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我不能改变世界,有机会我想改变你

人物 周凤婷
对话崔健

崔健:我不能改变世界,有机会我想改变你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凤婷

“我要不去改变,也就没人会去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在工体办这场30周年的纪念演唱会?

崔健:因为我觉得(还是)一无所有。这30年不是我一个人过来的,大量的人把自己的兴趣甚至自己的生命容纳到做摇滚乐里,甭管他是哪个环节的,销售还是推广,他内心里带着理想色彩做这件事。我只不过是他们的材料,我有义务和他们配合,我是参与团队在运作一个有意义的事。他们对我重视,花这么大投入冒这么大的风险做这件事,我内心里边感谢他们。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说你这次上电视是一种妥协?

崔健:对,肯定会有人这样说,有他们的道理,因为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他们也在做调整。我们开始一直是拒绝的,但是拒绝过程中,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对摇滚乐的重视达到了一定程度,让我找不到退路。

我想,我们要不去改变,也就没人会去改变(摇滚乐现状)。

中国新闻周刊:上电视的感觉如何?

崔健:失控。对这个行业预备工作做得不够的情况下就参与了,同时也是学习。实际上它是被点击率,被投资人控制。他们为了收视率不择手段。我认为收视率是建立在争端、矛盾基础上,我跟制片人还有另外两个推荐人达成了默契,就是我们必须要挑事,发生矛盾,我说节目要是没人看,我们都死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接下来还会参加这样的节目吗?

崔健:要有选择性的,看情况,因为这次有一定失控,对自身的失控还有对电视播出体制的不熟悉。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玩摇滚,然后拍电影,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表达自己。为什么要通过这么多方式,光做音乐不行吗?

崔健:我觉得人表达自己,是因为你有东西要表达。所以我拍电影,肯定因为我有东西想通过画面去表达,我有想法。我看了很多电影,获取到了一些能量,是我通过音乐释放不出来的,所以我愿意做电影。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保证自己的专注力?

崔健:我觉得我自己专注力不够,经常被打扰,被自己突发奇想的想法干扰,可能这对我做别的事是一个财富,但是做音乐会失去一些连贯性。自己打扰自己的时间太多了。但我没觉得这是不好的习惯,我不给自己制造压力。

一个没有老板的人给自己的压力来自时间。有老板的话,你要有团队精神,你就会把这事干完;当没有任何压力,自己想表达的时候再表达,那个东西是最有价值的。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央视春晚再邀请你去唱《花房姑娘》,你会去吗?

崔健:春晚灯光音响还有播出的程序不太符合摇滚乐,如果他真的按照我们的条件我们也可以考虑,但是我们要有自己选歌的权利,只是单纯做秀肯定不会去。

中国新闻周刊:你还是很在意,你的音乐包括发声是否被年轻人接受?

崔健:是。既然交流的话,我希望按照我的方式交流,而且他不会对我有误判,同时能够对我带来尊重。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对我的尊重,是误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的尊重,当他们真正接触我,发现我并不是这样时,反而对他们自己带来伤害,也对我有伤害。我曾经经常接触这样的人,认为我是应该愤怒的,应该是黑一点,皮肤不要这么细腻,一个不爱说笑的,经常严肃思考,抽点烟喝点酒那样的,结果发现,其实生活中我完全像一个很普通的愿意说笑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上一次体会到悲凉的心情是什么时候?

崔健:经常。公共场合里我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很糟糕的活动,我还要说那套公式化的话,我觉得对我是一种浪费,或者把我请去是一种浪费,或者是自己对自己机会的把握的浪费。(我)希望抓住每一次机会去表现观念,哪怕有的时候稍微得罪个人,但我尽可能去避免,只就事论事。

其实我相信,一旦和公众媒体打交道,一部分就是失控,你怎么写我根本控制不住。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会去使用微博微信这些工具吗?

崔健:偶尔关注一下,从来不发言。对于我来说,发任何言都属于宣传,因为大家都会把你当成一个宣传,而并不是真正的交流。如果真正想交流的话,可以跟人说话,聊音乐。

他们说我应该宣传自己,应该开个人的微信公号和微博,发表自己言论。还说,一旦开了以后就跟谁一样,谁开得最火,他们有什么样的表达。可如果你没有观点的话,基本上属于浪费时间。

“愤怒、伤感,同时一种不屈的感觉”

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你的表达正好切中时代的脉搏,那个时候是什么感觉?

崔健:我觉得每张专辑都和时代切中,都跟时代平行。我始终愿意看着社会的横断面创作,而没有纵向去做。

中国新闻周刊:我听你的新专辑听到性的暧昧这些东西,你的创作动机是什么?

崔健:我觉得性是最本能的能量,当然我不是说低俗的能量,不能因为它低俗,我们就应该制止或者应该去扼杀,怎么去正确引导它规划它释放它,我发现很多的艺术都在描写这种东西,描写人最本能的最美好的,而且长期被压制的东西,我觉得这是艺术的伟大之处。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中国摇滚30年现状式微,你认同吗?

崔健:其实摇滚从来没有“式强”过。

中国新闻周刊:在八九十年代不算强吗?

崔健:没有,那都是媒体(宣传的),中国摇滚乐,从实打实的音乐家的生活状态,音乐家的作品出现,表演场所,表演机会还有作品,观众增加,现在可能比过去多了很多,过去只是一种现象,媒体上的说法而已。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觉得中国摇滚一直是在往好的方向走?

崔健:一直在发展,商业是一个健康发展的途径,这个东西大家把握好了,就不会翻船。但是你不要为了商业做一些出卖摇滚乐本质的东西,我觉得摇滚就会逐渐建立起良好的商业的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你之前挺排斥商业代言的。

崔健:最起码在我的范围里,周围的人都是自由表达的人,都有基本的原则,否则的话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说话方式都会和我们格格不入了。我相信我们的圈子大起来的话,也会被大家关注到,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这30年摇滚乐在国内的发展?

崔健:非要从形式上分门别类的话,我觉得摇滚乐本身,存在着独立性的创造和运作的形式。

除此之外,摇滚乐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独立性带来的内容独立和创作自由,这才是有价值的。

我更愿意说,只要你敢写,敢自由地创作,坚持你自己,你是不是摇滚乐不重要。无所谓。

中国新闻周刊:在55岁这个年纪会不会有种服老的心态?

崔健:人老是自然的,生理上的,没有人会逃避老。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摇滚需要力量。

崔健:我觉得只要坚持表达,而且服务的话,不会在意有没有人接受你的服务。当你老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也老了,别人也期待你替他们去表达。

中国新闻周刊:当你表达的时候,你表达会有个对象吗?

崔健:无所谓,因为大家针对年轻人市场,是时尚概念,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年轻人,这东西谁也跑不了。我也希望我们下一代人不去看我们,或者不看比他们岁数大的人,同时不希望被这个市场证明我们自己没有价值了。所以我们也努力,某种程度上这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是非常自然的,甚至是美好的,它能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能量火花。

中国新闻周刊:大家似乎都关注你,但是不太关注你的创作。

崔健:这个只能是遗憾,这个遗憾是双方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还是会坚持原有的创作风格?

崔健:每个人都有年龄的关卡,风格的界定,我不可能再写出《一无所有》一模一样的歌。(即使写出来)别人也会觉得你没有变化,或者说吃老本。所以应该有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是我自己,我要是老抱着市场的压力做音乐的话,我早就停止了思考。

就是因为我做了这样的专辑,才能这样说话,否则连这样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可能去打高尔夫球、骑马,可能去做电视秀的长期的评委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的状态,用自己创作的歌来形容的话,会选择哪首歌?

崔健:我现在最喜欢的,最愿意听的歌,还是《外面的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首歌,我愿意听,可能是因为它有一种愤怒、伤感,同时一种不屈的感觉,有点扭曲感有点瘸,我喜欢这种感觉;同时这首歌描写的是一种能量,我觉得人体的能量是永恒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尊重一个人的能量,等于是开始尊重一个人。

中国新闻周刊:我听你《无能的力量》这张专辑的时候,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

崔健:对,《无能的量》的名字实际上是一个英文的翻译。它是一位匈牙利作曲家的作品,《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直译就是)一个无权者的权力。

后来我觉得也挺准的:我不能改变世界,我有机会我想改变你,你要能感受到的话,就是我们的缘分。实际上这歌讲的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抽象的,价值观的表达。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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