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5年两会|阿来:追求社会公平的每件事情都在推进,但仍距离期待较远

时政 肖超
这5年两会|阿来:追求社会公平的每件事情都在推进,但仍距离期待较远

《中国新闻周刊》实习记者|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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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你今年的议案是什么?

阿来:今年的议案是义务教育方面的。现在中国的义务教育发展情况非常不均衡,乡村和城市、城市与城市、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都存在极大的不平衡。

中国新闻周刊:教育不公平问题也是个老问题了。

阿来: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今天讨论,或者说改革,大家要的是有获得感,要消除社会不公。很多时候我们说社会不公,讨论的好像是财富问题,其实是权利问题。教育问题,就是首先和每个人相关的权利问题,尤其是政府应该真正负责任的9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

义务教育是一个基本国策,但是我觉得保障措施不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些公立学校里,本来都是国家社会的公共资源,但却是在用市场竞争的手段来办义务教育。这样办教育造成两方面后果,一是因为学校之间的竞争,优秀的师资、优秀的学生向少数好学校集中,二是在这个集中的过程当中,因为很多人竞相去争取这种教育资源,学校又变得很有钱。义务教育的本义是大家享受均等的教育,现在变成,我想要跨这条街去上学,或者跨地区去上学,就要交很多很多钱。

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实力强的学校越来越强,实力弱的,就越来越弱。但其实这些学校都是在一个城市里,然而学校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更不要说边远山区啊,少数民族地区啊,差距是相当大的。

也有一些优秀的老师,愿意去到那些不发达地方,而且好不容易在教育实践里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一般是稍微有点名气,很快就会被相对优秀的学校挖走。这里面不只是工资待遇问题,还涉及住房啊诸如此类的。第二个就是当地的学生,成绩好的也会被这些地方挖走。这种局面的后果是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城市的一片区域,有上百万人居住生活,但几乎没有一所好学校,这是非常可怕的。这对于那些留在这一区域的学校、老师和学生,他们的自信心,是个非常大的打击,他们很容易就放弃了。

现在我们说各个地方要均衡发展,尤其提出要扶贫攻坚。一般不发达地区的孩子,在竞争力上本来就相对较低,如果在最基础的教育上仍没有足够的帮助和扶持,这些孩子的将来是可以想象的。

而对于这些不发达地区而言,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一是这个地方基本的人才储备就已经先输了一招;二是教育质量不高的结果,造成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当地的机关干部啊,或者是农村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就把家里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资源都花在小孩的教育上,要赶紧送到大城市去,去上好学校,但这又涉及到跨地区跨学籍的问题,这些都是要交高价的,也增加了很多家庭的负担。

现在我们国家扶贫力度这么大,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互对接、支持,派各种干部支援,动员企业到边远地区开展生产,但是,在教育上没有一个成体系的措施来解决教育不公的问题。理论上,应该是师资发达地区把先进的教学经验,通过某种方式去支援落后地方,帮这些地方做一些师资等各方面的培训工作。但目前的大部分情况,还是发达地区像抽血一样掠夺不发达地区。当我们的基础教育呈现这种情况时,将来的社会发展状况也仍然会是一种恶性的、无序的竞争。因为每个地区的问题,最后还是要靠当地人自己解决,国家可以短期投入资金,民间可能也投入一些资金,但外面的支援稍一松弛,当地的状况可能就又回去了。

教育问题,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问题。它一方面与未来息息相关,与国家的持续发展的储备性相关;另一方面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如果每一个家庭的财力和精力都因为子女教育问题被几乎剥夺殆尽,成年人的工作、心思以及稳定性、安全感也降低了很多。它的影响非常广泛。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几年你的提案基本也是关注那些边远地区,或者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问题。

阿来:我是从事文化工作的,对于文化建设可能更关注一些;同时,我觉得还是应该关注一些更公共的问题,就是看书的人也需要,不看书的人也需要,有钱的人也需要,没钱的人也需要。比如水资源、空气质量这些环境问题,教育、医疗等,这些都是和每个人相关的,这是当这个代表的责任。有时候也要从自己的职业领域中跳脱出来,多关心这些跟每个人都相关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几年的议案都得到了什么反馈呢?

阿来:有的有些进展。比如之前我曾经提过知识产权保护、着作权法等立法问题,今年我注意到人大常委会的记者招待会已经在说,未来要做一些立法工作。知识产权不只与文化相关,与企业创新、科技开发都有关,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但是近些年随着网络的发展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要不断适应新的情况修订、调整。

环境保护就比较复杂,因为形势不断在变化,环境问题在加重。过去我们提自然保护区的问题,主要关注的是保护物种,比如说保护大熊猫,保护丹顶鹤。但现在不只是这些问题,而是人的生存问题,包括保护湿地、水源、空气清洁,减少污染等等,比原来的要求复杂多了。过去圈一块地保护起来就可以,但现在不是这么简单。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于自然的理解、对环境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面临的问题也在变化,所以不是一次两次会议或者反馈就能解决的。

今年是我当人大代表的第10年,有可能就是最后一年。不过我觉得我还是有可能看见这些事情的进展,虽然有时候这种进展没有我们期待得那么快。社会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利益的纠纷,尤其是改革,要让得到了很大利益的人放弃一些利益,是很难的。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是你第10年当人大代表,在这10年中,你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阿来:一个很大变化是人大代表的素质越来越高,很多人在各自领域当中都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不过当人大代表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毕竟大家不是专职当人大代表,每个人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履职主要靠自己的责任感。我个人觉得,虽然每个国家公民都要有一些基本的责任感,但人大代表毕竟是平均七八十万人才产生一个,还是要尽量多尽些职责。

中国新闻周刊:当人大代表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吗?

阿来:我是作家,所以对我来讲,当人大代表是一个特别好的了解生活、了解国情的方式。平常再怎么深入生活,接触到的也只是一个局部,但当人大代表,尤其是全国两会,可以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而且是各行各业中相当优秀的一部分,互相之间交流,听大家发言,可以更迅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的。所以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另外一个变化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尽一份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当人大代表这10年间你有什么遗憾吗?

阿来:最大的遗憾是,在追求社会公平的过程中,虽然每件事情都在慢慢推进,但是每件事都距离我们的期待还比较远。比如说教育问题。教育问题不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说,历届政府也在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改革就这么难。

中国新闻周刊:从去年开始,你在成都广播电视台官网上每天发表一篇阿来的两会声音日记,怎么想到要这么做呢?

阿来:去年是他们找到我,问有没有可能,因为很多人想知道,一个具体的人,在这个会上每天都做些什么。因为大家平常看到的都是某个人接受采访,说了几句话,但对于具体每天做什么,一是有好奇心,二是会有些不信任,觉得这帮人肯定每天就在那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其实如果我不当人大代表,我可能也会这么想。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告诉大家,我每天都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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