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主义的延续:《纽约书评》迎来新主编

特稿 康慨 谢婷婷
相较其他美国名刊,更具全球视野的《纽约书评》一向较多地 关注中国事务。新主编布鲁玛就任后,由于自身的东方学背景, 也由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不断增强,可以预见的是, 《纽约书评》关于中国的文章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1963年,芭芭拉·爱泼斯坦(左)和罗伯托·西尔弗斯在《纽约书评》最早的办公室里。

古典自由主义的延续:《纽约书评》迎来新主编


文|康慨

54年前的一天,小说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与道布尔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芭芭拉·爱泼斯坦在纽约的哥伦布街不期而遇,于是约了饭。当晚,哈德威克带上诗人丈夫罗伯特·洛厄尔,来到同住西六十七街的芭芭拉和贾森·爱泼斯坦夫妇家串门。正是这顿即兴的晚餐,催生出一份享誉全球的知识分子名刊。

席间,两对夫妇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仍在进行中的纽约印刷工人大罢工,《纽约时报》及《时报书评》已被迫停刊,知识分子突然断了精神食粮,出版社也没地方刊登图书广告,积攒下了大笔的营销预算。贾森·爱泼斯坦不无揶揄地说,这样也好,总算告别了《时报书评》带来的沮丧,因为就在不久之前,哈德威克在《哈泼斯》杂志上痛斥《时报书评》充满了“千篇一律的赞扬和模糊无力的异议,风格阙如,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不投入,没热情,无性格,也不反常,总之就是没有文采。”由于严肃书评的衰落,“一本书生下来便掉进了蜜罐”。

“我们四人看到了罢工带来的天赐良机:创办一份莉齐(指伊丽莎白·哈德威克)想要的那种书评媒体,不然就永远别再抱怨。”贾森·爱泼斯坦在50年后回忆,“机会——其实是责任——已经摆在了面前,我们没有视而不见。”

《纽约书评》就此创刊,宗旨很清楚,就是“莉齐想要的那种书评媒体”。四君子从《哈泼斯》挖来罗伯特·西尔弗斯(正是他向哈德威克约了那篇名作《书评的衰落》),与芭芭拉·爱泼斯坦担任联合主编。1963年2月1日创刊号上的45位作者不仅大名鼎鼎,文风亦极具个性。以乔纳森·米勒评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新作《马人》为例,文章第一句话写道:“这是一部糟糕的小说,却被某些很好的特色恼人地玷污了。”

1998年,大作家诺曼·梅勒在《纽约书评》刊出长文,评论汤姆·沃尔夫厚达750页的新作《完美的人》:“阅读此作,甚至可以说,这就像和一个三百磅重的女人做爱。一旦她到了上面,房事就结束了。不是坠入爱河,就是窒息身亡。所以你读啊,抓啊,你甚至在这堆叠的素材/肉体的某些地方发现了乐趣。可你一直在抵抗——你拼命抵抗!——不肯让三百磅把你压服。”

另一位大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也就《完美的人》写了书评,刊于《纽约客》杂志,题为《好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Awriiiiighhhhhhhhht!),但毕竟不像梅勒那样,用活色生香的文字将读者带进一个泰山压卵、气若游丝的境地。

不间断的批评

西尔弗斯与爱泼斯坦同为主编,但各有分工,前者长于政治和历史,后者偏重文学和文化。《纽约书评》关心政治,放眼世界,珍重文化,拒斥油滑、媚俗的形象很快赢得了知识阶层的厚爱。

如果细看《纽约书评》的刊头(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人人都能注意到“书”字(of Books)被有意缩小了字号。的确,如西尔弗斯所说,该刊每期都会发表两三篇不是书评的评论,以进一步拓展本已十分宽泛的主题。

“此前当然有过伟大的杂志,尤其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西尔弗斯编过一段时间的《巴黎评论》。”爱尔兰作家和布克奖得主约翰·班维尔说,“但《纽约书评》是个独一无二的现象:不留余地的知识分子化,政治上的激进,以高调的纽约风尚表现出的与众不同,以及对文明价值的全身心投入。”

创刊54年来,《纽约书评》总是及时地参与、甚至发动对最紧要议题的争论。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大卫·泰代斯基在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五十年辩论》(The 50 Year Argument )中,回溯了《纽约书评》历史上的多次重大论争:埃德蒙·威尔逊就俄文翻译与纳博科夫辩论,爱德华·赛义德就东方主义与伯纳德·刘易斯辩论,诺曼·梅勒就妇女解放与戈尔·维达尔辩论,戈尔·维达尔则就任何事情与整个世界辩论。

旅美荷兰作家和东方学家伊恩·布鲁玛曾赞扬西尔弗斯在紧要关头往往表现出色。例如,布什发动反恐战争之初,《纽约书评》便抱以怀疑的态度,而当时即便《纽约时报》这样的自由派媒体,也不敢这样发声,唯恐被人说成不够爱国。

《纽约书评》的怀疑态度在越战期间表现得格外鲜明。诺姆·乔姆斯基曾在该刊写下名言:“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相,揭露谎言。”玛丽·麦卡锡1967年发回报道,公然声称:“我坦白我在2月初去越南就是要寻找损害美国利益的素材,我找到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希特勒的御用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到了美国,准备以摄影家的身份东山再起,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苏珊·桑塔格以“道德上的迫切”发表《迷人的法西斯》一文,将里芬施塔尔新拍的非洲土着摄影集与她30年代用纪录片为纳粹效命时的政治美学联系在一起,直言她对健美人体和生命活力的迷人呈现暗藏着对秩序、暴力和奴役的渴望。

桑塔格早在浪迹巴黎期间便与西尔弗斯结识,后来成了《纽约书评》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从创刊号上关于法国作家西蒙娜·韦伊的书评开始,到她2004年底去世,桑塔格共为该刊撰文57篇,其中包括《论摄影》(1973)、《作为隐喻的疾病》(1978)在内的多篇名作。这些文章后来都另行出版了单行本,成为20世纪美国文化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

《纽约书评》鼓励作者撰写长文,让形式服从于主题和深度,五十年来发表书评一万篇,散文七千篇、信函四千封、诗歌六百五十首和报告文学二百篇,作者队伍中还包括WH·奥登、索尔·贝娄、威廉·斯蒂伦、欧文·豪、以赛亚·柏林、杜鲁门·卡波特、瓦斯拉夫·哈韦尔、JM·库切、林培瑞、让-保尔·萨特、琼·迪迪翁、德里克·沃尔科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VS·奈保尔、罗纳德·德沃金、谢默斯·希尼、蒂莫西·加顿·阿什和托尼·朱特等。

“我们都认为,”贾森·爱泼斯坦说,“书籍就是不间断的批评,是文明不可或缺的要件,因此我们想办一份与其宗旨相配的书评杂志,让我们欣赏的作者有这样一个地方,用充足的篇幅,来为像他们和我们这样的读者写作。”

布鲁玛将带来什么

自创刊之日起,芭芭拉·爱泼斯坦和罗伯托·西尔弗斯便一直担任《纽约书评》主编。爱泼斯坦于2006年6月、西尔弗斯于今年3月先后去世后,《纽约书评》终于任命伊恩·布鲁玛为该刊54年历史上的第二代和第三位主编。

65岁的布鲁玛生于荷兰海牙,曾在莱顿大学着名的中文系学习中国文学,后赴日本求学,还在唐十郎的状况剧场和麿赤儿的舞踏团大骆驼舰里做过演员,现任纽约巴德学院保罗·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被视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扞卫者。

2008年,布鲁玛获得了声名显赫的伊拉斯谟奖,为他颁奖的是奥兰治亲王威廉-亚历山大(现荷兰国王)。

他是《纽约书评》的老作者了,为该刊撰稿的时间长逾30年,与爱泼斯坦和西尔弗斯保持着密切交往,熟悉《纽约书评》的风格和取向,因此,他出任主编是个相对平稳的选择。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布鲁玛说,他肯定会引入年轻一代的作家,“不是拿走老作家们的阵地,而是逐渐接纳年轻的作家,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远景。”

相较其他美国名刊,更具全球视野的《纽约书评》一向较多地关注中国事务。布鲁玛就任后,由于自身的东方学背景,也由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不断增强,可以预见的是,《纽约书评》关于中国的文章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事实上,就在今年6月19日的《纽约客》杂志上,布鲁玛发表了一篇长达6页的文章,以《与龙共舞》为题,评论近期在美国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并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今年夏天出版的新作《必有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称为一系列坏书中“最坏的一部……尽管也是影响最大的”。

布鲁玛所着《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面具下的日本人》《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罪孽的报应: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和《零年:1945 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已见中译本,但他兼具新闻调查和政治随笔特色的重要着作《阿姆斯特丹的谋杀:特奥·凡·高之死和宽容之限》(Murder in Amsterdam: The Death of Theo Van Gogh and the Limits of Tolerance)和他关于中国的多部着作不在其中。他甚至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小说《爱中国的人》(The China Lover),主人公是生于伪满洲国的日本演员山口淑子,即李香兰或雪莉·山口。

至于执掌《纽约书评》后的工作风格,我们也看不出布鲁玛会主动推行过于激进的改变。事实上,在2014年的纪录片《五十年辩论》中,他对西尔弗斯一人主事且事必躬亲的风格颇为赞赏。

“很多杂志的问题在于它们往往由编委会来编辑,”以作者身份出镜的布鲁玛说,“你会得到这样的反馈:‘嗯,感觉这个开头放到最后更好。’然后他们回过头来又说:‘嗯,我们开了个会,我们认为也许我们不要这个开头也行。’这种事情过于频繁地发生,就会对你产生抑制,因为你下一次写东西的时候,就会开始预测他们要干什么。你说:‘嗯,我是要这么写的,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会答复说:嗯,我们觉得……’鲍勃(西尔弗斯)从来不这么干。因为就他一个人。就一个主编,而你信任他。他也信任你。”


伊恩·布鲁玛。图/CFP

我不会调低我们的精英化读者定位

——专访《纽约书评》主编伊恩·布鲁玛


文|解婷婷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自己成为新的主编,你意外吗?

布鲁玛: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已经为《纽约书评》工作和写作很多年了。我认识很多那里的人,他们都很支持我。我很清楚,这个工作将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有和前任主编罗伯特·希尔维斯聊过会来接他的班的事吗?

布鲁玛:没有,我从来没和他讨论过。他(生前)一直觉得他的主编工作还会做很长时间,没太去想谁会来接手他的位子。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为《纽约书评》带来哪些变化?

布鲁玛:我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去签一批年轻作者,这不是要用年轻作者来替换掉老作者的位置,而是希望能逐渐让我们这本杂志能有不同的视角。

我们需要年轻化,不能无动于衷地坐在那儿原地不动,一天天老去。对于任何杂志和报纸来说,年轻化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纽约书评》的精英化读者定位?

布鲁玛:我们所理解的精英并不是指社会地位和金钱,而是指教育。我们的读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在我看来,调低这种定位,或者假想读者水平下降、一无所知是错误的。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报纸和杂志都取消了书评版面。《纽约书评》会有危机感吗?

布鲁玛:这对《纽约书评》来说反倒可能是机会,因为我们是为数不多还在写正经书评的刊物了。但是我们不仅有书评,还有很多关于艺术的文章。和很多杂志一样,我们有很多对于美国现政府的评论文章,读者对于这种批评性文章还是很有兴趣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越南战争时期,《纽约书评》曾让作者亲自去到前线。当时杂志是比较偏向于左派的,现在的《纽约书评》还是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吗?

布鲁玛:是的,我觉得还是有的。从很多方面来看,《纽约书评》还是“中左派”,是反特朗普的。虽然我们很明确地站在当前政府所作所为的对立面,但这不足以表明,只要是反对特朗普,那这个作者就是左派。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同美国正面临着比以往都更严重的社会分裂的看法吗?

布鲁玛:是的,但美国不是唯一一个在面临剧烈社会分裂的国家。当然,因为美国的强大,美国的社会分裂的影响也比其他国家要大。

中国新闻周刊:《纽约书评》有消除或者减缓这种社会分裂的责任吗?

布鲁玛: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杂志应该做的事。一本杂志要关注的是有趣的事,并让读者更好地去理解当前正发生着的一切。我们不是一个政党,要有既定的政治功能和计划。我们能做的就是启迪思考。

中国新闻周刊:社交媒体的兴起对《纽约书评》的冲击大吗?

布鲁玛:冲击还是很大,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喜欢在通过社交媒体上的朋友推荐和信息分享来阅读。相比起以前人们只能订阅报刊杂志,现在这两种方式年轻人都可以选,这肯定会对传统的阅读方式产生影响。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也多了一个平台,可以通过互联网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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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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