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戈萨奇:“反精英”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正统精英大法官

人物 徐方清
戈萨奇所表现出的与特朗普格格不入的哲学思想, 以及在“法官是否应该对抗行政和立法机关”这一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或许将导致他与美国新总统间的“冲突”很快从预想变成现实


4月10日,在美国白宫玫瑰园,尼尔·戈萨奇(左一)宣誓就任美国历史上第101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图|CFP 

尼尔·戈萨奇:“反精英”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正统精英大法官


《中国新闻周刊》文|曹然 记者|徐方清

1779年,美国农场主罗亚尔(Royall)立下遗嘱,将位于波士顿的一处地产赠与哈佛大学用于设立法学教职。1817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正式建立。两百年来,这座法学院为世界培养了3.8万余名法律人才,包括两位美国总统、37位参议员、15位最高法院法官和11位司法部长。

2017年4月7日,这一名单上又新添了一个名字:尼尔·戈萨奇。他成为第16位来自哈佛法学院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在提名戈萨奇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这位哈佛1991届法律博士“有杰出的法律技能、聪慧的头脑和丰富的经验,并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哈佛法学院1991届法律博士星光璀璨,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就是刚刚卸任的第44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奥巴马参选美国总统之前,他的同学肯·梅尔曼已经担任了两年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在奥巴马离开白宫后,以他的同学、现任民主党籍众议员胡安·巴尔加斯为代表的哈佛法学院1991届毕业生依旧活跃于美国政坛。

这一届毕业生似乎善于创造历史: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而梅尔曼则是极少数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共和党大佬之一;如今,戈萨奇又在经历漫长的参议院听证、表决程序后,成为1990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最年轻的成员。这位即将在今年度过50岁生日的科罗拉多人,将与8位年龄从56岁到83岁不等的同事共同执掌美国最高司法机关。

戈萨奇之所以备受关注,还因为他的提名人是特朗普。许多人都很好奇:这位在大选中击败律师对手希拉里上台、因旅行禁令问题而三番五次对法官进行人身攻击的总统,会提名一个怎样的人填补因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而出现的最高法院职位空缺?

答案会让人感到有些意外,戈萨奇是正统得不能再正统的履历标准甚至完美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选。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喂食者法官”

2006年,当出身法律世家的戈萨奇被提名为美国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时,他家乡所在的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媒体就在报道中盘点了他的“律政亲友团”,更有社交媒体用户披露了其在戈萨奇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经历。

这家位于丹佛的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之一,正是戈萨奇的祖父约翰·戈萨奇。当尼尔于1967年出生在丹佛时,他的父母均已从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毕业,从事律师职业,而他那已经成为知名律师的祖父正在为废除科罗拉多州的种族隔离政策而奋斗。幼时的尼尔经常在老约翰的办公室里玩耍,他后来回忆道,祖父是他心中的“法律英雄”。

戈萨奇的身世与多数最高法院法官的不同之处是,他出生在西北地区的内陆州,而非盛产法官的东海岸。不过,戈萨奇并不能为最高法院带来多少西部风情。

1975年,他的母亲安妮·戈萨奇当选共和党籍众议院议员,年仅8岁的尼尔开始随母亲在华盛顿生活。此后,他进入紧邻首都的一家教会学校读书,并于1985年考入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戈萨奇的整个青年时代都身处美国政治中心,目睹了母亲协助里根参选总统、被任命为环境署第一任女署长、因为执行总统指示而成为第一位被控告藐视国会的政府部长、最后被白宫背叛黯然下野的全过程。

不过,母亲的遭遇并未影响这位年轻人对共和党和保守派的忠诚。在哥伦比亚大学,戈萨奇与后来成为福克斯电视台晚间秀演员的安迪·列维一起创办了讽刺报纸《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该报在创刊词中宣称创办人是“一个保守派,一个自由派,加一个社会主义者”,却很快就被读者定性为保守派媒体。戈萨奇的政治热情也没有受到母亲黯然下台的影响,他曾积极竞选哥伦比亚大学学校评议会的席位,但因为在电梯和宿舍门张贴过多的竞选海报而被认定违反学生选举规则,丧失了参选资格。

1988年,戈萨奇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进入哈佛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经历不同,在哈佛法学院,戈萨奇并不引人注目。在自由派主导的哈佛校园中,他是一名温和而非激进的保守派。

哈佛1991届法律博士布拉德福德·贝伦森在接受《波士顿环球报》采访时表示:“那是一个观点交锋十分激烈的年代,但戈萨奇却与校园里的所有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戈萨奇另一位同学亚当·查恩斯的眼中,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活跃人物在哈佛期间一直保持着“无尽的礼貌和谦逊”。

戈萨奇在哈佛的学术表现也不算抢眼。他担任过《哈佛法律与公共政策学刊》的编辑,但未能成为该校更有影响力的《哈佛法学评论》编辑部的一员。由哈佛学生自发创办于1887年的《哈佛法学评论》,拥有“世界最优秀的法学期刊”“代表美国法学最高研究水平的刊物”“除了案例教学法之外,也许是最能反映美国法律教育特性的事物”等美誉。

是否担任过《哈佛法学评论》的编辑,也是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遴选助理、顶尖律所招聘律师的重要参考指标。正因为这份刊物的特殊地位和标志性意义,当戈萨奇的一位同学成为《哈佛法学评论》史上第一位黑人主编时,他吸引了全美法律人的目光,甚至受到了主流媒体的专访。这位当时年仅28岁的哈佛法学院二年级学生,就是后来成为美国第44任总统的奥巴马。

当戈萨奇得到特朗普提名后,《大西洋月刊》调侃道:“在2011年的一次演讲中,特朗普曾说奥巴马在学校中默默无闻,无人知晓。戈萨奇或许可以澄清这个误会。”

有趣的是,奥巴马并没有像《哈佛法学评论》的历任主编那样走上“最高法院法官助理、律师、法官”的传统职业道路。如果说担任《哈佛法学评论》编辑代表着美国法律人士走向成功必经的第一步,那么成为联邦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法官的助理,则是他们必经的第二步。身为《哈佛法学评论》的第一位黑人主编,奥巴马得到了无数联邦法官的邀约,但他对法官助理工作的回应是:不感兴趣。

奥巴马的选择令人惊讶。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阿伯纳·米克瓦得到这个回应时,还以为这位哈佛优等生婉拒自己的原因是希望跟随一位黑人法官。事实上,奥巴马没有成为任何一名联邦法官的助理,而是投身公益事业和政治运动了。

与奥巴马不同,戈萨奇选择了最传统的法律职业道路。在哈佛期间,他加入了林肯律师学院协会。哈佛法学院此前的15位最高法院法官校友中,有3位都是这个保守派社团的成员,其中包括戈萨奇博士毕业时在任的肯尼迪大法官。

戈萨奇后来成功取得了肯尼迪大法官与拜伦·怀特大法官的助理职位。当然,他成为最高法院法官助理,并非因为与大法官私人关系深厚,而是得益于毕业后在华盛顿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助理岗位上的出色表现。

两年上诉法院法官助理、两年最高法院法官助理的工作经历,对戈萨奇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许因为自己受益于这四年的经历,在成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后,戈萨奇非常重视助理的选任和培养。在十年的上诉法官任期内,戈萨奇的助理中先后有11人在任满后获得了最高法院法官助理的职务。

戈萨奇也因此进入“喂食者法官”(Feeder Judge,向最高法院输送法官助理的联邦法官)的行列。有趣的是,当初将他推荐到最高法院任职的华盛顿特区上诉法官大卫·森特尔也是一名“喂食者法官”,他在任期内向最高法院输送了9位助理。相比之下,戈萨奇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离开最高法院后,戈萨奇的职业生涯一帆风顺:1995年到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诉讼业务,1998年成为合伙人,2004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5年到联邦司法部任职。2006年5月被小布什总统提名为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时,他还不到40岁。

此后的十年间,戈萨奇与绝大多数联邦法官一样,低调、富足地生活着。他和同为牛津毕业生的妻子居住在科罗拉多州小城博尔德,业余时间里热爱钓鱼和滑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曾公布了一张他与斯卡利亚大法官一起享受飞蝇钓(广泛流行于欧美的溪流钓法,以钓取凶猛掠食性鱼类为主)乐趣的照片。在照片下方,斯卡利亚大法官写道:“这是对科罗拉多一日的美好回忆。”这种紧张又惬意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16年。

“一个让参议院打破议事规则的男人”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团队一共列出了21位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选。胜选后,特朗普与上述名单中的四位候选人会面。这四位最终进入候选名单的法官都是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得到提名进入联邦法院任职的。

与有着无可挑剔的履历、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担任过《哈佛法学评论》编辑的戈萨奇相比,另外三位候选人的出身都稍显寒酸:托马斯·哈迪曼法官在美国顶尖法学院TOP14中的末流——乔治城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博士学位;威廉·普莱尔法官则毕业于TOP14之外的杜兰大学法学院;阿穆尔·撒帕尔法官更只是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并非巡回上诉法院的成员。

可以说,将除戈萨奇之外的三名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位塞入由5位哈佛校友、3位耶鲁校友组成的最高法院中,都将是一个爆炸性的事件,但这似乎符合特朗普特立独行的“反精英”行事风格。

戈萨奇法官与特朗普团队的关系也与其他几位候选人不同。普莱尔法官得到了特朗普团队重臣、新任司法部长塞申斯的鼎力支持;哈迪曼法官则获得了特朗普的姐姐、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玛丽安·特朗普的帮助。而戈萨奇家族虽然历来支持共和党,戈萨奇的母亲更是里根时代的内阁部长,但这个律师家庭一直与激进的特朗普保持着距离。

即使在戈萨奇最终获得提名后,不仅他个人仍然敢于表达对特朗普攻击法官的不满,他的家人对于新共和党政府也颇不领情。在被《丹佛邮报》问及哥哥为何批评特朗普攻击法官的行为时,尼尔在丹佛市一家营销技术公司担任副总裁的弟弟毫不掩饰地回答:“他热爱宪法,拥护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他说了一个法律人该说的话。”

特朗普最终还是选择了戈萨奇,这个看上去似乎并不是特朗普团队最中意的人选。

这与民主党参议员的不合作态度也有一定关系。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在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后长期拖延对奥巴马提名的法官人选进行表决,引起了民主党议员的强烈不满。早在特朗普团队决定提名前,部分民主党参议员就表示,无论共和党提名何人,他们都会阻挠表决程序。在此情形下,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似乎倾向于任命一个让民主党无法拿出正当理由抵制的人选,以保证其能顺利通过参议院的表决程序。在最终的4人短名单中,唯一无可挑剔的就是戈萨奇。

正如戈萨奇的学长、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拉扎勒斯所言:戈萨奇甚至是21人大名单中“最适合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选”。哈佛法学院另一位教授查尔斯·弗里德也预言:“民主党将不得不通过戈萨奇的提名,因为再也找不到比他更适合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人了。”更有趣的是,根据美国律师协会的报告,一位未披露姓名但“在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选中位居前列”的法官,在被副总统彭斯问及除他之外谁最适合得到提名时,“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戈萨奇”。这位法官后来表示:“这是那天我被问到的最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

事实证明,特朗普团队的选择是明智的。即便戈萨奇的履历无可挑剔,参议院多数民主党人还是在对他的任命表决中倾泻了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怒火。4月3日,戈萨奇顺利获得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名,但司法委员会中的9位民主党人一致反对戈萨奇,为接下来的参议院表决程序蒙上了一层阴影。

4月6日,参议院对这一提名进行表决,虽然有4位民主党议员投下了赞成票,但55票对45票的结果并未达到通过任命的60票要求。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旋即宣布触发“核程序”,改变议事规则,谋求以简单多数通过对戈萨奇的任命。

对这一不符合政治惯例的举措,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表情肃穆地说:“数十年后,我们将悲伤地回首今天,发现这一天我们改变了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的历史。”似乎忘记了他刚刚带领民主党人阻挠最高法院法官表决的行为同样创造了历史。一个本不应存在争议的任命,因为党派之争而一次又一次打破惯例、“创造历史”,令旁观者惊叹不已,有网友调侃道:“以后我们似乎应该如此称呼戈萨奇:一个让参议院打破议事规则的男人。”

“他们授予我的是法槌,而不是橡皮图章”

参议院民主党人阻挠戈萨奇任命的做法,没有得到法律界的支持。在旅行禁令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针锋相对的美国律师协会,对戈萨奇的提名持肯定态度。

自2月1日开始,美国律师协会下设的联邦司法委员会对戈萨奇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评估,采访了5000余名相关专家,写出了长达944页的报告,最终于3月9日一致认定:这位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选“完全胜任”联邦法官的工作。这是美国律师协会给予联邦法官的最高等级评价和“最强烈的认可”,达到这一评估等级的法官“必然是卓越的法律专家,有杰出的能力和特别丰富的经验,在专业素养、法官品德、诚信正直等方面达到最高的水准”。

翻阅美国律师协会的报告,几乎所有被询问的法官、律师、学者都对戈萨奇献上了最美好的形容词。而戈萨奇最近的表现也呼应了这些称赞。

在特朗普因旅行禁令问题攻击法官后,与绝大多数美国法律人一样,戈萨奇并不讳言自己对新任总统极端言论的反感。在与民主党籍参议员理查德·布罗曼索私下会面时,他称特朗普以“荒谬”的方式形容联邦法官罗巴特的裁决,令自己感到“泄气”和“沮丧”。

虽然特朗普团队表示戈萨奇法官的评论是“内容失实的谣传”,但后者的发言人却确认了这一言论。3月21日,当布罗曼索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上再次就该问题质询戈萨奇时,他得到的公开回应与之前的私下表态完全一致:“我不能评论政治个案……但我了解我们的法官。当有人质疑他们的正直、诚实和判决动机时,我感到泄气和沮丧,因为我了解真相。”布罗曼索进一步逼问:“您说的这个问题,包括我们的总统吗?”戈萨奇如此回答这位哈佛校友:“包括任何人。”

这番令特朗普团队难堪的言论,在熟悉戈萨奇的人看来,不过是其真实思想的流露。正如他弟弟所言,反对从政治角度攻击法官是戈萨奇一贯的立场,也是他个人坚守的职业道德。

早在2013年的芭芭拉·奥尔森纪念演讲中,这位一向谨言慎行的法官就直白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当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试图运用专业能力解决法律问题时……他们收获的是嘲讽,是恶意的嘲讽……这种对法律和法官的冷嘲热讽在美国社会如此普遍而肆无忌惮,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足够完善。毕竟,如果没有法律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谁敢如此肆意地嘲讽法律呢?”戈萨奇同时指出,自己在成为法官之前曾对法院判决给予很多评论,但“我从不以政治考量法院和法官,而是运用程序与证据规则、先例和专业的法律技术评论司法”。

公众、媒体、自由派聚焦于戈萨奇在特朗普攻击法官事件中的表态,体现了美国社会对于特朗普时代司法独立状况的担忧。虽然也有零星的声音指责戈萨奇在宪法解释问题上的原教旨主义思想是脱离时代,在堕胎和同性恋问题上的保守态度是违背民权,在经济和劳工事务中的观点是维护大企业主的利益,但这些都是保守派大法官通常坚守的立场。

戈萨奇充分继承了已故大法官斯卡利亚经典的保守派法律思想,因此被称为“小斯卡利亚”。但如果戈萨奇只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派法官,那么美国社会大可不必担心。美国最高法院建立以来,近半数大法官都持有类似的法律观点。真正让美国社会担忧的是,戈萨奇面对政策变幻无常的特朗普政府时,是否能坚守司法独立的立场,和罗巴特法官一样勇于行使司法权,制衡特朗普的出格行动。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听证会开始前就表示,“根据戈萨奇法官以往的记录,我十分怀疑他是否能够满足这一标准。”

“这就是我的记录,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式。”3月20日,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中,戈萨奇如此回应民主党人对他能否恪守司法独立的种种质疑。他指出,在自己十年间参与的2700余个案件中,他与被不同党派的总统提名的法官们通力合作,在97%的案件中达成了一致意见,在99%的案件中他身处多数意见一方。满头银发但说话中气十足的戈萨奇以此证明自己是一名法官,而非政客。

他严格区分法律与政治的态度,也得到了曾经的下属特蕾莎·瓦尔登的证实。这位女律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戈萨奇法官“坚定信仰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他也是这么从事自己的法律职业的”。在2008年到2009年间担任戈萨奇助理的哈佛大学法学院讲师简·尼采也表示:“最令我惊讶的就是他在日常每一件事中表现出的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作为法官,他相信判决必须基于法律,而非基于政治或个人偏好,他的判决也显示了他是如何公正地适用法律的。”

“当我成为法官时,他们授予我的是法槌,而不是橡皮图章”;“我毫无困难地给出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政党立场的判决”、“司法独立的思想已经深入我的骨髓中”……当戈萨奇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精妙地描绘自己对司法独立的承诺时,他似乎在证明这样一种观点:特朗普的提名不仅成功挫败了民主党阻挠法官任命的计划,也为自己戴上了司法监督的镣铐。

与特朗普的“冲突”从预想变成现实?

2001年,来自华盛顿的律所合伙人戈萨奇步入牛津小镇中的牛津大学法学院现代化建筑。三年后,他带着法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和一名在牛津相识并结婚的英国女孩回到了大洋彼岸。

戈萨奇在牛津期间的导师是着名法理学家约翰·芬尼斯。这位昂山素季的好友在其近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坚守并不时髦的自然法学派观点,这无疑也影响了戈萨奇。

在最能代表其博士学术成果的着作《安乐死与协助自杀的未来》一书中,戈萨奇充分展现了他的法律规则主义和义务论观点:他主张判断行为正确与否的要件在于规则,而非行为能否产生好的结果。在功利主义与义务论针对“电车难题”争论了四十年后,戈萨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所有人的生命在本质上都是宝贵的,任何蓄意夺走他人生命的私人行为都是错误的。”

“当失灵的电车在轨道上冲向五名工人时,作为司机的你是否会扭动方向盘,将电车开向另一条只有一个工人正在作业的轨道?”自菲利帕·福特于1967年提出这一难题以来,无数知名人士都给出了自己的解答,注重结果的功利主义者面对“电车难题”给出的答案是转动方向盘,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

在法律研究和实践中,号称“小斯卡利亚”的戈萨奇不仅展现了保守派法学家的典型思想,也表达了与其他保守派法官、特别是斯卡利亚大法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如今看来,这些为数不多的分歧似乎恰恰存在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最希望“不要起变化”的领域。

号称“保守派雄狮”的斯卡利亚大法官身材魁梧、不怒自威,但在法律思想上其实也有实用和柔性的一面。当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毫不犹豫地尝试投票推翻那些他认为与宪法本意不符的国会立法时,斯卡利亚大法官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我不会这么做,我不是个傻子。”

有趣的是,戈萨奇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支持自己的恩师兼挚友。在2016年纪念斯卡利亚大法官的演讲中,这位温和可亲的法官强调:为了扞卫美国人民的自由,法官应该毫不犹豫地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力加强对立法机关的制约。

这一观点源于他对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解:“在美利坚的国父们看来,三权分立是自然而生的,这是宪法设计中最重要的自由保障机制。”

这一思想贯穿于戈萨奇的司法执业生涯中。也是在2016年,戈萨奇在布里苏埃拉诉林奇案判决的个别意见中攻击了斯卡利亚大法官生前颇为支持的“谢弗林原则”。在戈萨奇开始攻读法学学位前就已经确立的“谢弗林原则”,背后所反映的其实是现代规制国家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法律解释的分工问题。斯卡利亚认为:行政机关拥有广泛的政策制定权,因此比法院更适合对国会立法的模糊内容进行解释。

然而,这一允许行政机关在法律处于模糊状态时释法的规则一直为戈萨奇所反对。在最近的这次批评中,戈萨奇指出:“谢弗林原则使得繁文缛节的行政程序吞噬了核心的司法权和立法权,也伤害了美国宪法的本意。是时候解决这头‘房中的大象’了。”

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芬·弗拉德克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表示,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谢弗林原则”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或许会改变美国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关系,进而影响现代规制国家的分工结构。

如果说戈萨奇对司法独立的坚持使得美国最高法院与总统、国会的冲突不可避免,那么他在学术论文中表现出的与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格格不入的哲学思想,以及在“法官是否应该对抗行政和立法机关”这一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或许将导致这种“冲突”很快从预想成为现实。

有望促成更为牢固的最高法院“统一战线”

2016年2月13日清晨,得克萨斯州沙夫特的度假区,一位79岁的老人在睡梦中离开了人间。虽然斯卡利亚离世的过程十分平静,但这一噩耗还是震惊了整个美国。听闻消息时,戈萨奇正在斜坡上滑雪。

在当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作为斯卡利亚的哈佛学弟、联邦党人协会同僚兼法律战线上的挚友,戈萨奇称自己在听到斯卡利亚离世的消息时,“我的眼中浸满了泪水,以至无法看到滑雪的山路。”在接受特朗普提名时,戈萨奇再次提及斯卡利亚:“斯卡利亚法官是最高法院的雄狮。他所有的同僚,无论是否同意他的观点,都分享了他的智慧与幽默。和他们一样,我很想念他。”

与戈萨奇一样悲痛的,还有斯卡利亚在最高法院的亲密友人兼死对头金斯伯格大法官。身为最高法院中最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与保守派旗手斯卡利亚之间的传奇友谊一直被法律界津津乐道。每逢新年,他们一起聚餐,并经常同游海外、共赏歌剧,但回到职业角色时,又总因为法律问题而争论不休。

在戈萨奇为斯卡利亚垂泪之时,金斯伯格为老朋友撰写的悼词正在推特上广为传播:“我们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不同的是我们对成文法的理解,相同的是我们都对宪法以及我们服务的机构心存敬畏。”

不过,与戈萨奇一样,金斯伯格大法官只能容忍对法律和法官的法理批判,而不接受过度政治化的评论。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眼见民粹主义抬头,金斯伯格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公开呛声特朗普“是一个骗子”“非常自负”“难以想象他成为总统后的美国”。而特朗普也毫不客气地回应,称金斯伯格言论不当,令美国最高法院蒙羞。

随后,金斯伯格对自己的激烈言辞表达了歉意。在一份声明中,她表示:“大法官不应该评论总统候选人,以后我会谨言慎行。”不过,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金斯伯格大法官依旧不断通过不点名的方式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和“假新闻”言论。两人之间的理念冲突已经难以消解。

或许会让特朗普失望的是,戈萨奇有可能成为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新密友。号称“小斯卡利亚”的戈萨奇不仅继承了斯卡利亚大法官的观点,还继承了斯卡利亚大法官对不同意见法官的友善态度。事实上,他曾如此评论斯卡利亚与金斯伯格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关于法律问题的分歧,而非基于政治或个人意志的攻击。”

再联想到戈萨奇在哈佛时期能与自由派同学们和睦相处的经历,他进入最高法院,不仅不会造成美国最高司法机关的分裂,反而可能使得保守派法官与自由派法官间的私人关系更加亲密,在面对特朗普时甚至可能结成统一战线。

最高法院中还有一位比观点激进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更为引人注目的成员,那就是由里根总统提名、却在判决中时不时转向自由派的肯尼迪大法官。在戈萨奇坐上法官席后,最高法院会出现四位保守派大法官和四位自由派大法官对峙的局面。而肯尼迪大法官作为唯一的中间派,将掌握决定判决结果的关键一票。

这位令共和党人头疼的老法官恰恰又是与戈萨奇私交最密的最高法院现任法官:1993年到1994年,戈萨奇担任了肯尼迪大法官的助理;2006年,在戈萨奇就任联邦上诉法官时,肯尼迪作为监誓人出席了典礼;如今,当戈萨奇坐上斯卡利亚大法官留下的座位时,他成为第一位与当年自己做助理时的“老板”一同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法官。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弗里·罗森据此推测,戈萨奇或许会在肯尼迪大法官摇摆于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时,将其拉向自己的阵营,形成5:4的优势。但历经二十余年交往,戈萨奇与肯尼迪都未能影响对方的法律观点,因此罗森教授的猜测似乎并没有什么证据支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戈萨奇与肯尼迪大法官的友谊还将继续延续下去。

“我们正努力达成同一个目标:为美国人民选择一位适合且独立的最高法院法官。”4月6日,美国律师协会联邦司法委员会主席南希·迪根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发言中,代表协会给予戈萨奇以高度评价。

对于最高法院来说,戈萨奇的加盟或许是最理想的结果。但对于共和党和民主党来说,戈萨奇从出生至今几乎一直浸淫在法律行业中,坚定信仰司法独立,还能团结不同意见法官共同扞卫宪法,似乎不是一个推行党派政策的好伙伴。更令希望扩张行政权力的政客们无奈的是,这位“法律秩序的维护者”还是近三十年来最高法院最年轻的成员,没有人知道他会在那栋毗邻国会山的恢弘建筑中等待多少任美国总统。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00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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