孩子们来玩。家里有条件的,买双冰鞋;家庭条件不好的,弄大木板,下面钉两块三角铁,找两根煤钎子,就成了。

那时,后海属城里,出了德胜门就是城外,再走一两公里就是庄稼地。松五爷说,凡是后海的孩子们出去,颇有种城里人的自豪感。

后海八爷中的年长几位,彼时多已是国企职工。大爷在北京市机械局,二爷在北京房屋装修公司,三爷是锻工。晚上睡觉前添两块蜂窝煤,早晨骑着自行车和邻居招呼着上班去。有时怕火灭了,吃饭时间赶紧回来再添块煤。日子稀松而平常。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后海

2003年11月11日,北京的天气已经凉下来。媳妇抱着一条小毯——她特意为小毯做了一个套,把毯子搁在三轮车上,送李三爷出车。毯子是为客人盖腿用的,那辆花350块钱买来的二手车上,还备着呢垫子、热水杯。

三爷李永福戴一副眼镜,一看就是“坐办公室的”。他不敢回头。那是他第一天拉活。初见老街坊、老同学,对方常常语带惊讶:“你怎么干这个呀?干点什么不行啊?” 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第一笔生意,快到中午才挣上,一位女士带着一位老外,从宋庆龄故居上车,价砍到一位40块钱。

2003年,40块钱买菜,可以吃上一个星期了。尽管价格低,他还是接了这趟活。

胡同游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1994年,一位名叫徐勇的北京本地摄影师以拍摄胡同出了名,成立了一家文化发展公司,成为北京市第一家经营胡同游的企业。车夫们头戴毡帽,身穿红马甲,外宾180元一位。

有媒体报道,徐勇申请胡同游,花了两年多时间。最大问题是,主管部门不理解。有人觉得胡同是北京的破烂,有那么多名胜古迹,为什么要展示胡同呢?徐勇说服了领导,如果只通过立交桥、高楼大厦来表现城市的面貌太不全面,只有让人了解老北京,了解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才能在对比中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

胡同游兴起前,几乎没有人相信会有游客光临。据说,鼓楼刚开始将房子租出去做棋牌室等娱乐场所时,管理者不相信会有游人,所以连门票都不收。徐勇的创举引来国外媒体纷纷报道,什刹海胡同游项目首先在外国游客中流行起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到后海。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很多就跟着某位大哥南下广东,弄一箱希尔顿、批一堆蛤蟆镜牛仔裤,去西单的北京劝业场练摊。还有北京人去深圳,从北京空运羊肉过去,开了一个涮肉馆。

那时,烟袋斜街首先繁盛起来。开发廊的、开饭馆的,就连光绪年间开业的鑫园浴池,三楼也被街坊承包开了台球厅,8块钱一场。地安门出口旁边,有文化用品商店、邮局、银行,卖衣服、袜子的地摊一排排,还有卖烤串的、焖子的,不过,这些都不是旅游生意,主要还是为着街坊四邻的生活便利。

松五爷第一次吃上烤肉季,也是在一次练摊之后。在地安门商场门口,他卖完了一大车草莓,挣了300块。一时兴起,和哥们去烤肉季点了4个菜,才花了不到100块钱。吃到一半,他还特意回家把姐姐们叫来一起尝鲜。

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被打破,国有、集体企业实行减员增效,大批富余人员下岗。后海八爷中的文大爷、常二爷、李三爷、杨七爷,都在下岗之列。

三爷李永福,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回来后进了国企当锻工,在工会、团委坐过办公室,直至47岁下岗。上有老下有小,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无奈之下开始蹬车:“我们这一代人,好多人真正走入社会以后,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经营的脑瓜,在自己家门口有三轮车,可以挣钱,那就干呗。”

五爷松广新,在和媳妇大吵一架后开始蹬三轮。他初中时辍学,卖过羊肉串、麻辣烫,开过饭馆,但都一事无成。2001年,媳妇怀着孕,他28岁,却还像公子哥似的游手好闲,玩彩票、玩牌,就是不正经赚钱。

渐渐地,依靠胡同游的兴起,后海八爷们找到了吃饭的营生。“刚开始坐的外国人多,一天三趟,起码两趟是外国人”,文大爷记得,胡同游刚兴起时,国内旅游还不成气候。那时,收入全进自己腰包,加上小费,几位爷都挣得不错。一个夏天,功夫鞋得费掉三四双。

随着国内游客人数增多,到2006年,有21家公司经营胡同游,人力三轮车由最初的50辆增加到约1800辆。恶性竞争下,价格也一降再降。最低时,20块钱就能拉一位客人。还有一些被戏称为“大饼团”的团体游客,10块钱、8块钱一位客人都有。

2007年,北京市政府颁布了《北京市人力客运三轮车胡同游特许经营若干规定》,开始对胡同游实行特许经营。那时,西城区、宣武区、东城区和崇文区都有不同的胡同资源,而西城区的“什刹海胡同游”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对胡同资源实施政府特许经营的项目。

原先散兵游勇般在后海揽客的八爷们,从此被收编。他们有了上下班时间,还有了黑色车身、红色车篷的统一式样的三轮车,标识齐全。以前,游览路线全凭客户决定,后来则统一为恭王府、银锭桥、四合院、烟袋斜街四条固定路线。

特许经营后,个人的私车不让蹬了。李三爷将三轮车卖给了一个美国人。美国人曾是他的老客户,买来后特意将车的篷竿换了新的,没事就在小区里载着三个孩子转圈,还拍了照片发给他看。

讲咱自己的历史

“从咱们这儿拐过去,旁边就是张之洞的故居。这可是清末的一位重臣,中国重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有一次拉着客人,李三爷照常介绍景点。

客人有些激动,说张之洞了不起,是清末的四大名臣之一呢。

那时,李三爷还不知道四大名臣都是谁,虚心求教。客人告诉他,其他三位分别是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

还有一次,他拉着两位台湾的老人家,到了崇亲王府门口。其中一位老人感慨说,“先生肯定没有想到啊,他曾经到访过的王府,几十年后,他的夫人住进了这个王府的花园,一直到故去。”

李三爷知道,老人说的是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但究竟是件什么事情呢?老人说,1912年,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孙中山曾经到崇亲王府拜见摄政王载沣,向他讲了辛亥革命的意义、目的,告诉他中国的改朝换代势在必行。当时,载沣表示理解。临走时,孙中山还送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第二天,摄政王载沣又回拜了孙中山。

回去后,李三爷查阅资料,发现确有此事:“三人行必有我师。咱们北京人要脸要面,客人问你仨问题,你两个半答不上来,你寒碜。”从此,他天天看报纸,偶尔看到一块讲什刹海的,就剪下来夹在书里头。

后海八爷们喜欢拉台湾客人,特别是老人家,他们对大陆文化特别感兴趣。必去的两个地方,一是宋庆龄故居,一是辅仁大学旧址。文大爷还拉过一对八九十岁高龄的台湾老夫妇,是原辅仁大学教师,60年前曾在小新开胡同居住过。老院子没有什么变化,他们还意外遇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街坊,开心得不得了。

“有人喜欢胡同四合院,有人喜欢王府贝勒府,有人喜欢庙宇,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李三爷蹬车时喜欢和客人互动、聊天。当客人认真听,他内心充满自豪。到后来,街坊邻居家来了亲戚,会让他带着转一圈,跟他说,“福子你干吧,听别人讲是瞎掰,咱们什刹海得你讲。”

如今几百位三轮车夫中,土生土长的北京本地人很少。你若到什刹海,不时耳朵边掠过的,是带着各地口音的方言普通话。车夫里还有文盲,招人考试除笔试之外还有口试,就是为不会写字的车夫们准备的。

因为外地人多了,各种典故历史也就乱了。李三爷曾听一位车夫告诉客人,这儿是迟浩田将军的故居,“人家老爷子还活着呢!你们这是盼着老将军死呢?”还有车夫介绍烤肉季是什刹海最老的一家店,元明清三代的老字号,160多年了。“咱们元明清一共才一百多年呀?!”

“我都替他们寒碜!不聊这些了,一说就生气!”李三爷语速快了,口气也重了些。

上世纪30年代起,北京街头出现了第一辆营业性的人力三轮车。直到80年代初,人力黄包车一直是普遍而廉价的交通工具。有人因此说,后海八爷是当代的“骆驼祥子”。李三爷不同意,“今天的三轮车夫,是老北京什刹海文化的传承人,所以不一样。”

当然,不是所有客人都对文化感兴趣。有人上车嘱咐,大爷您别讲啊,咱就过过车瘾!

六爷李刚曾经拉过两位客人,来自东北的两位年轻姑娘。走到张伯驹故居,姑娘们摇头说不知道。走到什刹海体校,说到李连杰、郎平,姑娘们还是不知道。“你们打哪儿来的呀,是地球出来的吗?”起初,李六爷耐着性子开起玩笑。

到了郭沫若故居,姑娘们还是不知道。后来,其中一位问了一句话,让李六爷气得把她俩赶下了车。这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头一回。姑娘问的是:“郭沫若,他是卖什么锅的呀?”

后人寥寥

几乎没有人能说清,后海第一个酒吧出现于什么时候。有人说是1998年,庆云楼下摇滚歌手窦唯开的“无名高地”,还有人说是2000年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学生白枫开的同名“白枫”酒吧。

2003年正逢非典,受困于城里、向往着新鲜空气的人们,将眼光转向了北京皇城里的这片开阔水域。后海附近,酒吧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酒吧街人气迅速飙升,连带着国内游客慢慢多起来。

有了酒吧,后海开始有了热闹喧嚣的夜生活,歌声持续到凌晨。拥挤狭窄的小店也越来越多,以售卖民族性、古典性的服饰、工艺品为特色。后海地价一路攀升,2005年左右,一间二三十平米的平房年租金大概5万元。到了2007年,20万都未必拿得下来。

一些老字号连锁餐厅、新兴小吃店、创意菜馆,迅速占领了后海。烟袋斜街几乎换了一轮生意人,如今以旅游纪念品、特色民俗物品为主。由于经营成本上涨,2014年,始创于清朝光绪年间的鑫园浴池停业,改为客栈,结束了它139年的历史。

随着各种商业开发,胡同里的新装修、新建筑也多起来。文大爷看在眼里,有些意见。比如,垂花门。这是四合院住宅的二门,是分隔内、外宅的,警戒家中未出阁的女子不得随意出入。“商家觉得好看,用在店铺门口,其实这含义是不让你进去。”文大爷说。

胡同也完成了维修改造。以前,胡同里的房屋外墙能看出贫富差距。讲究的人家,砌墙时磨砖对缝。这是一种高级的建筑工艺,是将青砖砍磨成边直角正的长方形,砌筑成墙时以江米米汤为黏合剂,使缝隙弥合。最后,整个墙面不挂灰、不涂红,光滑平整、严丝合缝。

想省钱的人家,会拣一些没有棱角、拳头般大小的碎砖砌墙。这种墙灰多砖少,起初看不出来,但时间长了,墙面就会脱落,露出一排一排齐整的小砖头。这样的墙面上,往往长着蒿草、枯枝。

改造工程之后,后海胡同里的墙面统一成了灰色,一模一样,没有变化。原来木头、水泥杆子的路灯被代替,河岸边的土路被硬化。路边不再有野草、天牛了。不过,生活条件大大改善,院里有了入户自来水,做了上下水设施,能在家洗澡上厕所了。政府还启动了“煤改电”工程,安装了电暖气。

在酒吧打工的、驻唱的、做小生意的,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到这里讨生活。一千多元钱,就能租下大杂院里的一个单间(如今已上涨到2000元左右)。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北京本地人搬离了这里。

以前,“远亲不如近邻”,什刹海四合院里的邻居们,几代人朝夕相处、相互帮衬,形成了充满人情味的街坊文化。一个大杂院里,北屋的孩子他舅从农村来了,一进门便被西屋的街坊看见了,先迎进自己家里。如果孩子犯了错,快挨揍了,街坊会帮忙劝,把孩子拉到自家吃完饭再送回去,“行了啊,大婶,孩子知道错了啊……”

如今,拉着客人走在胡同里,后海八爷们不时能遇上一些没有搬走的老街坊。有一位邻居在吃西红柿拌面,松五爷调侃说这在北京话里叫“鸡屎拌面——假卤”,引来对方笑骂连连。说话间,一台老人车开过去。他打招呼,发出像狼一样嗷嗷的叫声。对方也不转身,同样叫上两声,便是一唱一和地应答了。

后海八爷中,因为拆迁,有人本可以离开这里住进高楼,却仍然选择了胡同。

“如果现在我离开了,没准我会得病的!”松五爷至今不习惯住进楼房。从13楼往下看,他晕得慌。蹬车一是锻炼身体,二来跟街坊四邻侃会儿,下班后跟几位爷们一起喝酒、吃烤串,“这才叫生活!”

他常将自己的生活故事讲给客人们听,招待客人的小技巧也来源于此。比如,银锭桥边有卖烧饼的,两个一块钱。拉着孩子了,松五爷就会买个烧饼,转到野鸭岛。烧饼掰碎了,往里一扔,鸭子“呱呱呱呱”地围拢来了,孩子肯定乐坏了——这正是他过去用来对付不肯上幼儿园的女儿的经验。

如今,他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养鸟、遛狗,每天以固定数字买彩票。手上胸前各一串星月菩提子,配着蓝珀和红玛瑙,盘2年了,表面已有了光亮。有时买一斤羊肉回家,加点白菜、弄点豆腐包一烩;打包鸭架子,搁点葱爆炒一下,便是一顿有滋有味的晚餐。

文大爷说自己是50岁的年纪、30岁的身体、20岁的心态。明年他就满60岁了,却还不想退休,“第一锻炼身体,第二跟客人一对一的接触”。有的客人对北京文化很感兴趣,却不好意思坐车,就一路上陪着文大爷走着。

后来,这位爱好登山的外地客人,还让文大爷也迷上爬山,两人成为忘年之交。

年纪最大的李三爷,今年正式退了休。总是右脚蹬车起步,这半年多来,他的右膝盖明显疼起来,家人也强烈要求他休息。如今,他成为公司的后海八爷活动发言人,还为新车工培训后海文化。

后海八爷已经老了。前些年,他们计划招聘“后海小八爷”,让一些大学生甚至外国人来干这活,不过,应者寥寥。这次设计周活动后,相关方合作成立了一个“后海小八爷胡同记忆拯救协会”,希望找到一群热爱胡同文化、历史的年轻人。

“真正什刹海的美,是它内在的美、是它文化的美。即使有一天,我们都不蹬车了,什刹海的这些文化、咱们老北京城的这些文化,还是应该传承下去。”李三爷说着,语气突然凝重起来。鸭舌帽下,他已两鬓斑白。(实习生马秀岚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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