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当选的反全球化效应

时政 邢予青
无论特朗普是否有能力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其经济政策都反映了美国选民的期望和对全球化的恐惧。
特朗普当选的反全球化效应
文|邢予青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

唐纳德·特朗普作为一个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的房地产大亨,将在2017年1月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这个美国政治圈的“外星人”的逆袭,不仅让国际观察家跌破眼镜,也让一贯标榜政治正确和自认为代表民意的美国知识精英困惑不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得知大选结果后就在推特上表示,不理解美国、不理解美国选民。许多事前不看好特朗普的评论家则把其当选称为继英国脱欧后的又一个“黑天鹅事件”。

事实上,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并非偶然,而是长期积累并不断扩大的反全球化群体在政治上的觉醒,说明在发达国家中沦为全球化牺牲品的中下层民众对全球化副作用的忍耐已经达到临界点。他们利用手中的选票,对决策者、知识精英尤其是经济学家一贯支持的全球化说“不”。

在竞选阶段,特朗普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向选民推销自己,这一口号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核心是反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特朗普在竞选演讲和辩论中多次提出要通过新的税收政策鼓励美国资本和企业回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重新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出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等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并不是简单的以骗取选票为目的的竞选语言。

在最后投票的两星期前,特朗普在位于宾州的葛底斯堡向选民公布了他入主白宫后第一个100天要实施的新政,他倡议的反自由贸易政策被一一列入其中。葛底斯堡是标志着美国内战转折点的历史名城,林肯曾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特朗普在这里发表百日新政是向选民展示他入主白宫后实施这些承诺的决心。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其他双边和多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推动下,贸易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获得了极大发展。过去35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资本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提高了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回报率,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超过上亿的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并迈向中产;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则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张,并从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上获取规模效益带来的高额利润。作为全球化最大获益者的中国则从一个人均GDP不到5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

然而,全球化浪潮并没有让所有人成为这场游戏的赢家。发达国家的低技术蓝领工人甚至高技术白领阶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低技术劳动力、廉价熟练技术工人和廉价工程师的竞争。全球化浪潮大大降低了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障碍;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中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得跨国公司进行全球24小时生产协作成为可能。

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把技术成熟和标准化的生产和服务转移到海外或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无法随资本流动的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为了失业者,失去了昔日保证其中产阶级生活的来源。研究表明,1990~2008年间,美国制造业的职位减少了400万个。全球化是导致美国制造业萎缩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无须用复杂的经济计量模型来证明。

支持全球化和贸易自由的经济学家往往忽视或不愿承认贸易自由化对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就业的负面效应。然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就业层面带来的不是经济模型预测的双赢结局,而是一个有许多失败者的零和游戏。

全球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名著《21世纪资本》中指出,资本回报超过经济增长是导致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在过去几十年中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全球经济一体化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逐高回报打造了方便的环境,使资本拥有者可以在全球布局获取最大利益。1980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获得了国民总收入的35%;2010年这一群体则囊括了国民总收入的45%以上。另一方面,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中间值从1990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因此,全球化带给美国经济的红利,与处于中下收入水平的大多数美国家庭无关。

无论特朗普是否有能力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其经济政策都反映了美国选民的期望和对全球化的恐惧。随着美国进入特朗普时代,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将面临严重挑战。一贯推崇全球化的经济学家应该正视现实世界中全球化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不仅仅在模型里推论全球化的福利效应。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8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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