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30年,不再坚定但依旧愤怒

人物 周凤婷
摇滚30年,不再坚定但依旧愤怒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凤婷

55岁,崔健决定干一票大的。

2016年9月30日,国庆节前一天,在能容纳数万名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崔健要举办一场名为“滚动三十”的纪念演唱会。

30年前,1986年5月9日,“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背着一把电吉他,身着长褂,裤脚一高一低,踏上了隔壁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摇滚乐在中国经历萌芽之后,以《一无所有》初次登上官方举办的晚会舞台为标志,正式拥有自己的历史纪元。

那一天已经被历史塑造成了一个传奇。而崔健,也在后来成为了摇滚乐“教父”,启蒙了一代年轻人。虽然他本人多次拒绝接受这个头衔。

同他那顶红五星的棒球帽一起,崔健本人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这之后漫长的30年里,他曾接受粉丝膜拜,像“神”一样的被狂热追逐,也经历十年“被封杀”的沉寂,其余时间里他时有出现,不温不火,出专辑,打假唱,拍电影,做真人秀导师。在当今的娱乐环境下,只有他,还在大张旗鼓,姿态老派地强调着已经不见的摇滚精神。

似乎,崔健总在为某种使命严肃而认真地生活着。30年间,启蒙者的那杆大旗,崔健一直扛着,从未放下。

石破天惊

9月21日,崔健带着三个朋友到北京交通广播参加一档节目,他全程配合,玩得很嗨,直播间里,主持人嘉佳玩起了视频直播,崔健没有反对。

手机就架在面前,一举一动都能被网友看见。崔健没有太多镜头感,虽然有点不适应,但他努力让自己自然平常。他戴着标志性的红五星帽子,风衣里的紧身T恤可以隐约地看出他的肌肉线条。55岁,崔健依然保持着规律的生活和运动,老友秋野赞他,游泳特别好,尤其是蝶泳,到了这个岁数,特服。直播结束后,崔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直播,“有一点紧张,但是我觉得很好玩。”

这是崔健9·30演唱会前名目繁多的宣传中的一站,崔健像个好脾气大叔,签名、合影、访谈、录ID,没有明星排场,很少拒绝。参加完去年的电视选秀节目《中国之星》,秋野觉得崔健的表达能力提升了。年轻时候的崔健,说话结巴,表达并不利索。

年轻时,崔健也主动参加过“选秀”。在1986年初第一届孔雀杯全国通俗歌曲大奖赛中,在一群唱伴奏带的选手中,崔健带着自己的乐队,演唱了两首原创歌曲,《不是我不明白》《最后的抱怨》,首轮就被淘汰出局。

评委席中当年的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被这场演出“吓了一跳”,也对他们“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在随后的转化成了决定性的推力。

之后,谁也没想到,1986、崔健、中国摇滚这三个原本有各自生长命运的词被牢牢粘在了一起。

1986年有另外一个名字: 国际和平年。

1985年迈克尔·杰克逊领衔45位巨星合唱的《We Are The World》发布,该曲成为史上最著名的公益单曲。同年在台湾,由张艾嘉发起,罗大佑创作的《明天会更好》群星演唱会,聚集了自台湾、香港、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62位歌星。很快,“召集100名中国大陆当红歌星,并以同样的形式,来纪念国际和平年”的计划在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的两位年轻编辑张丹丽、吴海岗和当时未出名的作曲家郭峰的倡议下开始筹备。

《一无所有》是为这场演出而写的。崔健找到组织者王彦军和吴海岗,表示自己刚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参加这次演唱会。演出总监王彦军把崔健列为三十位独立歌手之一,上报给王昆审批。演出前一天,王昆看过排练后,冒险给这首带有西北风的情歌发了“绿卡”。

崔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王昆,他说:永远都应该感谢她。

而那一天的石破天惊,并不是崔健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在当时三个以上歌手同台的演出是不能过审的,别说《一无所有》,整台演出临到开演前都没人知道是否能顺利进行。“《一无所有》要演出的那天,前面的演出还不知道能演不能演,今天演成什么样儿还不知道,往对面工人体育馆走去的每一步都特别沉重。”吴海岗事后回忆说。

演出现场,有领导听完《一无所有》愤而离场,指责主办方“让牛鬼蛇神上了台”。

在演唱会现场,所有的歌手统一穿相同款式的夹克,只有弹着吉他高唱《一无所有》的崔健,穿了一件大马褂,那是临上台前五分钟,他找歌手王迪换的。就这样,那身马褂和高低不平的裤脚,和《一无所有》一起成为了中国摇滚的符号。

中国第一代摇滚人侯牧人曾描述过8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化氛围,和人民群众对一种激情表达的渴望,“80年代末,我到工体去看足球,中国队先0∶2落后,然后4∶2赢了,群情激昂,大家都冲到天安门广场,所有的人都互相拥抱,他们唱歌,他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唱《东方红》,没有了。中国作曲家都死绝了吗?我要找一种音乐,在广场里,在这种时候能唱。”

“我不知道这样的音乐叫什么,世界上肯定有。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开始冒了,后来我知道,这种东西叫做摇滚。”

崔健的《一无所有》,正是在那个时候,为中国摇滚开了第一嗓。

他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代言者。

曾经的摇滚时代

30年前,中国的摇滚乐无意间成为流行音乐发展的前奏,提前出现在主流视野,崔健、窦唯、何勇也成为了那个时代中国摇滚乐的代言人。

1984年,北京歌舞团民乐队(现为北京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员文博受国外摇滚乐队的启发,想成立一支自己的乐队。“听说国外都是乐队,至少也是四五个人,什么声部都很全,有低音、节奏、主音、节奏的这些东西,所以就想,干脆咱们也成立一乐队。”崔健,成为了这个乐队年纪最轻的成员。

这个取名为“七合板”的乐队主要以翻唱英文、日文歌曲为主,是当时北京最早成立的乐队之一。

文博仍保存着当时乐队录制的唯一一盒磁带,封底的照片中,乐队成员穿着牛仔裤,造型颇有80年代的港台味道。

“七合板”乐队的成员,都来自北京歌舞团,连乐队的乐器,都是文博向团里申请后,歌舞团购买的。第一场演出在政协礼堂,“里头白衬衫,黑领结,西服。”虽然打扮正式,但那是乐队第一次站着演出,“原来我们演奏的姿态,都是坐着,不管民乐也好,管弦乐队也好,没见过这么站在台上,还溜达。”文博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北京市文化局领导看了一场演出后,团里领导找到文博,建议“七合板”乐队编入“第三产业”,脱离团里的正规编制。“如果真脱离了,那可能就跟经商差不多了。就因为这是饭碗的问题,我没答应这事,我们就转入地下活动了。”但1987年,崔健还是因为演唱了摇滚版的《南泥湾》被团里劝退,成为“个体户”。

1985年,秋野用做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买了把星海牌的民谣吉他,21块钱。“后来不去上班了,在社会上做过各种行业,但基本上都没长过两个月。吉他一直没有离开。”秋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接受采访前,秋野正在自己的工作室调试一把新琴。

那时候玩摇滚弹吉他是特别有面子的事情。北京东城西城玩音乐的每周都见一面,茬琴,“到后海、故宫、八一湖,比谁的琴弹得好。流行音乐进来之后就在西直门底下飙歌了,赵大力、孙国庆那时候已经成名了,他们也都来。”秋野说起这些仍带着劲。那时候,刘欢、崔健,都已在圈里有了名气。

当时北京已经有派对文化,有机会进入友谊宾馆的派对的,多是玩摇滚音乐的年轻人。“就是音乐喝酒,跟现在的是一模一样,只不过是环境和设备就不一样了,玩的方法什么这些模式全一样。”文博回忆。

1988年,江苏镇江青年张宝全从部队转业,2000元转业费,买了台24寸金星彩电后就所剩无几。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录取后,他背着几箱书、衣服,还有钟爱的无线电,只身来到北京,看到的是自己30年生活里从没见过的另外一番景象。

“满大街都是崔健的歌。骑个自行车到西四去,沿途能听到,都在放,一路听到我们回来。”如今已是今典集团董事长、今日美术馆创办人的张宝全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80年代末摇滚乐横空出世的状况。那时的他无法预料,26年后,自己成为了崔健首部自编自导的电影《蓝色骨头》的投资人。

张宝全当时也在尝试为电视剧写插曲,他觉得这个又会吹小号,又作词作曲的人,“跟神一样”。更重要的是,“他的声音和音乐,能把你灵魂深处的,或者心底最真实的情感和想法,给激发出来。你一下子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感情。”

摇滚乐不仅启蒙了张宝全这一代知识青年的自我意识,也呐喊出了那一代集体压抑着的愤怒。张宝全回忆,那时的中国人,生活在一幅别人向自己描绘的美好图景中,到了80年代初,视野突然被打开,发现生活不是这样的。“那时中国人以为全世界都很贫穷,需要我们去救助,去解放。可改革开放后发现,真正贫穷或者一无所有的是我们。”《一无所有》正切中了时代的脉搏。

摇滚乐也成为海外年轻人最早认识中国的一种途径。

崔健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改名为《一无所有》,于1989年4月先后在港台由当地的代理商发行。1994年,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下属魔岩唱片,同时推出了三张大陆摇滚歌手的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和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商业公司运作下,“魔岩三杰”、唐朝乐队和崔健一起,终于被海峡对岸的年轻人听到。

“当时对我们来说,中国大陆是很陌生又很熟悉的地方,书里读到,可是真实生活中没有再怎么接触。反而透过音乐,感受到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呼吸。”台湾乐评人张铁志回忆说。

90年代初,台湾的流行音乐已经非常发达,台湾的流行音乐里也有张雨生、赵传等摇滚音乐,但商业团队打造的精致产品和崔健、唐朝乐队等摇滚乐里散发出的野生的力量,完全是两种视听体验。

那时十八九岁的张铁志刚上大学,听惯了西方摇滚乐,一下子听到了“很有力量,从彼岸泥土里长出来”的华语摇滚乐,非常震撼。

黑豹乐队的第一张专辑《无地自容》,销售150万张盒带,创下世界摇滚乐销售最高纪录。

范儿

从1992年到2005年,崔健经历过漫长的沉寂的岁月,那十多年里,崔健无法拿到在北京进行大型演出的批文,也无法出现在电视上。乐评人张晓舟认为,这一漫长的冷冻期加倍赋予他反抗者的形象,但也限制了其作品的传播。

那段时间,除了偶尔去外地开唱,崔健只能在北京做一些地下演出。关于这段时间崔健的生活状态,很少为外界所知。

秋野回忆说,“那时候崔健经常去CD CAFE,那曾是北京最著名的爵士乐基地。他没有演出,但是一直在音乐的状态里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崔健成立了名为“东西”的音乐制作公司,希望找到好的音乐人加以培养。在一场演出里遇见了子曰乐队后,他约主唱秋野出来见面。

第一次见到崔健时,秋野记得崔健戴着标志性的镶嵌红星的帽子,“老爱低着头”。秋野说自己特别紧张,“如果他想认真地看你一眼,先把帽檐抬起来,审视你。”现在,秋野已经能笑谈崔健当年倍儿严肃的模样。

秋野喊崔健“崔哥”,崔健歪着脖子看他,说话有点儿结巴,“你要么叫我老崔,要么叫我崔健。”秋野当时就愣在那了,这属于不好好聊天的主。他有些生气,这是直接撅面子啊。他想了半天也没明白,憋得脸都红了。

后来秋野问崔健,为什么这么讨厌被喊“崔哥”,崔健回答他,“我不想被迷惑。”北京有一种见谁都叫“哥”的习气,就是示弱,表示你是老大,我跟着你混。秋野这才明白,崔健就是不要你跟他套近乎,就事论事。你就叫我的名字,也是相互尊重。“他那个时候接受西方的概念,就是直呼其名,没有长幼称呼。”

子曰和崔健的公司签约后,就开始录制第一张专辑。他就是那张专辑的音乐总监,也是也迄今为止,崔健唯一一次为其他歌手操刀监制的专辑。

“老崔很严谨。整张专辑都是老崔给录的,天天在棚里头盯着,就跟现在他做杨乐似的,我们只是完成工作,所有细节都是他自己去做。”但第一张专辑结束后,俩人就“分手了”。

崔健不仅在称谓上反感江湖那一套,在自己公司的管理上,也排斥江湖风气、人情,力求平等、科学。公司的主管、总经理,多是留学回来的,在公司都用英文聊天。这对自由惯了的秋野来说,极为不适应。

90年代玩摇滚的,多是没有经过完整教育、反感循规蹈矩的一批人。长发、皮衣、一身金银挂饰,是90年代摇滚青年的标配,秋野也不例外。他玩儿得更开,最早打鼻环和耳环,满是挂坠的链子垂肩;一出门,哈雷摩托一打火,所有人都看他,行话叫“炸街”。

“搞摇滚乐就是要与众不同。”秋野说。但崔健从来没有这样过。“板儿绿察蓝,人也笔管条直的,一脸正气”。秋野觉得,“因为作品一下子给他搁那儿了,应该就是那范儿。”

熟悉以后,秋野发现,“老崔是个很简单的人,(对待问题)只有两个词,YES 或NO。”

2001年,崔健走进《杨澜访谈》,破除了电视禁忌。2004年,崔健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台湾歌手伍佰的北京演唱会上。一年后,2005年9月24日,“阳光下的梦”崔健首体演唱会开唱,崔健正式“脱敏”。

可简单的二元价值观,却已越来越不能应付当下社会的变化。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之后,崔健打击假唱,抗拒商业代言,拒绝上春晚更换曲目,但所有的求真运动都很式微,甚至被人怀疑那是一场为了姿态或刷存在感的秀,崔健保持着抗争着的姿态,他的“敌人”似乎越来越多了。

迷失

直到2014年,崔健终于有机会击出一记重锤。准备了近10年,崔健拿出自编自导的电影《蓝色骨头》向他钟爱的、已被市场遗忘的摇滚致敬。

2005年,在发表新专辑《给你点颜色》的时候,崔健就开始酝酿将主打歌《蓝色骨头》延展成剧本。

第一次看到崔健的剧本,学电影出身的张宝全觉得还比较专业,有镜头感,他被打动的,是看到了一种诗意,“崔健把做摇滚的写成女主角,最后她在现实中的绝望,那种走投无路,他用那种很美的方式表达,我觉得那是崔健独特的感受。一个音乐人对现实的绝望,他在这里已经完全表达出来,可以说那就是崔健。”

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张宝全因为自己写的剧本找不到投资,一气之下下海经商,却成了房地产大亨。之后他创办今日美术馆,又涉足电影院线和影视投资。

看完剧本后,他决定投资崔健。张宝全觉得,这个充满崔健个人痕迹的剧本有可能成为一种“实验电影”的方式。他将崔健介绍给公司的艺术顾问谢飞,并派人着手修改剧本。

他嘱咐公司员工,“崔健这部电影比较特殊,你们不要按照常规要求他,给他充分的创作的可能性。”

张宝全给崔健的预期投资是600万。筹备将近一年后,投资预算增加到1100万,最终电影的前期投资1300万,后期宣发将近700万。作为精明的商人,看到预算,他很清楚这已经不是个能拿回成本的生意。“就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么高。我心里知道肯定要赔钱。”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为了市场和票房,崔健也做出过妥协和让步,最终拍摄成片的《蓝色骨头》已和原剧本“一点都没关系”。剧本修改将近一年,最终剪辑5版后,终于面世。而这部最初承载了他所有摇滚寄托的电影,终因故事生硬、叙事手法离市场太远等原因,“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

2014年10月,崔健的电影进入院线公映,包括宣发总共近2000万的投资,最后只获得414万的票房。这意味着,崔健巨大的歌迷粉丝群并没有为他的电影买单。

“我也抱着侥幸心理,因为崔健毕竟是有号召力,有这么多粉丝,也许崔健这次的疯狂,或者这个挣扎,能打动市场呢?可第一天票房才八十万,我一听就知道最后结果。我当时想着完了,第一反应:崔健受伤了。”张宝全当时想给崔健打电话安慰他,却始终没拿起电话,他不敢打,也不好意思打,“对我们来讲,毕竟做商业,有赚钱也有赔钱。我只损失了一点钱,我觉得崔健他伤了一颗心。”张宝全反复强调,票房的失利,对崔健的打击大过自己。

“你能在电影中找到崔健吗?没有崔健。”张宝全有点儿惋惜,“他在一个商业社会,尽管他做了妥协,觉得电影是大众的艺术,但他也失败了。他这个牺牲毫无价值和意义,这是让他最痛苦的。”

崔健迷失在了自己的电影里。

张宝全承认,崔健的名气,市场的、公司的因素还是影响到了他,“我觉得可能方方面面的影响,包括他自己的想法,也包括我们对他的不良影响,想到自己粉丝这么多,又很有名,拍电影如果再挣钱那不是更好吗?但杂念、商业(想法太多了),其实最后已经失去了初心。”

而在此期间,崔健尚保留最后一丝的坚持。

电影的宣发阶段,有品牌商愿意免费做宣发,并赞助500万,唯一的要求是购票时附赠品牌的优惠券。崔健坚决反对,认为这会亵渎这部电影。

最后崔健另找了一个朋友投资宣发。最终,因为崔健的坚持,“电影不仅增加了700万的成本,还少掉了500万的收入。”

这部片子完了之后,张宝全和崔健没再见过面。刚开始是觉得,见了面不知道说什么,说什么都是伤害,说什么也都没有意义。后来是各忙各的,“现在再见我相信就已经豁达多了。”张宝全说。

失控的娱乐首秀

9·30演唱会的海报上,崔健压低帽檐,以奔跑的姿态冲破冰冻的阻力。固执、严肃、反抗威权,拒绝娱乐化,这是摇滚歌手崔健一直以来留给公众的形象。以至于崔健宣布参加真人秀节目《中国之星》时,有粉丝认为崔健“背叛了摇滚”,“出卖了自己”。

但崔健不这样认为。崔健觉得,自己对摇滚乐是有责任的。“我想我们要不去改变,也没人会去改变。”当电视节目制作方找到他,非常有诚意地表示对“摇滚乐的重视”,崔健觉得,机会来了。他想借此机会为摇滚乐重新争夺话语权。

崔健希望,他圈内的朋友,能和他一起承担这份责任。

在他的推荐下,杨乐、子曰秋野乐队、痛仰乐队等首次在一档上星卫视的主打娱乐节目中亮相。崔健早年乐队的成员之一杨乐,年近60的他依旧身形瘦削衬衣牛仔,一副淡然超脱的大叔形象,甚至在短时间内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话题。

但杨乐没有那么大的包袱,他还在节目中“吐槽”,“真的,崔健,我被你害了一把。”他说,“我写的这种东西跟社会、娱乐没有关系,我就是自言自语。崔健非要我来,说什么责任,我真的不知道我负不负得起啊,我可能真的什么也做不了。”

比崔健小5岁的秋野同样是被崔健“责任论”裹挟去的。秋野也是个摇滚老炮儿。1994年,秋野就组建子曰乐队,发表过两张专辑。但一直到2015年被崔健推荐登上《中国之星》的舞台,秋野才第一次被公众所熟知。

2015年秋天,秋野接到崔健的电话,请他去上海“帮一个忙”,“我以为救场,救场必须得去了,以为一场演出就完了。”秋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早晨接到的电话,秋野夜里就带着乐队到了上海。一看现场,秋野拒绝了。他对崔健直言,“这是一个秀。你觉着有没有可能把第一名给摇滚乐?你明知道你的仗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而且跟他们打有意思吗?”

秋野现在还记得崔健劝服他的话。

“你是搞摇滚的吗?”“我是。”

“你热爱摇滚吗?”“热爱。”

“那你就有责任。”

“他一聊责任我没得说了。”秋野说。

《中国之星》成了秋野和崔健的第二次合作。

导演组早已拟定好了曲目。《相对》《咦哟》《二八恋曲》,都是子曰乐队兼具知名度和内容安全的歌曲。《二八恋曲》更是洗脑广告“脑白金”中那句经典“今年过节不收礼”的配乐出处。

但秋野和崔健直接否定了导演组的安排。第一首歌,他们在《乖乖的》和《相对》之间选择,最终选择前者。“第一次亮相,大家会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如果唱《相对》,因为它是电视剧的一个插曲,有一种讨好的嫌疑。”秋野认为,描述“父子关系”的《乖乖的》,歌词尖锐,是一首有态度的歌。

秋野和崔健商定,“如果导演不让唱这歌,我就直接撂挑子,不干了。”崔健回答他,“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临上场前五分钟,导演组妥协了。第一仗打赢,他们为这事儿还喝了一杯。

但也有失败的时候。

崔健不避讳他主动挑事儿的目的,“我认为收视率是建立在争端、矛盾(的基础上)。我跟制片人还有另外两个推荐人达成了默契,我们必须要挑事,发生矛盾,我说节目要是没人看,我们都死了。”

但遗憾的是,他真正想挑起来的事儿,因他提到的敏感话题都被剪掉了。“结果失控了,我真正挑事的环节大家根本不看。”崔健形容,那是被“镇压了”。

第一季《中国之星》相关报道中,三位导师,关于崔健的爆料最多,“现场爆粗口”“炮轰许志安”“与歌手平安掐架”“批评前辈齐秦”,有些是他有意而为之,而另一部分,则是节目组借他炒作,他无力控制。

音乐评论人张晓舟特地找到了“炮轰许志安”事件的现场完整录音,之后他在《陶杰是否欠崔健一个道歉》一文中写道:崔健的原话,从进入传播的开始就是被阉割的,《中国之星》第二期节目播出时经过了剪辑,而经过从电视台到网络媒体的层层剪辑,总是越来越断章取义,最终自然是标题党胜利一统天下。

对此,崔健是有准备的,“一旦和公众媒体打交道,一部分就是失控。”但是他还是低估了“剪辑的力量”。

早前崔健在接受采访时说,“小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最残酷的是日本鬼子、德国鬼子,现在我发现世界上最残酷的就是剪辑师,他们居然把我真实说的话能剪成那个样子,完全不是我的本意,但一看那个画面就是我说的。”他深感无奈。

“这是一个高度被安排过的娱乐节目,我觉得和摇滚的要求有一定的矛盾性在。有多少讲的话能被放出来?很难。制作单位会为了制造冲突效果而进行剪辑。崔健上去,不管是否真心为掌握摇滚乐话语权,但是,其实控制权还是掌握在制作单位手里。”台湾乐评人张铁志如此评价崔健的电视节目导师首秀。

面对节目剪辑的断章取义,崔健愤怒,但也表示理解,“原来认为他们对我可能会相对宽松一点。他们确实做到了相对,但是他们的困惑是我们共同逾越不了的。”

真诚的失语者

时代在变。

文化的潮流也变了。这个时代已不再需要统领一切领域的文化英雄。“分众,任何领域的流行文化,每一人能抓住一部分人就不错了,很难横扫整个世代。”历经了几个音乐的时代,张铁志深有体会。

甚至有音乐人认为,中国摇滚乐一开始就被崔健等这些人扣上一个道德启蒙的大旗,后面的音乐人早都希望把这个放下来,不要让摇滚乐扮演一个这么大的解释社会的角色了。

如今音乐节遍地开花,小众音乐人有更多赚钱的渠道。但噪音都已经消失了,摇滚乐不再是噪音,而只是音乐节上一种娱乐的方式。

只有崔健没有放下。

他依然渴望表达,他始终希望他的音乐有切中时代的部分,尽管它不再流行。这很难被更多年轻人理解。张铁志依然喜欢现在崔健的音乐,“摇滚乐是一种青春的冲动,需要很强调一种能量,摇滚乐手要怎么优雅老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命题。有两种老去的方式,一种你还是不断做新的尝试,另一种是你只能通过不断唱老歌来赚钱。”

崔健属于前者。他总想着“逃离”过去。他想用新的音乐向歌迷证明,自己在成长,他更希望,自己的探索能够被接受,认可。

然而现实却未能如他所愿。

崔健的音乐,始终被歌迷简单粗暴地划分为老歌和新歌,以前的歌和现在的歌,老歌包括1989年到1994年之间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和《红旗下的蛋》这三张专辑,此后22年间,他又陆续发表了三张专辑,但歌迷已经“听不太懂了”。

2015年的新专辑《光冻》,张宝全听了,他觉得“不像当初崔健直指我的心。它好不好我不能评价,我只能评价我听得懂听不懂。我知道他有想法,有力量,但是那个想法我们不太有共鸣或者不太理解。可我也不知道崔健的歌能不能打动今天的90后、00后。”

80后尹昉是和崔健认识之后,才去认真地听他的音乐。他也觉得崔健像个诗人。

《蓝色骨头》的主演尹昉试着叫过崔健各种称呼,“崔健老师”“崔哥”“老崔”,现在定格在“崔老”。除了“教父”的称谓崔健还心存芥蒂,其他的称呼他都不再反对。尹昉是崔健在一场现代舞演出中发现的,合作之后,他们经常结伴去看演出。

崔健进入大叔的年纪,也更喜欢和小鲜肉在一起。张铁志在北京著名的Live House愚公移山偶遇过崔健,演出是一个新的乐团,他身边围着一群80、90后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像当年的秋野那样怕他,现在的崔健,依然戴着帽子,但不再“歪着脖子,斜眼看人”,他保持微笑,宽容平和。

崔健也常独自在各种演出场所转悠,对新鲜事物保持足够的好奇。尹昉记得有一年崔健生日,在东岸酒吧叫来了当时只有十几岁的说唱歌手,即兴地表演说唱,“他特别兴奋,他是真正心态很年轻,然后很谦卑,不是态度上的谦卑。你觉得他真的在听你说的话,听你的意见,听你的表达,然后他真的思考。”

可这些似乎没有帮助他在歌曲创作中更接近年轻人。他的80后忘年交尹昉甚至不喜欢有歌词的音乐。

崔健形容自己现在是在和“时间交朋友”。他没有对手,没有压力,那种年轻时“把自己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的坚定,他正在逐渐失去。他的“愤怒”和“批判”已经很难再找到具体的对象。

“崔健也在不断地拉扯。”张铁志说,“他常强调摇滚精神,要有愤怒,文艺要有社会批判不然就只是娱乐,他一直在强调背后那个社会批判精神,感觉他一直想要去符合这个事情。”

崔健曾说他无法理解道家的出世,他想改变这个世界,至少改变他能抵达的人。这三十年来,崔健的创作,就像为人处世,非常严肃认真,足够努力,不为外界所动,却不由自主地被外力裹挟着。但他始终是真诚的。

2013年,张宝全参加了一次崔健的演唱会。因为现场太过热情,崔健返场3次,最后一次,他终于唱了《花房姑娘》,“我顿时觉得了却心愿。”最后大家都站起来,张宝全突然发现,“前面都是老头,头顶上没有头发了,那些人还掉眼泪。”

9月30日的演唱会,张宝全自费买了4张票,打算带两个儿子去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激情了,但是我相信在崔健的演唱会,那样的感觉对于我们来讲也很珍贵。”
(李甜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74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