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曾国祥:一部电影有它自己的命

人物 周甜


导演曾国祥:一部电影有它自己的命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 周甜

“你千万不要毁了我们的青春啊!”

当《七月与安生》拍摄到一半时,曾国祥的微博上开始有安妮宝贝的粉丝进来留言。他这才开始感觉到了些压力。

2015年6月的一天,陈可辛打来电话,询问曾国祥是否有兴趣执导《七月与安生》。这是曾国祥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也是他第一次听到安妮宝贝的名字。

在香港生活的曾国祥很少来内地,对内地的网络作家并不熟悉。他平日喜欢读严肃文学,小时候读到的大都是西方作家的作品,中国作家他接触得较晚,比较喜欢莫言和余华。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安妮宝贝原来是影响力那么大的一个作家,所以才能够轻松去改,去拍。”在影片热映的当口,曾国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影后期完成后,他辗转联系到了安妮宝贝本人,他觉得还是应该给她本人看看,“她看完后第一个反应是放心,听到她那么说,我们也就放心了。”

电影上映后,即便在原著基础上做了不少改动,还是得到了原著粉的认可,这让曾国祥感到欣慰。

随之而来的高口碑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9月15日,电影《七月与安生》上映两天,豆瓣评分达到7.6,近六千人参与评论。截至9月15日,今年上映的华语电影已有 240部,评分超过7的仅有17部。《七月与安生》获得了目前为止2016年商业电影最高评分。上映不到十天,票房过亿。

“一部电影有它自己的命嘛,这部电影命很好。”曾国祥这样解释。

《七月与安生》是曾国祥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一开始,并没有受到期待,但很快却迎来了翻转的如潮好评。事实上,他并非电影圈的新人,16年前他就进入了陈可辛的电影公司学习,之后做演员,写剧本,“一直没停下来,一直在做跟电影相关的事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只不过,此前的16年里,他唯一被大家熟悉的身份是“曾志伟的儿子”。

9月21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了一场《七月与安生》专场论坛。主持人开场时介绍曾国祥,还是用了“曾志伟之子”这个身份。“我完全不介意别人这么说,可如果你现在还是觉得我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爸的关系,那我会生气。”曾国祥认真地说。

“迎合没问题,不盲目迎合就行”

电影正式登录院线之前,曾国祥在北京的混音棚最后看了一遍自己的作品,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前前后后看了多少遍了,“重复看,很容易就没感觉了,但我每一次安静下来,看完,还是会被打动。”曾国祥对自己的作品还挺满意,但也仅此而已,他没想太多。

许月珍和陈可辛同为《七月与安生》的监制,许月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和曾国祥的担心在于,香港导演能否拍好大陆背景的故事,他们对七月和安生的理解是否能引起大陆观众的共鸣。他们先是给文艺青年看,不出他们的预期,果然,文艺青年很喜欢。后来给院线经理看,大家居然看哭了,许月珍觉得院线经理是离商业最近的人,最难触动的那群人,她这下算放心了。

陈可辛并不否认,两年前,他选择《七月与安生》也有迎合潮流之意。“你要说不追,也不会拍网络小说啦,一开始是人家找到我们,说这个IP 很好。迎合没有问题,只要你找到自己的定位,不是失去自己盲目迎合就行。”

陈可辛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找上门的IP不少,其中一些已经被搬上了大银幕。《七月与安生》是他觉得最合适的。无论是题材还是气质,都跟他以往的作品很像。三角恋和年代跨度一直是他喜欢且擅长的,他也拍过好几次,比如《双城故事》《甜蜜蜜》和《如果爱》。而《七月与安生》的不同在于,完全站在女性的角度,讲的是发生在内地的80后故事,这也是他一直想要尝试的题材。

《七月与安生》原著小说不到两万字。文字虚留白多,要拍成电影,改编工作并不轻松。这也是安妮宝贝的作品极少被搬上银幕的一大原因。陈可辛和曾国祥却不担心这点,他们一致认为,这其实是好事。“要改一个很饱满的小说其实很难,留白多,改编的空间就大,可以多做加法。”

陈可辛把《七月与安生》的剧本给曾国祥之后,他并不确定曾国祥会接下来。“我一直有找他,三四年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这次真的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快。”陈可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曾国祥其实一直希望来内地拍戏。这些年陆陆续续也有不少戏找到他,他喜欢比较实在的,感情深刻细腻的故事,但找到他的大多数戏,总让他感觉有点飘。

“一定要找自己有感觉有把握的。期间也会着急,但也没办法,不能说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所以宁愿多等几年。”他说。

推了很多剧本之后,2015年6月的某一天,《七月与安生》来了,他和陈可辛一拍即合。

事实上,一拍即合之前,曾国祥也有他的顾虑。

“我其实特别不懂市场,不止是大陆市场,我不会去刻意迎合观众的口味,而且特别不喜欢所谓的一窝蜂。不是说现在流行青春片,我就去拍青春片。”曾国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到《七月与安生》之后,他唯一犹豫的一点就是,它是青春片。

事实上,曾国祥一直和潮流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他其实挺艺术的,那个艺术跟安生有点像,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想,我要不一样,我不俗气。成熟了之后,他会在所谓大家能看懂的东西里面,保留一个他很个人的东西在。”《七月与安生》的监制,也是曾国祥在电影行业的启蒙师傅许月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个关于“闺密”“三角恋”“互撕”的故事,一不小心就容易落入俗套。某种程度上,最终被曾国祥“祛俗”了。

看完小说后,曾国祥被两个女生之间的感情打动,“我羡慕七月和安生能有彼此,这么需要对方,了解对方,这么坦诚相对。我到现在身边也没有一个人能跟我如此靠近。”他觉得这超越了友情,有点灵魂伴侣的感觉,所以电影的英文名用了Soulmate 。

一开始他只是单纯被两个女生的感情打动,后来慢慢读出了更深的主题。他不再觉得这是一部青春片。“其实在讲一个人的成长,七月和安生其实代表了一个人的两面,每一个人,某个阶段是安生,某个阶段是七月。两个极端的性格一直在斗争,最后和解。”

陈可辛也觉得,说青春片,好像有点窄了。“不是类型片,所以很难定义。”

电影结尾时,七月难产去世,这一年,她27岁,这原本是安生计划结束自己生命的年纪。七月离开后,安生抚养她的女儿,过上了柴米油盐的安定生活,而这本是七月对未来人生的规划。

9月21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七月与安生》专场论坛上,编剧史航评价这部电影是“难得的一部把自由和感情讲得都很好的青春片”。

陈可辛觉得,“七月和安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互换人生,更适合当下女性的价值观。

“女人特别复杂,让人特别着迷”

很多人评价这部电影,很像陈可辛的戏。“这样说对他们(曾国祥和许月珍)不公平。”陈可辛在公开场合一再强调,这部电影,他参与得并不多。“他特别懂市场,懂如何包装一部戏,我对数字很不敏感,对市场没什么概念。”曾国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可辛负责公司层面的事情,比如找演员和做宣发,也参与了剧本讨论。拍摄期间,许月珍一直在曾国祥身边。陈可辛会去现场探班,但只是看,不会提具体意见。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底气去拍这样一部电影的,我觉得我拍不出女孩子的细腻。”陈可辛说。《七月与安生》完全是站在女性的角度,而陈可辛此前的作品都是从男性角度出发,比如《甜蜜蜜》和《如果爱》,正因为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没打算自己做《七月与安生》的导演,所以想到了曾国祥。

曾国祥最早在陈可辛公司打杂,陈可辛记得曾国祥那时也设计公司网站,需要和各个部门沟通,他沟通能力很强,陈可辛觉得这一点对做导演很重要。此外,陈可辛最看重的就是曾国祥的细腻和审美。

事实证明,陈可辛找对了人。9月21日,电影上映一周之后,在中国传媒大学以“男性导演如何拍好女性题材”为主题举办了专场讨论。

实际上,这个问题,曾国祥最近也一直在问自己。他从自己的成长环境中找到了些印记。小时候,爸爸不在身边,他跟妈妈和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是上海人,有一大帮上海姐妹,曾国祥形容自己“长在女人堆里”。

“从小我就觉得女人特别复杂,说得不好听点,特别麻烦,但是不晓得怎么就被她们这个复杂性吸引到,特别着迷。”曾国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他第一次读到张爱玲的《金锁记》,就感觉特别亲切,他觉得写的就是外婆和她那一帮姐妹的故事。他一直有个情结,希望有机会把《金锁记》拍成电影。

许月珍坦言,其实当初找曾国祥做导演,并没有想得这么具体,主要看中他的观察力。“一个男人在一个很多女人的家庭里,可能你就要观察,妈妈今天心情怎么样,外婆今天心情怎么样。”

曾国祥说自己拍摄期间没有想太多技巧性的问题,他觉得一开始就能投入,主要是找到了同理心。他把这归功于大学期间所学的社会学专业。他自己的观影经验告诉他,“好看的电影,导演会同情每一个人物。一个卖毒品的人,可能对家人很好。”

“我觉得他早晚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导演,他很喜欢挖掘不一样的东西。他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一直跟演员聊,大家聊成了朋友。”许月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开始,陈可辛给了曾国祥一份演员名单,周冬雨和马思纯名列其中。曾国祥对她们俩的认识停留在《山楂树之恋》和《左耳》。所以开始时,他们觉得马思纯应该是安生,周冬雨应该是七月。可当他见到周冬雨本人后,他发现周冬雨跟电影中的她完全不一样。“她其实是一个挺鬼马的孩子。”而马思纯本人也不像“黎吧啦”那样洒脱豪迈。

“她已经演过‘黎吧啦’了,观众对她期待会很高,即使她这次能够超越,在我们看来,还是不够兴奋。那为什么不反过来?”周冬雨希望突破以往形象,马思纯刚拍完《左耳》,还处在一个“黎吧啦”的状态。两个人一开始都希望演安生。曾国祥有了反过来的想法后,一直没跟演员沟通,后来他让周冬雨和马思纯分别以安生和七月的身份读剧本,读完他就确定了,周冬雨一定是安生。

“马思纯比较强大,家庭幸福,成长之路也比较顺,缺失比较少,她很会照顾人,但这个完全来自于她的自信心。我们不觉得周冬雨有这么大的自信心,她某方面是缺乏安全感的,这种不强大让她成为了一个很特别的人,这点呈现在银幕上就会很好看。”许月珍说。

“只有她信任你,才有可能把她平日里不愿意暴露在外的情感爆发出来。”曾国祥自己一直也在演戏,十几年的演员经历对他做导演帮助很大。他知道演员的顾虑,更懂得如何跟演员沟通。

他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演员,“其实有点意外,第一天有人找我演戏,肯定是因为我是曾志伟的儿子嘛,有话题。”那个时候他还在陈可辛的公司,机会来了,他也好奇演戏会是什么体验,就请假去拍了第一部。后来陆续有了第三部第四部,到现在,他已经参演了30多部电影。“前几年,都是抱着尝试的心态,没有非常认真对待。”他发现,做一个普通演员并不难,可要做一个优秀的演员,其实非常难,他希望去挑战一下,这样一来也就慢慢喜欢上了演戏。

这些年他一直在参演电影,平均一年两部作品,节奏平缓。很少演主角。“我也是闷骚啦,不是那种很主动抓机会,争取主角。有主角演当然好,没有的话,配角也挺好,好玩就行。”有些时候,他接一部戏,纯粹是为了跟他欣赏的导演和演员认识一下。

作为演员,曾国祥没那么挑,比较随意。可回到导演的身份,他变得严肃且挑剔。一定要等到一个合适的,才去拍。

这也导致他的导演之路走得更难一些。他计划30岁之前拍自己第一部电影,2008年,离30岁只剩下一年时间,他下决心推掉了所有演员和编剧的工作,专心为自己的电影写剧本,找投资。“感觉找不到出口,有点迷茫。”一度户头里快要没钱了,只能帮朋友写东西,赚些饭钱。他没有向家里人寻求支援,也就是跟他们诉诉苦,然后自己硬着头皮坚持下去。还好,这个阶段不长。29岁那年他拍了自己的首部电影作品《恋人絮语》,不那么顺利,不过也算落实了计划。他凭借这部电影,提名“第4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新导演”,当时在台上念出他名字的就是父亲曾志伟和姐姐曾宝仪。

七年之后,《七月与安生》来了。在这段时间,很多剧本找上门来,他还在等合适的机会。

“其实我挺想找一部戏,我爸和我姐来演”

曾国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父亲知道他要跟陈可辛合作时,就挺欣慰的。“我喜欢的都是文艺的东西,以前拍的东西也偏文艺,他一直希望我不要当一个穷导演嘛。”但是最让曾志伟感到欣慰的是,曾国祥终于来到内地拍戏。

父亲曾志伟一直希望他能来内地发展,“他觉得这边市场大,题材多,我们香港导演一定要来内地,他觉得你一直躲在香港,这样是不健康的。”

提到父亲曾志伟,曾国祥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之间的两次谈话。

小时候,父亲住在香港,他和妈妈生活在加拿大,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来加拿大看望他们,父子二人很认真地坐下来聊天。

“高中快毕业了,你有想过以后做什么吗?”

“我很喜欢电影。”

那是曾志伟第一次听到儿子讲他对未来的想法。曾国祥清楚地记得,父亲沉默了大概五分钟。曾国祥挺紧张的,他以为父亲不喜欢他拍电影。

“等快念完大学我们再聊吧!”曾志伟只说了这一句。

他去读了大学,社会学专业也是父亲的建议,后来对他做导演颇有帮助。大学即将毕业时,父子俩又坐下来认真地聊了聊。

“你还是想要做电影吗?”

“对。”

“好吧,我帮你想好了。”

2001年曾国祥大学毕业回到香港,陈可辛刚开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在父亲的介绍下,曾国祥去了那里。“那个时候我挺感动的,我一直以为我爸不太在意我的事情,或者是他不太愿意我做电影,但他一直帮我留意这件事。”

“你未来想干什么?”曾国祥来的第一天,许月珍问他。“我要当导演。”曾国祥说。

他开始从“打杂”做起,买咖啡,当司机,打印东西。那个时候拍的都还是胶片,他经常做送片工作。许月珍至今记得,有一次大台风,曾国祥去机场送片子给她,平日需要40分钟的车程,那天曾国祥只用了25分钟,她从曾国祥手里接过片子后,才知道他在路上冒了多大的风险。

那个时候他经常没时间睡觉,熬通宵,第二天一大早回去睡两三个小时,再回来继续工作。就这样,从打杂开始,之后做场记,参与剧本讨论,最后做到了第二副导演。

三年后,有一天许月珍找他聊了聊。建议他离开公司,自己去外面闯一闯。“我觉得该学的他都学得差不多了。他其实跟我挺像,我是电影学院毕业,大家都觉得你应该当导演,但我一直没有多大信心,然后一直在帮陈可辛,一直在忙,没有时间坐下来想,就一直没做成导演。”许月珍希望,曾国祥能走出一条跟她不一样的路。但那个时候,他也没想过曾国祥能走多远,不过有一点她可以肯定,他以后要是拍戏,一定不是烂片。她对曾国祥的判断力和审美能力还是很有信心的。

“做电影其实挺容易学坏的,有的制作人处理事情会用一些小聪明。但他们(许月珍和陈可辛)对每个细节都很认真,有些小的细节可能不是他们这个级别的人会去管的,但他们会管。”曾国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很庆幸自己入行之初跟对了师傅。

这或许是“曾志伟之子”的身份带给他最大的帮助了。父亲带他入行,而在此之前,帮他打开精神世界的其实是姐姐曾宝仪。

曾国祥和姐姐曾宝仪一直没有一起生活过,小时候曾国祥在香港,曾宝仪在台湾,后来曾国祥去了加拿大,姐姐偶尔过去看他们。“每一次见面,一进门就开始聊然后一直聊,我们是还蛮恩爱的一个家庭,挺幸运的。”小时候,曾国祥成长的环境中,文化氛围不怎么浓,曾宝仪知道他喜欢电影,总会推荐书籍给他。后来他不是很顺的时候,姐姐也一直在身边鼓励他。“她是在精神上一直扶持我的人。”

现在她和姐姐也不常见面。“经常是不知道彼此在哪里,然后突然出现在同一个城市,也不知道一年能碰上几次。”不过在确定的家庭聚会上总能见到,比如爸爸的生日和奶奶的生日。

曾国祥最近一次见到姐姐,是《七月与安生》的电影发布会上,姐姐是主持人。发布会开始前,她要求先看电影,那是她第一次看到弟弟独立执导的首部电影作品。“我姐比较感性,泪点低,看完就哭成泪人了。”

接下来曾国祥主要还是做导演,但他还是会很挑剧本,在等待的过程中,要遇到合适的角色,他也不会拒绝继续当演员。“当导演其实挺孤独的,当演员,可以让自己喘口气,看看别人都在做什么。”

《七月与安生》之后,“曾导”总算成了他的第一称谓。他总算可以不再以“曾志伟之子”的身份上综艺节目,做那些跟电影无关,让他觉得不舒服的事情了。“我做演员,你让我在镜头前当一个多么傻的人我都不会介意,因为我在演戏。但你要我参加综艺节目,我会觉得不自在,那不是我的场景。”他说。

“其实我挺想找一部戏,我爸和我姐来演。”他刚熄灭一根烟,靠在栏杆上,轻松地说。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65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