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箕村七年

特稿 霍思伊
这个因举办“千围宴”而扬名的村庄, 跟中国许多拆迁的村庄一样,外人看着眼馋, 里面的人却滋味万千

10月2日,广州市昔日的“城中村”杨箕村举办千围宴庆典活动,庆祝改造完成,村民回迁新居,逾万人参加宴席。图/IC


杨箕村七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思伊

在姚蕴珊的记忆中,从前的杨箕村,最让她难忘的是自家天台上的石榴树和白兰。石榴花花红似火,白兰花花白如玉,花香似兰。

那时候,姚蕴珊就住在靠近村口的一栋四层小楼里,因为靠近马路,所以采光好,不像村里其他的农民自建房,密密麻麻格子般挤在一起,阴暗、潮湿、一线天,是一年四季不变的景象。

2010年6月,随着“轰”的一声,姚蕴珊的家被推土机和钩机推倒。很快,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这个拥有960年历史的千年古村近乎被夷为平地,只有几栋钉子户所属的楼房孤零零地立在瓦砾残垣中,依然阴暗、潮湿,却再没有以前的一线天。

姚蕴珊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居住了近十年的地方竟然这么小。以前,她踩着单车在村里狭窄的小巷里绕来绕去,道路弯弯曲曲,溅起的污水在脚边炸开,路两侧的发廊和打工仔与她擦肩而过,小小的姚蕴珊要骑好久才能绕回家里。那时候,她觉得杨箕村好大,楼房和头顶密布的天线像一张网,而她太小了,根本看不到头。

那一年,姚蕴珊11岁,刚上初中,她的家在广州市越秀区杨箕村泰兴直街54号。现在,这里已经是一栋40层的现代化电梯楼。楼里住着回迁的村民,和以白领为主的租客。楼前是一个小花园,有花有草有树,楼下的桌子前坐着两个物业管理人员,懒懒地晒着太阳。

距离2010年拆迁已经过去了七年。旧的杨箕村消失了,新的杨箕村在原来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上重新生长。告别了曾经的脏乱差,现在的杨箕村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小区,与城市里的千千万万个小区并无太大区别,唯一的不同或许是村口按旧制重建的四大祠堂,分属占据杨箕村人口最大比例的四大姓氏,姚李秦梁。

抬头望去,靠近街道的新楼外侧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恭贺业主,乔迁之喜”,几个红字热热闹闹地印在上面,空气中仿佛还能闻到不久前“千围宴”的油烟味。

2016年10月2日,回迁取房完毕的五个月后,广州杨箕村摆下1500桌宴席庆祝回迁,新小区的4000多户业主受到邀请,参与者超过12000人。当时专门从顺德请来了600位厨师和厨工,在临时搭建的6个临时大厨房中为回迁村民准备食物。每桌包括十菜一点心一水果。现场还设有安检和流动食品检测车现场监督。

这一日,杨箕村锣鼓喧天,与此同时,网络上亦是人声鼎沸。“千围宴”的盛况被媒体报道,引发热议。有人称杨箕村成为土豪村,是因拆致富的典型。按照城中村“拆一补一”的原则,杨箕村每栋(户)分得186.1平方米的回迁面积,以同地段4.5万元/平方米的楼盘均价估算,相当于户均拥有近900万元的资产。因此,有评论者认为 “杨箕村千围宴是打在所有奋斗者脸上的耳光”。

无论是褒是贬,对于杨箕村民而言,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才懂。七年拆迁,在他们的生命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就像从前巷子里那弯弯曲曲的小路,很多时候,连生活在其间的人们也不知道哪边是正确的方向。

前夜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扩张,和所有其他的城中村一样,杨箕村也经历了从种田到种楼,经拆迁而回迁的发展历程。1992年,村中田地大部分被征,杨箕村村民全部“洗脚上地”。其时,广州的发展蒸蒸日上,让全国人民心生向往。外来的打工者在这里淘金,年轻人在这里寻梦,而狡黠的杨箕村村民也利用这一发展契机进行转型。

一栋栋小楼在原有的田地上缓缓竖起,速度并不快,大多数村民贫穷,只能一层层地建,卖了这批猪、那批菜有了钱,再盖新的一层。渐渐地,全村被密集地建满了这种“握手楼”——由于缺乏规范,所以野蛮生长,楼与楼之间距离狭小,打开窗户,就可以和隔壁楼里的村民握手。

这些“握手楼”大多四层,每层40-50平方米,除了村民自己居住以外,其他的房间均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90年代,一个单间大约100-200元,进入21世纪,则涨到了400-500元。从原来的种田改为种楼,自此,杨箕村民开始以房租为生。

随后,广州东扩加剧,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相继建成。90年代初,广州市政府提出建设珠江新城,其定位不仅是中央商务区,更是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广州新城市中心,成片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而这一次,村落的自然发展已经远远跟不上城市现代化的步伐。从高空俯瞰,光鲜亮丽的钢铁森林之中,有一块低矮阴暗的沼泽,这便是毗邻珠江新城的杨箕村,对于力图打造国际化都市的广州城而言,仿佛一贴膏药,又如鲠在喉。

而对于姚蕴珊一家而言,这里却是自己的家以及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姚蕴珊所住的小楼属祖父姚礼津名下,拆迁前,她和父母、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占据了整个三楼,其他楼层则全部出租。她还记得住在四楼的是个来自广西的年轻姐姐,二十出头。每天下午,小小的姚蕴珊放学回家,就坐在四楼的楼梯口等温柔的姐姐下班,陪她一起去天台玩耍。住在五楼的哥哥也来自广西,二十出头,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姚蕴珊记得他养了一只猫,黑白相间,十分漂亮。夏日的午后,哥哥、姐姐,还有一只猫,小小的姚蕴珊跑上跑下,玩得不亦乐乎。

还有那个记忆深处的天台!因为杨箕村治安较差,刚上初中的姚蕴珊很少在狭窄的巷子里玩耍,而天台就成了她的游戏乐园。这里有她的石榴树和白玉兰,有她的哥哥姐姐,还有她的童年。从天台向东看过去,是奶奶名下的另一栋楼,伸出手就可以够到,姨妈住在那里。向北望去能看到姚氏祠堂,几个老人正坐在门口的石阶上闲聊。向南看过去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一片,就是杨箕村的内巷。姚蕴珊很少在里面长时间停留,巷子里很黑,经常有打工仔蹲在两侧抽烟,每次遇到这些人,她就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快速走过。

拆迁前的杨箕村,是外来务工人员到广州落脚的第一站,由于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租金又比周边的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至少便宜几百元,因此成为外地人来广州租房的首选。那时候,杨箕村容纳了4万多外来人口,租客来自四面八方,覆盖社会各个阶层,既有吃过上顿没下顿的农民工,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亦有想要赚第一桶金的生意人。

在这里,粤语和各地的方言混杂在一起;站街的小姐在发廊前面抽烟;吃着大排档的打工仔吃着吃着就抡起胳膊干架;罪犯、盗版碟和南方都市报在同一个角落出没。

终于,到了2010年,政府决定彻底清理这个城市的“伤口”。2010年,越秀区将其列入52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之中,作为亚运会前必须完成拆迁的9座城中村之一。2010年7月,杨箕村开始清拆工作,98%的房子在两个月内拆除完毕。

姚蕴珊很难过,尤其舍不得天台的石榴树,但也没有办法。

拆迁

事实上,早在2009年7月,杨箕村就开始启动拆迁工作。每户村民均收到一份村委下发的《城中村改造征询意见书》。《意见书》的补偿条款并不明细,只是粗略列出了 “拆一补一”原则,即对村民实行拆一平方补一平方的方式,进行原地安置,没有回答包括超规违建面积如何计算、复建房容积率和密度是多少、原有的村集体物业如何处理、如果烂尾由谁来负责等关键问题,因此绝大多数杨箕村民拒绝在意见书上签名同意。

姚蕴珊的外祖父姚礼津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出示的一份《改造征询意见书》中,他列出了自己对于改造方案的几点建议,其核心是“两个公示”,即要求对改造前现有房屋现状、数据、村内物业集体资产进行公示,对改造后所有房屋现状、数据、小区的基础商铺、车铺、会所等,以及入住时候的摇珠分配情况进行公示。

然而,姚礼津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村干部的及时回应,其他村民的情况亦与之类似。于是,村民的不满开始发酵,要求公开村集体物业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直到村委会通知村民要拆迁为止,村民们对自己村里的财务状况仍然一无所知。

事实上,杨箕村村委会已经三十来年未曾公开村财务和集体物业的资金去向。村民们担心“城中村改造”这个项目会出现贪腐,使复建房的质量出现问题,或者演变成烂尾工程。而村财务的公开是抑制村官贪腐的第一步。

8月17日,全体村民上陈《建议书》,公开提出五点要求:

一、 要召开一次全体村民会议;

二、 强烈要求公开村集体的所有物业;

三、 村内的所有政务问题要与村民公开讨论;

四、 强烈要求公开村干部所有的私人物业和个人收入;

五、 希望能够重组村委会,新的村委要由村民投票选举。

就这样,为期一个多月的“8·17”抗议开始了。抗议持续了好几轮。

期间,发生了冲突,村干部缩头不理,同村人冷眼旁观,同行者心灰放弃。头顶是炎炎烈日,有激动者忍不住冲进村委会砸碎了一个花瓶。

村民和村干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普通村民内部亦开始分化。

最终的结果是一纸不合格的《财务收支情况表》,没有公章,没有财务负责人签名,没有企业负责人签名,没有村委会干部签名。“四无”财务表让杨箕村民非常愤怒。有村民指出,其中公布出来的费用极其不合理,22人的饭堂一个月就花了村民4.3万元。十个村干部,一个月就以“招待费”的名义花了村民二十几万。

与此同时,很多村民被抓,大多数在拘留二十四小时后被放,另有四名村民因涉嫌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逮捕,被判七至九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缓刑一年。

2010年4月18日,杨箕村拆迁动员表决大会在杨箕小学操场举行。根据广州市三旧改造的相关规定,必须经过两轮的集体表决,同意改造户数比例达到90%以上,才能启动改造。

据姚礼津回忆,表决大会完全是“走过场”。台上的村干部发言完毕,就问村民有没有不同意见,话音未落,便马上说:“没有?好吧,散会!”而此时,台下的很多村民尚未来得及举手,有些举起的手僵硬地悬在空中。

“完全没有给村民说话和提意见的机会。”姚礼津说。

时任村书记的张建好在接受央视新闻栏目《看见》采访时曾对主持人柴静说:“当时讲完了以后表决,没有人出声。”

柴静继续追问:“但这个方式是并没有让大家举手表决?”

张建好说:“没有没有,没有表决。”

而就在本次股东大会举行之后的一个半月内,99.5%的村民同意签署了拆迁协议。张建好曾以此为依据回应柴静对表决程序不民主的质疑,她说:“不到一个月,99.5%的人都签了,那你说没有表决,没有表决大家为什么会签呢?”

一位不愿具名的杨箕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签订协议的人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村干部以及跟村干部关系很近的村民。另一种是房屋本身地理位置不好,位于黑暗角落,常年采光不足的人,这一类人早就对自己的房屋不满,希望通过拆迁获得位置更好的房屋。第三种是村里的大多数,即跟风的人。

跟风的人大多受到签约优惠政策的诱惑。村委会承诺,5月30日前签订安置协议,可以获得1万元的签约奖励费,并且在复建房的分配上拥有一定的优先选择权,有更大的概率获取地理位置好、房间采光较为充分的房屋。

坚持拒绝签订协议的村民,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经常被断水断电,受到村里地痞流氓的骚扰和威胁。两相对比下,很多村民逐渐妥协,签订了协议。

2010年7月,杨箕村已是一片废墟。99%的房子在两个月内拆完,而作为剩下的1%,18户拒绝签订协议的留守户,依然在断壁残垣中坚持了三年。

拉锯

李建明是坚持到最后的两个留守户之一。2010年,他辞去了月薪一万元的工作,像钉子一样把自己钉在了其位于杨箕村同古巷十二号的一栋七层祖屋里,这一钉就是三年。

李建明等18户留守户表示,对协议不满的原因有三,一是拆迁方案程序不够公正合法,没经过全体村民表决;二是普遍存在的超建面积不予安置,要求更加公正合理的补偿;三是没有明确的回迁时间表和责任人。

多名受访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没有一名村领导在安置补偿协议上签字,连村支书都不肯盖章,如果真的成了烂尾楼,到时候去找谁?

2011年1月18日,杨箕村的旧城改造项目,被唯一的竞拍者富力地产以4.7265亿元的底价拍得。

留守户和村委、开发商开始了持久的拉锯战。

2011年3月,由于双方分歧较大,杨箕股份合作经济联社将钉子户告上法院,寻求司法解决。越秀区法院认为,杨箕村的改造保障了村民的整体利益,留守村民的宅基地,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原告有权收回,因此被告留守村民全部败诉。

2012年5月9日,52岁的留守户之一李洁娥在众多杨箕村民面前跳楼身亡。此前的3月21日,李洁娥在杨箕村永巩二横8号的房屋,被广州越秀区法院强制拆除。

此时,还有15户村民未签协议。

然而,随着僵持时间的拉长,部分已经搬迁的杨箕村村民,态度开始转变。由于留守户的坚持,原本承诺三年半的回迁时间,显然已经无望。在漫长的等待中,很多老人去世;家中有孩子上学的村民,因为搬到离杨箕村较远的地方居住,每天五六点就要出门上学,晚上很晚才能到家;很多以前靠房租为生的人,失去了房租收入,生活拮据,而每月每平方米30元的临迁费,交了房租后就所剩无几。并且,七年来,房租在涨,物价在涨,临迁费却始终没有涨。

姚礼津的女儿姚婉菲在外面租房七年。她和老公两个人住在海珠区,月租2000多。每天,在机场上班的老公花在路上的时间有三个小时,一天的地铁费要十几块钱。

52岁的村民叶翠芬和老公住在离杨箕一个小时车程的番禺区,一双儿女和自己的母亲住在村口的金迪大厦,按规定,这里是70岁以上老人的统一安置地,临迁费还是每平方米30元。平日里,叶翠芬要在杨箕村和番禺区之间两头跑。

生活的琐碎和生存的重压,可以将一切复杂的情感磨成单一的棱面。越来越多已经搬迁的居民开始对留守户不满。原本和谐的杨箕村进一步割裂和分化。

2012年12月16日,留守户15户变成了8户。近百位村民聚集在杨箕村口,举着“强烈要求法院按照法律执行”的横幅和标语,要求尽快对8户钉子户进行拆除。有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些村民是受人指使,不能代表整个杨箕村。

2013年初,李建明的房子周围,被杨箕村民挖出了一道近两米深、三四米宽的水沟。李建明一家五口就住在这座废墟之中的“孤岛”上,屋内经常断水断电,已上高中的儿子要“翻山越岭”才能到家。僵持期间,李建明还曾经被打伤。

2013年7月,杨箕村的最后两家“钉子户”李建明、李启忠终于在协议上签字,开始搬离祖屋,施工单位也在同一时间对这两栋楼进行拆除。至此,持续三年的僵持局面终于被打破。

随后的三年间,在杨箕村11.5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原有的1496栋“握手楼”被改造成了15栋36-42层的电梯楼。

2016年5月,新杨箕村正式建成。打开房门,走进新家,等待了七年之久的杨箕村民终于得以回家。

18户留守户中,留在杨箕村的只有2户。

回迁

2016年6月,姚婉菲终于走进了自己期待已久的新家。这是一套67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室内明亮,采光充足,墙壁洁白,厨具现代。然而很快,姚婉菲发现,这个新家跟自己想象中完全不同,却又仿佛在意料之中。

七年等待间,最担忧的情况果然发生了——复建房出现质量问题!

最严重的是房屋的漏水问题。到处都在漏水,阳台漏水,天花板漏水,厕所漏水。沿着阳台外围边缘,水从上层渗下来,姚婉菲不得不在阳台的外檐上绑上几个泡沫板,用来吸水。《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有的板子已经发硬发黄,可见已经吸水日久。

姚婉菲的老公猜测,漏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楼上的防水没有做好,地板上的瓷砖下面应该铺一层水泥做防水,而目前则多为沙子。二是阳台曾在施工期间被用作吊笼的支撑架,打了四个孔用来做支撑,但施工完毕后却没有封死,所以水就从上面涌进来了。

从拿钥匙开始,姚婉菲就被新房的物业弄得火大。先是拿钥匙的时候,被迫签署一份同意停止领取临迁费的协议,签署之后才能收房,否则就不给钥匙。姚婉菲在现场和工作人员理论,“还没有看房就要求收房,如果房屋质量出现问题怎么办?!”

由于需要上层住户挖开瓷砖进行防水处理,姚婉菲多次试图联系楼上业主和租客。后来她了解到,楼上的业主已经将房子租给了一位承租人,后者又将房子出租给了一位香港贸易商人。此人经常出差,为了保护隐私还换了把新锁,此人不在,漏水的问题就无法解决。

姚礼津的另外几套房子也陆续出现质量问题,漏水,灶台有裂痕,油烟机在炒菜时候突然停止运作。在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出示的一个视频中,厕所墙壁的瓷砖一碰就掉,后面连粘合的水泥都没有,一铲下去,瓷砖就下饺子似的往下掉。

对比以前的生活,姚婉菲十分感慨。虽然在表面看来,曾经的“握手楼”没有现在的电梯楼干净整洁,但租客也都知根知底,不像现在,由于房子不是自己的,前后左右租给谁也不清楚,关了门谁也不认识。

姚婉菲回忆起以前楼门口的铁门,进出的时候声音很响,租客上下楼,带什么人回来她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叫他小声点不要打扰到别人,对上下楼喊一下就好。现在只能打电话到物业管理处,物业还没人管。”

入住几个月以来,姚婉菲发现整个杨箕村都存在上下楼之间的漏水问题,现在她下楼转一圈,大家都在吵,和物业吵,和邻居吵,和自己家人吵。

争房

52岁的叶翠芬推着78岁的老母上村委会和法院跑了十几次,每次都失望而归。

这一切还要从分房开始说起。叶翠芬的母亲陈丽婵名下有204平方米的房产,按照拆一补一的原则,回迁后分到了一套104平方米的房产和两套小户型房子。陈丽婵育有一子三女共四个孩子,因此希望能够将这套104平方米的房产置换成两套小户型房子,这样每套房子均为50平方米上下,分别分给四个孩子,一人一套。凑巧的是,叶翠芬的老公名下原有168平方米的房产,回迁后分得三套小户型房子,面积分别为63、49和56平方米。叶翠芬希望用自己63和49平方米的两套房子,和母亲的104平方米这套进行置换。

可是,在叶翠芬和母亲拿着置换协议去村委会要求签字时,却遇到了阻力。村委会以需要其哥哥叶伟明签字为由,拒绝同意双方的房产置换,叶翠芬和其母的要求迟迟得不到解决,陷入僵局。

叶翠芬很纳闷,要求置换的三套房产都不在她哥哥名下,为什么必须要她哥哥的签字?置换双方的当事人都同意,为什么不给置换?明明是家庭内部的事情,村委会凭什么干预?

事实上,因为争房的事情,叶伟明早就和家里的其他人闹翻。甫一得知母亲分到了一套104平方米的房子,住在外面的叶伟明马上回家,要求这套104平方米的房子应该归自己所有,他的要求随后被其母陈丽婵拒绝。

叶伟明被拒后依然坚持,叶翠芬和叶伟明为了这事在村委会面前对峙过十几次,未果,村委会让叶翠芬去法院寻求调解。无奈之下,叶翠芬推着快80岁的老母亲来到越秀区法院,法院认为这属于私人纠纷,拒绝受理。推了几次,法院方面请求叶翠芬不要再推老母亲前来,说老人家折腾不起。

叶翠芬也曾多次咨询律师,律师明确回复,她们的置换要求合情合理,村委会无权干涉。然而,按照程序,只有村委会签字才能置换,为了这个签名,叶家母女四人一筹莫展。

叶伟明目前在外面的住房,是其母20年前花钱兴建,按理说,叶伟明不缺房住。但叶翠芬猜测,或许是传统的农村思想让他觉得,作为儿子,就应该比女儿多分房产。

为此,三个妹妹都恨透了哥哥,而叶翠芬也恨透了村干部,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

姚礼津也认为很多家庭内部由于分房产生的冲突,原本不应存在,正是因为村委会没有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方案进行分房,很多家庭才出现人多房少的情况。早在2012年,每户村民就上交了一份表格,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希望入住的户型和面积。然而,今年3月,村委会突然通知进行摇珠分房,于是,像陈丽婵一样,很多村民要求的户型面积无法实现。“应该在盖好之前就分房,不应该在盖好之后再摇珠,盖好以后人的思想会乱。”姚礼津说。

杨箕村民姚健湛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其外嫁同学回来争房的故事。他的同学有两个哥哥,外嫁后,两个哥哥分得了其母名下的两套房,面积共160平方米。其中一个哥哥拆迁时因癌症去世,剩下嫂子和孩子。姚的同学于是回来争房,称房子是哥哥的,嫂子是外姓,没资格住。于是,大热的天,她推着母亲去修改遗嘱,要求将原本属于两个哥哥的房产之一归于她自己名下。

姚婉菲的一位同学也与母亲闹翻了。在分得母亲名下的两套房后,由于地段好,房价高,姚的同学将其中71平方米的一套卖给了本村人,用卖房的钱在南沙区买了两套房子。他的母亲一气之下,和他断绝了来往。

姚健湛感叹:“家家都在争,关系都不在了。”

兄弟相争,叔侄闹翻,外嫁的女儿回来争房,子女推着年迈的父母修改遗嘱,这些情形在回迁后的杨箕村屡屡上演。“千围宴”的热闹背后,是人性的脆弱和贪婪,是欲望和现实的较量,是家庭伦理的反复拆解和重建。

变化

对于回迁房的质量问题,很多村民认为,杨箕股份合作经济联社总经理姚耀威应该负主要责任。

1987年,杨箕、登峰两个村率先在广州市天河区进行合作经济股份制改革。自那时起,杨箕村村委会变成了杨箕股份合作经济联社,属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街道管理。杨箕联社下辖7个股份合作经济社(由原生产队改革而来,简称经济社)。

据统计,杨箕村享受村民待遇的“农转居”人员(即社区股东)有450户,994人,另有社会股东2557人,已于2003年4月年全部转为居民。

于是,村里人将村支书记称为董事长,将“二把手”称为总经理。2012年,杨箕村进行换届,主持村政30多年的张建好退休,继任的一、二把手分别是姚沛源和姚耀威。

在杨箕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姚耀威负责整个工程的质量监督。因此,发现回迁房的质量问题后,很多村民去找他反映情况,表达不满。

有一次,一位村民向姚耀威反映质量问题,姚用广东话回了一句:“村民大晒呀!”意思是:村民很了不起吗?

今年42岁的秦礼科从小到大没有打过一次架,第一次挥拳,却是对自己曾经的好兄弟姚耀威。

有一次开股东大会,有股东代表在会上反映房子质量问题,要求村委会与开发商富力地产协商,将房屋保修期,延至三年。秦礼科问姚耀威,为什么富力的商品房质量这么好,而杨箕的复建房质量这样差,姚耀威冷冷地说,我觉得你们房子的质量比富力的还好。

秦礼科当场就给了他一拳。

随后,秦礼科被拘留五天,党内警告一次。他说:“这些人给我造成的伤害是一时的,但给杨箕村的伤害却是一世。”

一拳之后,秦礼科再也没和姚耀威说过一句话。

姚礼津因为质量问题也曾多次上访,但村干部拒接电话,天河区政府不愿意接见,物业对日渐严重的漏水情况不闻不问。终于,在女儿姚婉菲第三次寻求物业帮助未果之后,姚礼津决定申请游行抗议,要求按照每平方米100元赔偿其经济损失。

在一个名为“回迁商讨群”的500人微信群中,村民的抱怨和质问几乎将手机刷屏。漏水,空心瓷砖,墙角蘑菇,等等。杨箕村民认为,自己真正的生活质量,远不像媒体报道中“坐拥千万”那样的描述。

首先,虽然同地段4.5万/平方米的楼盘价格的确令人眼馋,但对于不能将房产与外部流转的杨箕村民而言,再高的楼盘价格也与他们无关。由于村里面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只能内部流转,不能与外部交易,因此房子无法卖给村外人,难以变现。而同村人大多自己拥有房产,买房需求稀少。

另外,良好地理位置带来的租金红利尚不明显。由于一下子放租太多,供过于求,杨箕村复建房的出租并不像想象中火热。姚礼津将房子挂在中介上,从5月到现在一直无人问津。为了租房,白天,三五成群的杨箕村大妈便开始在小区门口游荡,招揽租客。

这些大妈有些只卖自己的房,有些把邻里的供给集中起来。目前,两室一厅的大多出租完毕,剩余的很多三室一厅、四室一厅仍然难以出手。很多村民反映,以前的杨箕村出租房大多为单间,容易出租,几层的单间加起来,租金也有四五千元。

现在,户均虽然分了四套房,但不像以前一家人挤在一层的情况,现代化的户型房被分割后,有的自己家人还不够住,没有多余的出租。大多户只有1-2套多余的房屋可以出租,租金算下来并没比拆迁前高多少。目前平均的月出租价格是70元/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房子大约4000元左右,三室一厅的约5000-6000元。

此外,2.5元/平方米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停车费,这些大大小小的杂费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杨箕村民觉得,自己的生活远不像外人想的那么光鲜亮丽。

姚礼津一家都没有参加10月2日的“千围宴”,他们觉得没什么值得庆祝的,“千围宴”的热闹与他们无关,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场“伤心宴”。

2016年10月15日,杨箕村的李氏家族庆祝回迁,李氏祠堂门口满满当当地摆满了几百张桌子,男女老少们热热闹闹地喝酒划拳,祠堂门口的两只舞狮正在一来一回地逗趣,底下的人拿起手机,拍照鼓掌。

有年轻的靓丽男女在不远处聚集,与热闹的人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泄露出他们租客的身份,他们好奇地看着这些岭南村民脸上的笑脸,与旁边操德国口音的欧洲人用英语低声交谈。

2016年1月28日,拥有280年历史的姚氏大宗祠迁建落成,杨箕村姚氏一族在村口大摆600多桌庆祝复建成功。入伙酒最重要的是拜太公(祖先),标志性的仪式是烧猪。

这天,各村送来的烧猪共有20多头,每头都是三四个人才能抬得起来,吃了拜过神的烧猪会保家宅平安,所以太公分猪肉时,要保证家家户户都有份。为了准备宴席,招待来自各地的宗亲,姚健湛已经连续几天没有超过三个小时的睡眠。

这里是杨箕村。七年前,脚下还是一片青石板路,38岁的姚健湛走在上面,抬头遇到隔壁的邻居问他吃没吃饭,他说没有,对方就说过来吧,他开心地就去了。

现在,他自称村里的“反对派”,反对村干部任人唯亲,反对村官腐败。杨箕七年,人心散了,有些过去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即使如此,姚健湛仍然相信,杨箕村民会越来越团结,一切都会越变越好。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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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思伊

在姚蕴珊的记忆中,从前的杨箕村,最让她难忘的是自家天台上的石榴树和白兰。石榴花花红似火,白兰花花白如玉,花香似兰。

那时候,姚蕴珊就住在靠近村口的一栋四层小楼里,因为靠近马路,所以采光好,不像村里其他的农民自建房,密密麻麻格子般挤在一起,阴暗、潮湿、一线天,是一年四季不变的景象。

2010年6月,随着“轰”的一声,姚蕴珊的家被推土机和钩机推倒。很快,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这个拥有960年历史的千年古村近乎被夷为平地,只有几栋钉子户所属的楼房孤零零地立在瓦砾残垣中,依然阴暗、潮湿,却再没有以前的一线天。

姚蕴珊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居住了近十年的地方竟然这么小。以前,她踩着单车在村里狭窄的小巷里绕来绕去,道路弯弯曲曲,溅起的污水在脚边炸开,路两侧的发廊和打工仔与她擦肩而过,小小的姚蕴珊要骑好久才能绕回家里。那时候,她觉得杨箕村好大,楼房和头顶密布的天线像一张网,而她太小了,根本看不到头。

那一年,姚蕴珊11岁,刚上初中,她的家在广州市越秀区杨箕村泰兴直街54号。现在,这里已经是一栋40层的现代化电梯楼。楼里住着回迁的村民,和以白领为主的租客。楼前是一个小花园,有花有草有树,楼下的桌子前坐着两个物业管理人员,懒懒地晒着太阳。

距离2010年拆迁已经过去了七年。旧的杨箕村消失了,新的杨箕村在原来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上重新生长。告别了曾经的脏乱差,现在的杨箕村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小区,与城市里的千千万万个小区并无太大区别,唯一的不同或许是村口按旧制重建的四大祠堂,分属占据杨箕村人口最大比例的四大姓氏,姚李秦梁。

抬头望去,靠近街道的新楼外侧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恭贺业主,乔迁之喜”,几个红字热热闹闹地印在上面,空气中仿佛还能闻到不久前“千围宴”的油烟味。

2016年10月2日,回迁取房完毕的五个月后,广州杨箕村摆下1500桌宴席庆祝回迁,新小区的4000多户业主受到邀请,参与者超过12000人。当时专门从顺德请来了600位厨师和厨工,在临时搭建的6个临时大厨房中为回迁村民准备食物。每桌包括十菜一点心一水果。现场还设有安检和流动食品检测车现场监督。

这一日,杨箕村锣鼓喧天,与此同时,网络上亦是人声鼎沸。“千围宴”的盛况被媒体报道,引发热议。有人称杨箕村成为土豪村,是因拆致富的典型。按照城中村“拆一补一”的原则,杨箕村每栋(户)分得186.1平方米的回迁面积,以同地段4.5万元/平方米的楼盘均价估算,相当于户均拥有近900万元的资产。因此,有评论者认为 “杨箕村千围宴是打在所有奋斗者脸上的耳光”。

无论是褒是贬,对于杨箕村民而言,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才懂。七年拆迁,在他们的生命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就像从前巷子里那弯弯曲曲的小路,很多时候,连生活在其间的人们也不知道哪边是正确的方向。

前夜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扩张,和所有其他的城中村一样,杨箕村也经历了从种田到种楼,经拆迁而回迁的发展历程。1992年,村中田地大部分被征,杨箕村村民全部“洗脚上地”。其时,广州的发展蒸蒸日上,让全国人民心生向往。外来的打工者在这里淘金,年轻人在这里寻梦,而狡黠的杨箕村村民也利用这一发展契机进行转型。

一栋栋小楼在原有的田地上缓缓竖起,速度并不快,大多数村民贫穷,只能一层层地建,卖了这批猪、那批菜有了钱,再盖新的一层。渐渐地,全村被密集地建满了这种“握手楼”——由于缺乏规范,所以野蛮生长,楼与楼之间距离狭小,打开窗户,就可以和隔壁楼里的村民握手。

这些“握手楼”大多四层,每层40-50平方米,除了村民自己居住以外,其他的房间均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90年代,一个单间大约100-200元,进入21世纪,则涨到了400-500元。从原来的种田改为种楼,自此,杨箕村民开始以房租为生。

随后,广州东扩加剧,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相继建成。90年代初,广州市政府提出建设珠江新城,其定位不仅是中央商务区,更是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广州新城市中心,成片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而这一次,村落的自然发展已经远远跟不上城市现代化的步伐。从高空俯瞰,光鲜亮丽的钢铁森林之中,有一块低矮阴暗的沼泽,这便是毗邻珠江新城的杨箕村,对于力图打造国际化都市的广州城而言,仿佛一贴膏药,又如鲠在喉。

而对于姚蕴珊一家而言,这里却是自己的家以及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姚蕴珊所住的小楼属祖父姚礼津名下,拆迁前,她和父母、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占据了整个三楼,其他楼层则全部出租。她还记得住在四楼的是个来自广西的年轻姐姐,二十出头。每天下午,小小的姚蕴珊放学回家,就坐在四楼的楼梯口等温柔的姐姐下班,陪她一起去天台玩耍。住在五楼的哥哥也来自广西,二十出头,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姚蕴珊记得他养了一只猫,黑白相间,十分漂亮。夏日的午后,哥哥、姐姐,还有一只猫,小小的姚蕴珊跑上跑下,玩得不亦乐乎。

还有那个记忆深处的天台!因为杨箕村治安较差,刚上初中的姚蕴珊很少在狭窄的巷子里玩耍,而天台就成了她的游戏乐园。这里有她的石榴树和白玉兰,有她的哥哥姐姐,还有她的童年。从天台向东看过去,是奶奶名下的另一栋楼,伸出手就可以够到,姨妈住在那里。向北望去能看到姚氏祠堂,几个老人正坐在门口的石阶上闲聊。向南看过去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一片,就是杨箕村的内巷。姚蕴珊很少在里面长时间停留,巷子里很黑,经常有打工仔蹲在两侧抽烟,每次遇到这些人,她就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快速走过。

拆迁前的杨箕村,是外来务工人员到广州落脚的第一站,由于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租金又比周边的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至少便宜几百元,因此成为外地人来广州租房的首选。那时候,杨箕村容纳了4万多外来人口,租客来自四面八方,覆盖社会各个阶层,既有吃过上顿没下顿的农民工,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亦有想要赚第一桶金的生意人。

在这里,粤语和各地的方言混杂在一起;站街的小姐在发廊前面抽烟;吃着大排档的打工仔吃着吃着就抡起胳膊干架;罪犯、盗版碟和南方都市报在同一个角落出没。

终于,到了2010年,政府决定彻底清理这个城市的“伤口”。2010年,越秀区将其列入52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之中,作为亚运会前必须完成拆迁的9座城中村之一。2010年7月,杨箕村开始清拆工作,98%的房子在两个月内拆除完毕。

姚蕴珊很难过,尤其舍不得天台的石榴树,但也没有办法。

拆迁

事实上,早在2009年7月,杨箕村就开始启动拆迁工作。每户村民均收到一份村委下发的《城中村改造征询意见书》。《意见书》的补偿条款并不明细,只是粗略列出了 “拆一补一”原则,即对村民实行拆一平方补一平方的方式,进行原地安置,没有回答包括超规违建面积如何计算、复建房容积率和密度是多少、原有的村集体物业如何处理、如果烂尾由谁来负责等关键问题,因此绝大多数杨箕村民拒绝在意见书上签名同意。

姚蕴珊的外祖父姚礼津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出示的一份《改造征询意见书》中,他列出了自己对于改造方案的几点建议,其核心是“两个公示”,即要求对改造前现有房屋现状、数据、村内物业集体资产进行公示,对改造后所有房屋现状、数据、小区的基础商铺、车铺、会所等,以及入住时候的摇珠分配情况进行公示。

然而,姚礼津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村干部的及时回应,其他村民的情况亦与之类似。于是,村民的不满开始发酵,要求公开村集体物业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直到村委会通知村民要拆迁为止,村民们对自己村里的财务状况仍然一无所知。

事实上,杨箕村村委会已经三十来年未曾公开村财务和集体物业的资金去向。村民们担心“城中村改造”这个项目会出现贪腐,使复建房的质量出现问题,或者演变成烂尾工程。而村财务的公开是抑制村官贪腐的第一步。

8月17日,全体村民上陈《建议书》,公开提出五点要求:

一、 要召开一次全体村民会议;

二、 强烈要求公开村集体的所有物业;

三、 村内的所有政务问题要与村民公开讨论;

四、 强烈要求公开村干部所有的私人物业和个人收入;

五、 希望能够重组村委会,新的村委要由村民投票选举。

就这样,为期一个多月的“8·17”抗议开始了。抗议持续了好几轮。

期间,发生了冲突,村干部缩头不理,同村人冷眼旁观,同行者心灰放弃。头顶是炎炎烈日,有激动者忍不住冲进村委会砸碎了一个花瓶。

村民和村干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普通村民内部亦开始分化。

最终的结果是一纸不合格的《财务收支情况表》,没有公章,没有财务负责人签名,没有企业负责人签名,没有村委会干部签名。“四无”财务表让杨箕村民非常愤怒。有村民指出,其中公布出来的费用极其不合理,22人的饭堂一个月就花了村民4.3万元。十个村干部,一个月就以“招待费”的名义花了村民二十几万。

与此同时,很多村民被抓,大多数在拘留二十四小时后被放,另有四名村民因涉嫌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逮捕,被判七至九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缓刑一年。

2010年4月18日,杨箕村拆迁动员表决大会在杨箕小学操场举行。根据广州市三旧改造的相关规定,必须经过两轮的集体表决,同意改造户数比例达到90%以上,才能启动改造。

据姚礼津回忆,表决大会完全是“走过场”。台上的村干部发言完毕,就问村民有没有不同意见,话音未落,便马上说:“没有?好吧,散会!”而此时,台下的很多村民尚未来得及举手,有些举起的手僵硬地悬在空中。

“完全没有给村民说话和提意见的机会。”姚礼津说。

时任村书记的张建好在接受央视新闻栏目《看见》采访时曾对主持人柴静说:“当时讲完了以后表决,没有人出声。”

柴静继续追问:“但这个方式是并没有让大家举手表决?”

张建好说:“没有没有,没有表决。”

而就在本次股东大会举行之后的一个半月内,99.5%的村民同意签署了拆迁协议。张建好曾以此为依据回应柴静对表决程序不民主的质疑,她说:“不到一个月,99.5%的人都签了,那你说没有表决,没有表决大家为什么会签呢?”

一位不愿具名的杨箕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签订协议的人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村干部以及跟村干部关系很近的村民。另一种是房屋本身地理位置不好,位于黑暗角落,常年采光不足的人,这一类人早就对自己的房屋不满,希望通过拆迁获得位置更好的房屋。第三种是村里的大多数,即跟风的人。

跟风的人大多受到签约优惠政策的诱惑。村委会承诺,5月30日前签订安置协议,可以获得1万元的签约奖励费,并且在复建房的分配上拥有一定的优先选择权,有更大的概率获取地理位置好、房间采光较为充分的房屋。

坚持拒绝签订协议的村民,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经常被断水断电,受到村里地痞流氓的骚扰和威胁。两相对比下,很多村民逐渐妥协,签订了协议。

2010年7月,杨箕村已是一片废墟。99%的房子在两个月内拆完,而作为剩下的1%,18户拒绝签订协议的留守户,依然在断壁残垣中坚持了三年。

拉锯

李建明是坚持到最后的两个留守户之一。2010年,他辞去了月薪一万元的工作,像钉子一样把自己钉在了其位于杨箕村同古巷十二号的一栋七层祖屋里,这一钉就是三年。

李建明等18户留守户表示,对协议不满的原因有三,一是拆迁方案程序不够公正合法,没经过全体村民表决;二是普遍存在的超建面积不予安置,要求更加公正合理的补偿;三是没有明确的回迁时间表和责任人。

多名受访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没有一名村领导在安置补偿协议上签字,连村支书都不肯盖章,如果真的成了烂尾楼,到时候去找谁?

2011年1月18日,杨箕村的旧城改造项目,被唯一的竞拍者富力地产以4.7265亿元的底价拍得。

留守户和村委、开发商开始了持久的拉锯战。

2011年3月,由于双方分歧较大,杨箕股份合作经济联社将钉子户告上法院,寻求司法解决。越秀区法院认为,杨箕村的改造保障了村民的整体利益,留守村民的宅基地,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原告有权收回,因此被告留守村民全部败诉。

2012年5月9日,52岁的留守户之一李洁娥在众多杨箕村民面前跳楼身亡。此前的3月21日,李洁娥在杨箕村永巩二横8号的房屋,被广州越秀区法院强制拆除。

此时,还有15户村民未签协议。

然而,随着僵持时间的拉长,部分已经搬迁的杨箕村村民,态度开始转变。由于留守户的坚持,原本承诺三年半的回迁时间,显然已经无望。在漫长的等待中,很多老人去世;家中有孩子上学的村民,因为搬到离杨箕村较远的地方居住,每天五六点就要出门上学,晚上很晚才能到家;很多以前靠房租为生的人,失去了房租收入,生活拮据,而每月每平方米30元的临迁费,交了房租后就所剩无几。并且,七年来,房租在涨,物价在涨,临迁费却始终没有涨。

姚礼津的女儿姚婉菲在外面租房七年。她和老公两个人住在海珠区,月租2000多。每天,在机场上班的老公花在路上的时间有三个小时,一天的地铁费要十几块钱。

52岁的村民叶翠芬和老公住在离杨箕一个小时车程的番禺区,一双儿女和自己的母亲住在村口的金迪大厦,按规定,这里是70岁以上老人的统一安置地,临迁费还是每平方米30元。平日里,叶翠芬要在杨箕村和番禺区之间两头跑。

生活的琐碎和生存的重压,可以将一切复杂的情感磨成单一的棱面。越来越多已经搬迁的居民开始对留守户不满。原本和谐的杨箕村进一步割裂和分化。

2012年12月16日,留守户15户变成了8户。近百位村民聚集在杨箕村口,举着“强烈要求法院按照法律执行”的横幅和标语,要求尽快对8户钉子户进行拆除。有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些村民是受人指使,不能代表整个杨箕村。

2013年初,李建明的房子周围,被杨箕村民挖出了一道近两米深、三四米宽的水沟。李建明一家五口就住在这座废墟之中的“孤岛”上,屋内经常断水断电,已上高中的儿子要“翻山越岭”才能到家。僵持期间,李建明还曾经被打伤。

2013年7月,杨箕村的最后两家“钉子户”李建明、李启忠终于在协议上签字,开始搬离祖屋,施工单位也在同一时间对这两栋楼进行拆除。至此,持续三年的僵持局面终于被打破。

随后的三年间,在杨箕村11.5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原有的1496栋“握手楼”被改造成了15栋36-42层的电梯楼。

2016年5月,新杨箕村正式建成。打开房门,走进新家,等待了七年之久的杨箕村民终于得以回家。

18户留守户中,留在杨箕村的只有2户。

回迁

2016年6月,姚婉菲终于走进了自己期待已久的新家。这是一套67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室内明亮,采光充足,墙壁洁白,厨具现代。然而很快,姚婉菲发现,这个新家跟自己想象中完全不同,却又仿佛在意料之中。

七年等待间,最担忧的情况果然发生了——复建房出现质量问题!

最严重的是房屋的漏水问题。到处都在漏水,阳台漏水,天花板漏水,厕所漏水。沿着阳台外围边缘,水从上层渗下来,姚婉菲不得不在阳台的外檐上绑上几个泡沫板,用来吸水。《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有的板子已经发硬发黄,可见已经吸水日久。

姚婉菲的老公猜测,漏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楼上的防水没有做好,地板上的瓷砖下面应该铺一层水泥做防水,而目前则多为沙子。二是阳台曾在施工期间被用作吊笼的支撑架,打了四个孔用来做支撑,但施工完毕后却没有封死,所以水就从上面涌进来了。

从拿钥匙开始,姚婉菲就被新房的物业弄得火大。先是拿钥匙的时候,被迫签署一份同意停止领取临迁费的协议,签署之后才能收房,否则就不给钥匙。姚婉菲在现场和工作人员理论,“还没有看房就要求收房,如果房屋质量出现问题怎么办?!”

由于需要上层住户挖开瓷砖进行防水处理,姚婉菲多次试图联系楼上业主和租客。后来她了解到,楼上的业主已经将房子租给了一位承租人,后者又将房子出租给了一位香港贸易商人。此人经常出差,为了保护隐私还换了把新锁,此人不在,漏水的问题就无法解决。

姚礼津的另外几套房子也陆续出现质量问题,漏水,灶台有裂痕,油烟机在炒菜时候突然停止运作。在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出示的一个视频中,厕所墙壁的瓷砖一碰就掉,后面连粘合的水泥都没有,一铲下去,瓷砖就下饺子似的往下掉。

对比以前的生活,姚婉菲十分感慨。虽然在表面看来,曾经的“握手楼”没有现在的电梯楼干净整洁,但租客也都知根知底,不像现在,由于房子不是自己的,前后左右租给谁也不清楚,关了门谁也不认识。

姚婉菲回忆起以前楼门口的铁门,进出的时候声音很响,租客上下楼,带什么人回来她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叫他小声点不要打扰到别人,对上下楼喊一下就好。现在只能打电话到物业管理处,物业还没人管。”

入住几个月以来,姚婉菲发现整个杨箕村都存在上下楼之间的漏水问题,现在她下楼转一圈,大家都在吵,和物业吵,和邻居吵,和自己家人吵。

争房

52岁的叶翠芬推着78岁的老母上村委会和法院跑了十几次,每次都失望而归。

这一切还要从分房开始说起。叶翠芬的母亲陈丽婵名下有204平方米的房产,按照拆一补一的原则,回迁后分到了一套104平方米的房产和两套小户型房子。陈丽婵育有一子三女共四个孩子,因此希望能够将这套104平方米的房产置换成两套小户型房子,这样每套房子均为50平方米上下,分别分给四个孩子,一人一套。凑巧的是,叶翠芬的老公名下原有168平方米的房产,回迁后分得三套小户型房子,面积分别为63、49和56平方米。叶翠芬希望用自己63和49平方米的两套房子,和母亲的104平方米这套进行置换。

可是,在叶翠芬和母亲拿着置换协议去村委会要求签字时,却遇到了阻力。村委会以需要其哥哥叶伟明签字为由,拒绝同意双方的房产置换,叶翠芬和其母的要求迟迟得不到解决,陷入僵局。

叶翠芬很纳闷,要求置换的三套房产都不在她哥哥名下,为什么必须要她哥哥的签字?置换双方的当事人都同意,为什么不给置换?明明是家庭内部的事情,村委会凭什么干预?

事实上,因为争房的事情,叶伟明早就和家里的其他人闹翻。甫一得知母亲分到了一套104平方米的房子,住在外面的叶伟明马上回家,要求这套104平方米的房子应该归自己所有,他的要求随后被其母陈丽婵拒绝。

叶伟明被拒后依然坚持,叶翠芬和叶伟明为了这事在村委会面前对峙过十几次,未果,村委会让叶翠芬去法院寻求调解。无奈之下,叶翠芬推着快80岁的老母亲来到越秀区法院,法院认为这属于私人纠纷,拒绝受理。推了几次,法院方面请求叶翠芬不要再推老母亲前来,说老人家折腾不起。

叶翠芬也曾多次咨询律师,律师明确回复,她们的置换要求合情合理,村委会无权干涉。然而,按照程序,只有村委会签字才能置换,为了这个签名,叶家母女四人一筹莫展。

叶伟明目前在外面的住房,是其母20年前花钱兴建,按理说,叶伟明不缺房住。但叶翠芬猜测,或许是传统的农村思想让他觉得,作为儿子,就应该比女儿多分房产。

为此,三个妹妹都恨透了哥哥,而叶翠芬也恨透了村干部,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

姚礼津也认为很多家庭内部由于分房产生的冲突,原本不应存在,正是因为村委会没有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方案进行分房,很多家庭才出现人多房少的情况。早在2012年,每户村民就上交了一份表格,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希望入住的户型和面积。然而,今年3月,村委会突然通知进行摇珠分房,于是,像陈丽婵一样,很多村民要求的户型面积无法实现。“应该在盖好之前就分房,不应该在盖好之后再摇珠,盖好以后人的思想会乱。”姚礼津说。

杨箕村民姚健湛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其外嫁同学回来争房的故事。他的同学有两个哥哥,外嫁后,两个哥哥分得了其母名下的两套房,面积共160平方米。其中一个哥哥拆迁时因癌症去世,剩下嫂子和孩子。姚的同学于是回来争房,称房子是哥哥的,嫂子是外姓,没资格住。于是,大热的天,她推着母亲去修改遗嘱,要求将原本属于两个哥哥的房产之一归于她自己名下。

姚婉菲的一位同学也与母亲闹翻了。在分得母亲名下的两套房后,由于地段好,房价高,姚的同学将其中71平方米的一套卖给了本村人,用卖房的钱在南沙区买了两套房子。他的母亲一气之下,和他断绝了来往。

姚健湛感叹:“家家都在争,关系都不在了。”

兄弟相争,叔侄闹翻,外嫁的女儿回来争房,子女推着年迈的父母修改遗嘱,这些情形在回迁后的杨箕村屡屡上演。“千围宴”的热闹背后,是人性的脆弱和贪婪,是欲望和现实的较量,是家庭伦理的反复拆解和重建。

变化

对于回迁房的质量问题,很多村民认为,杨箕股份合作经济联社总经理姚耀威应该负主要责任。

1987年,杨箕、登峰两个村率先在广州市天河区进行合作经济股份制改革。自那时起,杨箕村村委会变成了杨箕股份合作经济联社,属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街道管理。杨箕联社下辖7个股份合作经济社(由原生产队改革而来,简称经济社)。

据统计,杨箕村享受村民待遇的“农转居”人员(即社区股东)有450户,994人,另有社会股东2557人,已于2003年4月年全部转为居民。

于是,村里人将村支书记称为董事长,将“二把手”称为总经理。2012年,杨箕村进行换届,主持村政30多年的张建好退休,继任的一、二把手分别是姚沛源和姚耀威。

在杨箕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姚耀威负责整个工程的质量监督。因此,发现回迁房的质量问题后,很多村民去找他反映情况,表达不满。

有一次,一位村民向姚耀威反映质量问题,姚用广东话回了一句:“村民大晒呀!”意思是:村民很了不起吗?

今年42岁的秦礼科从小到大没有打过一次架,第一次挥拳,却是对自己曾经的好兄弟姚耀威。

有一次开股东大会,有股东代表在会上反映房子质量问题,要求村委会与开发商富力地产协商,将房屋保修期,延至三年。秦礼科问姚耀威,为什么富力的商品房质量这么好,而杨箕的复建房质量这样差,姚耀威冷冷地说,我觉得你们房子的质量比富力的还好。

秦礼科当场就给了他一拳。

随后,秦礼科被拘留五天,党内警告一次。他说:“这些人给我造成的伤害是一时的,但给杨箕村的伤害却是一世。”

一拳之后,秦礼科再也没和姚耀威说过一句话。

姚礼津因为质量问题也曾多次上访,但村干部拒接电话,天河区政府不愿意接见,物业对日渐严重的漏水情况不闻不问。终于,在女儿姚婉菲第三次寻求物业帮助未果之后,姚礼津决定申请游行抗议,要求按照每平方米100元赔偿其经济损失。

在一个名为“回迁商讨群”的500人微信群中,村民的抱怨和质问几乎将手机刷屏。漏水,空心瓷砖,墙角蘑菇,等等。杨箕村民认为,自己真正的生活质量,远不像媒体报道中“坐拥千万”那样的描述。

首先,虽然同地段4.5万/平方米的楼盘价格的确令人眼馋,但对于不能将房产与外部流转的杨箕村民而言,再高的楼盘价格也与他们无关。由于村里面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只能内部流转,不能与外部交易,因此房子无法卖给村外人,难以变现。而同村人大多自己拥有房产,买房需求稀少。

另外,良好地理位置带来的租金红利尚不明显。由于一下子放租太多,供过于求,杨箕村复建房的出租并不像想象中火热。姚礼津将房子挂在中介上,从5月到现在一直无人问津。为了租房,白天,三五成群的杨箕村大妈便开始在小区门口游荡,招揽租客。

这些大妈有些只卖自己的房,有些把邻里的供给集中起来。目前,两室一厅的大多出租完毕,剩余的很多三室一厅、四室一厅仍然难以出手。很多村民反映,以前的杨箕村出租房大多为单间,容易出租,几层的单间加起来,租金也有四五千元。

现在,户均虽然分了四套房,但不像以前一家人挤在一层的情况,现代化的户型房被分割后,有的自己家人还不够住,没有多余的出租。大多户只有1-2套多余的房屋可以出租,租金算下来并没比拆迁前高多少。目前平均的月出租价格是70元/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房子大约4000元左右,三室一厅的约5000-6000元。

此外,2.5元/平方米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停车费,这些大大小小的杂费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杨箕村民觉得,自己的生活远不像外人想的那么光鲜亮丽。

姚礼津一家都没有参加10月2日的“千围宴”,他们觉得没什么值得庆祝的,“千围宴”的热闹与他们无关,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场“伤心宴”。

2016年10月15日,杨箕村的李氏家族庆祝回迁,李氏祠堂门口满满当当地摆满了几百张桌子,男女老少们热热闹闹地喝酒划拳,祠堂门口的两只舞狮正在一来一回地逗趣,底下的人拿起手机,拍照鼓掌。

有年轻的靓丽男女在不远处聚集,与热闹的人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泄露出他们租客的身份,他们好奇地看着这些岭南村民脸上的笑脸,与旁边操德国口音的欧洲人用英语低声交谈。

2016年1月28日,拥有280年历史的姚氏大宗祠迁建落成,杨箕村姚氏一族在村口大摆600多桌庆祝复建成功。入伙酒最重要的是拜太公(祖先),标志性的仪式是烧猪。

这天,各村送来的烧猪共有20多头,每头都是三四个人才能抬得起来,吃了拜过神的烧猪会保家宅平安,所以太公分猪肉时,要保证家家户户都有份。为了准备宴席,招待来自各地的宗亲,姚健湛已经连续几天没有超过三个小时的睡眠。

这里是杨箕村。七年前,脚下还是一片青石板路,38岁的姚健湛走在上面,抬头遇到隔壁的邻居问他吃没吃饭,他说没有,对方就说过来吧,他开心地就去了。

现在,他自称村里的“反对派”,反对村干部任人唯亲,反对村官腐败。杨箕七年,人心散了,有些过去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即使如此,姚健湛仍然相信,杨箕村民会越来越团结,一切都会越变越好。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80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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