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作为历史的证人之一

人物 吴子茹
邵燕祥的新书取了一个倔强的名字,他说这“不是辩诬, 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 或者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
邵燕祥:作为历史的证人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吴子茹

下午2:30,约好的采访时间刚到,邵燕祥准时从楼上走下来。

房间不大,兼具客厅与书房的功能。进门处一张方桌,铺着橙色细方格子桌布,桌上摆放着茶杯、水果,这就是会客区了。其余靠窗大半个房间,桌上、地上,到处堆满了书。

邵燕祥在桌前坐下,缓缓开口。他语速虽慢,思路却非常清晰,让人想起作家孙郁多年前对他的描述:“他仿佛从寒冷中走来的人,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地述说着冬天的故事。”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今年夏天,邵燕祥的回忆录《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叙述作者1945年至1958年间的亲身经历。全书正文共432页,按照时间线索叙述,除1945和1946年的叙述合并为第一章节外,其余按照年份,每个年份为一章。

在这本书正文前面“作者的话”中,邵燕祥这样写道:“我是临近暮年,才来重数走过的脚印,分辨走过的道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或者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

正因如此,邵燕祥在这本书里的文字简单、直接,但却十分纯粹,是一位垂垂老者经历半生痛苦挣扎后不知疲倦的絮叨旧事,也是对个人和历史的剖析和反省,是对自我灵魂的一次深刻拷问。

反思历史的同时,作者将手术刀深刻地转向自己,这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这也是邵燕祥自从80年代大量写作杂文以来的一贯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是辩诬,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这些文字,是“力求符合外在真实和内心真实的叙述”。

这次的书名,来来回回,“一共想了差不多有二三十个”,出版社最后选出“我死过,我幸存”作标题,这源自邵燕祥在这本书的扉页援引的卡夫卡的一段话: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毕竟经过死亡,你是幸存者。

邵燕祥觉得这标题还不错,但“死过”,然后“幸存”,“无非让人理解为现在还活着”,但若仅仅是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于是提笔,加上三个字:“我作证”。

同样在扉页上,卡夫卡这段话之前,邵燕祥还引了另一句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

官修历史的补充

很难用一种文学类型来概括这本书。除了这个乍一看上去有些没头没脑的书名,没有任何副标题或者说明,更没有时下流行的腰封、推荐语。这本书从装订到排版,都非常朴素。

没有插图,篇章、段落之间没有时下为方便阅读而流行的大片留白,细细密密的排版,就如同文字本身带给人的感觉,紧凑、压迫,读起来让人心情沉重、紧张,但却无可回避。

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1996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从杂感的诗到诗的杂感:邵燕祥与他的时代》,这样写道:“二十世纪的晚期,也许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带有浓重的鲁迅风骨……他的文字所挟带的冲击力,常常使我想起 ‘五四’那一代人。他抨击时弊,直面生活,他苦苦咀嚼着人生的涩果,有时文字中也夹带着鲁迅式的冷傲……”

邵燕祥也因此被称作“当代鲁迅”。从“文革”结束至今,邵燕祥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此前,他已经编写出版了一系列回忆、反思的书籍。其中包括《沉船》(1996年)、《人生败笔—— 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1997年),还有《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2004年)和回忆录《一个戴灰帽子的人》(2014年)。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正是这类反思作品中的一部。邵燕祥非常清楚,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来说,他这样的写法,“信息太过密集”。即便读起来,大概也像要读懂他这个人一样,“有种啃硬骨头的心理”。

但他本就无意于“卖弄”思想,或者借以招徕更多读者,对他来说,写作这类书籍的目的,只是忠实、不加修饰地记下对历史的思考。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邵燕祥提起鲁迅和陈寅恪,他们都曾特别提出要看野史,是为官方历史的补充,这是邵燕祥最看重之处,至于文笔,则是次之了。

“一个小人物走过大时代的足迹和心迹。”邵燕祥字斟句酌,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定义他编写的这些反思的作品。

正如邵燕祥自己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的话来说,“你说它是编年史吧,但它又不是按照时间老老实实写,它还有点意识流,又有点儿跑野马,说到这儿,又跑到那儿去了。”

“死”于1958

邵燕祥“死”于1958年。

是年2月,邵燕祥被迫在“定案材料”上签字,接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罪名。

很快,他就被发配到北京北郊十三陵水库和河北沧县等地方劳动改造,接着又被调往渤海边上的黄骅农场监督劳动。

和所有猝不及防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一样,这对邵燕祥来说是一个近乎毁灭性的打击。2004年出版的《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邵燕祥在前言里描述了这段时间以来自己整个人的变化:“从飞扬的 ‘浪漫主义’下降到匍匐的 ‘现实主义’。从 ‘不识人间有折腰’堕落到发誓遵命听话……”

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进而下放劳动,从一直以来“我们”中的一员突然被判出局。身份急剧转换,少年时代就步步追随的政治生命宣布结束,他称自己是“死”在这一年。

事情起变化是在1956年末和1957年初,现在想来,邵燕祥和当时的一般党员和普通干部一样,“头脑中充满了 ‘太平观念’”。他对知识界即将发生的天翻地覆几乎没有一点预感。邵燕祥清楚地记得,1957年1月,自己“几乎没有动笔什么东西”。但他发表了1956年秋冬写下的一文一诗。一篇是针对王蒙发表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读后感,名为《去病与苦口》;另一篇是诗作《忆西湖》,呼应公刘的西湖诗稿。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抨击体制中出现的官僚主义,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文艺界的激烈讨论。邵燕祥比王蒙大一岁。《去病与苦口》对这篇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明确持肯定态度。他在文章中提出,文学作品不应该回避共产党干部身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用意是“基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认真反对官僚主义”。

而《忆西湖》发表不久,就被上海的姚文元归为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批评邵燕祥这首诗中是思想感情不健康,“大意说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

此后几个月的风云转换,此时其实早已有了伏笔,只是“迟钝”的邵燕祥仍然不知道而已。很快,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发表了将近八千字的长文《官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的偏激》。写道“……我们读到了一些描写青年人与官僚主义斗争的小说,作者看中了这样的主题,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当我们看到某些作品竭力提倡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的时候,我就捏了一把汗。”在邵燕祥的心中,郭小川原本被视为“反官僚主义同道的前辈革命者,竟忽然变脸”,不谙形势风云变幻的邵燕祥很失望,随即写了一篇《与郭小川谈官僚主义》,所幸的是,他随后改了标题,将文章中直接谈论成绩与缺点错误关系的非诗的句子删去了。

紧接着邵燕祥去山西阳泉采访,跟着《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带领的记者团访问苏联。等到7月,邵燕祥从武汉长江大桥工地回来,反右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邵燕祥也参与其中。作为中央广播电台第三支部五人小组的成员,他每天在参加批判会后,写一篇报道给机关内的报纸《广播》,“总是作为示范性的通报登在头条。”

在《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这本书里,邵燕祥写道:“那是跟当时报纸上的反右报道一样,充满极端语调,夸大其词,丑化被批判的人,杀气腾腾。”

紧接着他又写道:“这样的文风不是偶然的,我已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

直到9月,“十一”国庆放假前夕,党支部开会问邵燕祥与人民大学林希翎的关系,并责令邵燕祥写材料,“一并交代与文艺界大小右派的关系”。

多年后,邵燕祥十分坦诚地写道:“土地改革,我是工作队员,三反五反,我是 ‘打虎队员’,机关肃反,我是五人小组成员,此外,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我也算得上积极分子,挨整都是别人的事。这一回,反右派,轮到我了。”

坦诚、直接,充满复杂的情绪,读来让人感慨万千。

“生于忧患”

2016年,11月的北京,刚刚入冬不久,潘家园附近这栋老式的居民楼已经开始供暖,但邵燕祥仍然穿了一层又一层衣服。这些年他的身体不太好了,2007年做过一次心脏手术,听力也渐渐不行了,与来客交流时必须戴上助听器,但身板看上去却依旧直挺。

他说起话的时候一边思考,不自觉地皱起眉头,这让他的表情更显严肃。但却在提及往事的荒谬之时,一次又一次准确地爆发出大笑。笑完,眼角却时时有泪。

邵燕祥生于1933年,“生于忧患”。

“九·一八”事件爆发,日军占领东北三省。“一·二八”事件,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炸毁……邵燕祥的小学是在日军占领下度过的。一系列“奴化”教育下,几乎一切涉及历史的书籍都被销毁。依靠亲友和师长私下的教导,孩子们确认是在“忍气吞声当亡国奴”。

邵燕祥开始记事起,正是在日军占领下当亡国奴的年代。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他对共产党由好感而至“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宣传”,始于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里。

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民族屈辱感和为振兴民族的努力求索是大前提。这也是1949年许多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拥护新政权的原因,国家统一、独立,正是多少年来几代知识分子的夙愿。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叙述,从1945年开始。

这年,日本宣布投降,持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胜利。邵燕祥12岁,这年秋天进入汇文中学。北京复称为北平,日军治下沉寂多年的文化出版界,突然涌现出各类报刊杂志,邵燕祥就读的汇文中学教学主楼前,也已“壁报连篇”,高年级的同学们积极办报,纷纷发表时事评论和文艺见解。 热爱文学的初一学生邵燕祥,一个人办起一份壁报,名为《五十年代》,贴在学校教学主楼前。

汇文中学初创于1871年,是燕京大学的前身。和育英、贝满这些学校一样,汇文中学原本也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在汇文,壁报和课外社团十分活跃,被称为中学里的“民主堡垒”。

《五十年代》由四张16开纸拼成,邵燕祥用毛笔抄写,其中一版是他这年所写的小品剧本《流线型》,模仿鲁迅《故事新编》的手法,讽刺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国民党各类接收队伍。后来,邵燕祥又参加学校几个同学组织的自由读书会,参与负责壁报《奔流》《自由周刊》。

那是风云激荡的年代。初二时邵燕祥偷偷读了油印本的《论联合政府》,“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宣传”。和身边很多青年学生一样,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到对国民党失望,转而对共产党寄托希望。1947年,邵燕祥14岁,参加了“五·二O”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邵燕祥视之为“成年礼”。

邵燕祥记得自己平生第一次在街头向公众作口头宣传的经历,那是1949年1月30日,北京东四牌楼人行道上,16岁的邵燕祥站在从旁边商家借来的板凳上,向公众宣讲解放军进城的“约法八章”。

根据8天前签署的《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部分人民解放军这天开始陆续从西直门进城。第二天,1月31日,解放军全部入城。

两个月后,邵燕祥以中法大学大一新生的身份考入“准军事化管理的”华北大学。像所有急于走入课堂以外广阔世界的年轻学生一样,邵燕祥激动万分,他将华北大学称为“向往的参加工作的开始”。两个多月的学习结束后,邵燕祥到位于西长安街3号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上班,成为资料编辑科一名见习编辑。生性单纯、快乐的邵燕祥,对革命和个人未来充满诗一般激情。在《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这本书里,邵燕祥写道,作为广播台里最年轻的“初来者”,他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快乐非常”的美好时光。

10月4日,邵燕祥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题,发表了一百多行说唱节律的诗作《歌唱北京城》。这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被郭沫若封为“反动文艺”炮制者的沈从文、萧乾等人,被排除在这次文代会之外。

邵燕祥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一些人从此逐渐“认识到形势,早早地罢了笔”。另外一些人,“一时没认识清楚”,以身试文,收到警告才罢手,但“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部认罪缴械”。

多年后,邵燕祥重新审视这段往事,用冷静的笔调将它们写进书里并最终公开出版时,已是将近一个甲子之后了。昔日的少年邵燕祥已入耄耋之年,往事却还历历在目。

2016年,邵燕祥83岁。

在潘家园附近这套简单刷白的老旧房子里,邵燕祥和老伴、当年中央广播电台的同事谢文秀每天过着同样简单的生活。看书、写杂文、写诗,关注网上的新闻和窗外的现实,偶尔和三两老友聚聚,聊聊旧事,谈谈天。

但在内心深处,邵燕祥却越来越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近几年,那个时代熟悉和不熟悉的老朋友们一个个走了,邵燕祥很清楚,也从不讳言,留给他和他这代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时间成了最奢侈的东西,如今真要认真说起每天最大的困惑,大概就是如何在读书与写作之间合理地分配时间了。如同一杆秤的两头,顾此则往往失彼。他指着书桌上和地上堆起的一摞一摞的书告诉记者,“这些,这些,都还没有来得及读。”

到了这个年纪,每出版一本书,邵燕祥都当做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遗嘱”。既然是遗嘱,当然是不愿意删改的。好在最新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很顺畅,除了邵燕祥删去序言中的几个字以外,正文几乎一字未删。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85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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