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提”?想要二孩不容易

时政 王季璐
生娃没有前提? NO!生孩得有“钱提”


“乖乖乖,小祖宗,别哭了,还得去接你姐姐呢。”二孩妈妈小智一边哄着怀里的小家伙儿,一边手忙脚乱地检查临出门要带的东西。


她焦急地哄着8个月大的婴儿,放好安抚奶嘴儿,把小家伙儿轻放到婴儿提篮里,挎上大容量的斜挎式妈咪包,急匆匆地开车去接幼儿园5岁大的女儿。这是二孩妈妈小智的日常剪影。



面对家里第二个小家伙儿的来临,作为二孩妈妈的小智,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一边抱着小的,一边带着大的。有时候两个一起闹时,真觉得特别崩溃。精力不够,琐碎事情太多,睡觉都成了奢饰品。我也不指望老公帮忙,他负责赚钱,还要还房贷。我们的压力太大了。”


随着2016年1月1日,我国全面实行开放二孩政策,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考虑家里新增人丁的问题,生不生“二孩”又一次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


2018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纷纷提出解决生二孩路上所面对的各种难题的建议。这些建议,周刊君想给100000+个赞!


生娃没有前提?NO!

生孩得有“钱提”


住在三线城市的小智,以前做房地产销售工作,伴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她选择全职在家带孩子,一家人的花销自然落到了老公的肩上。


小智给周刊君算了一笔经济账:大女儿5岁,现在上幼儿园,还要报兴趣班;小女儿8个月,现在属于混合喂养,要吃奶粉。两个孩子紧紧张张的,花销大约为一年4万左右,而且还不包含为两个孩子购买的商业保险。在今年流感肆虐的时候,两个孩子光看病打针就花费将近3000元。老公上班的收入约为一年5万左右,生活倍感吃力,幸亏还有父母的帮忙,不然生活非常紧张。


“等小女儿一岁的时候,我也得赶快出去工作,两个孩子压力太大了。”小智对周刊君坦言。


其实,小智的情况非常普遍。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翁国星指出,与“生不起”相伴的还有“养不起”难题,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及观念改变,育儿成本大大增加。育儿生活费用以及影响父母工作等因素,导致“想生不敢生”现象突出。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也同样认为,经济收入、住房条件、子女教育、抚养成本等现实考虑使得“生不起、养不起”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体现。


对此,翁国星建议,为鼓励二孩生育,可对生育二胎夫妇给予所得税减免,任何企业或单位不能因其员工生育二胎而影响其公平就职、提职、晋升等,还应适当给予物质奖励。


加大托幼机构建设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经济学家认为,人口增加是拉动GDP增长的天然保障,但现实是,全面二孩政策既让民众欢呼,又让民众纠结,尤其是女性,工作和收入受生儿育女的制约,让女性职工特别纠结。


“不是不想生,实在是生了没人带。”这是大多数职场女性的心声。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妇女界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省妇联副主席高莉把妇幼建设最为迫切的呼声带到全国“两会”中来。



“因为3岁以下婴幼儿托幼机构缺口较大,很多女性生育后被迫辞工带孩子,特别是‘二孩’成为很多育龄家庭‘甜蜜的负担’。”她建议,在城乡居民小区适度扩大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幼服务,解决育龄妇女后顾之忧。


对此,翁国星也建议:应建立两岁以上儿童的托养机构,减轻二胎夫妇的后顾之忧。


而对于如何保证幼儿托养机构的质量,经过走访调查,翁国星指出,对于许多夫妇而言,生二胎的最大顾虑是幼儿的托养问题,包括托养机构的质量。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


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放开,许多省份的托幼机构建设面临严峻考验。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董事长郑杰代表建议,应尽快规范学前教育视频监控,进一步提升儿童早教服务水平。


“幼儿园里应当装监控,但不能上互联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焱表示,“监控可以作为取证的依据,同时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和安全考虑。但是,监控内容上了互联网,不利于保护孩子隐私,家长不仅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还可以看到别的孩子,同时也不利于教师的教育工作。”


女性职场“隐性歧视”


“亲,你生二孩了吗?”“亲,你准备生二孩了吗?”“亲,你为什么不想生二孩呢?”


在周刊君的随机采访中,很多宝妈回答是:“不是我不想生,是不敢生啊!”调查结果显示,在已经生育一孩的宝妈中,仅有三成宝妈愿意生二孩,二成的妈妈坚决不生,更多的妈妈摇摆不定。


对于身处二线城市,内地某著名房地产公司,年薪30万左右的景观设计经理郑亮而言,他的心里是十分渴望要二孩的。 “虽然特别想要二孩,但是也有很多顾虑。”


郑亮一直在私企工作,在很多私企的日常工作中,加班似乎变成了常态。而在招聘时,用人单位会提前和应聘者谈及是否要孩子的问题。他们大多会希望女员工在2-3年内不要孩子,否则,不予录用。“这也是为老板创造最大价值嘛!”郑亮颇为无奈的说。



据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介绍,女性决定生不生二孩,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还有没有生育和工作的后顾之忧。崔郁指出,当前,阻碍妇女平等就业的原因,一是一些用人单位出于生育成本负担的考虑不愿招录女性;二是相关部门对招聘中就业性别歧视的监管不到位,女性遭遇性别歧视时的司法救助渠道不畅通。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新余市副市长陈文华也同样认同,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男女平等, 禁止性别歧视, 但在劳动用工的实际操作层面,各种对女性的变相歧视还广泛存在。女性在求职时往往会直接被问到是否有结婚、生孩子的打算等,并因这些因素而遭到歧视性对待。


生育二孩后,因为需要花费更多精力照顾孩子,客观上会造成“二孩妈妈”在工作上的效率降低,用人单位招用其工作的积极性也会降低。 这也是全国政协委员、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静所关注的。据彭静调研发现,女性的生育权利得到尊重的同时,却在就业中遇到新的“拦路虎”。进入“全面二孩”时代以来,女性求职者遭遇求职“隐形歧视”现象越来越严重。


据了解,一些用人单位为避免女职工进入孕产期导致用工成本增加,在招聘时 “限男性” 或 “男性优先”; 一些用人单位在招录公告中明确表示不愿招聘已婚已育、可能生育两个孩子的求职女性; 一些用人单位在女性怀孕、生育期间减少其职业培训和晋升机会,限制其职业发展。


对此,彭静建议,首先应制定专门的反歧视法律来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其次,要优化制度保障,合理配置 “二孩妈妈”的工作时间和工资待遇。再次, 强化政府保障, 使女性就业权益与企业市场利益合理平衡。 最后, 提升妇女就业技能和权利意识, 确保 “二孩妈妈” 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妇联副主席 高莉认为,国家要鼓励用人单位招用生育两孩的劳动者。“国家可以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两孩夫妇劳动者的适当比例,对招用比例较高的用人单位,给予适当的财税支持。”


文:《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记者王季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