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过去我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现在我有点悲观了

人物 温天一
专访冯小刚


冯小刚:过去我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现在我有点悲观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天一

中国新闻周刊: 拍了《一九四二》和《私人订制》之后,你除了主演了《老炮儿》,并没有导演作品问世,据说你这两年花了很长的时间闭关思考究竟要拍什么样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中,什么打动了你,并且让你A觉得能够继续打动观众?

冯小刚:《我不是潘金莲》的女主角李雪莲是一个受了委屈的人。但大部分人都受过委屈,一个作家也委屈,一个小姐也委屈,一个观众也委屈,但是我们这些有委屈的人大部分采取的方式都是忍。我就知道我有时候很委屈,但是又不得不忍。那么老刘(刘震云)写的这个李雪莲她恰恰是一个有委屈又不忍的人。那么平常这芸芸众生受了委屈必须要忍的人,他们可是非常喜欢去看一个受了委屈不忍的人,我认为这个是这部电影能够吸引观众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 你曾经在微博上描述自己对幽默的理解:“咱们这儿不兴叫黑色幽默,于是有了更温和的表述,‘冷幽默’。一个人在前面撒芝麻,后面跟着一千个人在捡。所有人都很认真,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事情却朝着越来越可笑的地步发展。”这句话是你给整部电影的氛围所定下的基调? 这也是你一直以来所秉持的喜剧观念?

冯小刚:我想表达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就是从中国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比如刘震云在《1942》里面写的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他们说“早死早托生”。“早死早托生”是一句特别有幽默感的话,完全是一种逃避,在苦难里,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用这个来安慰自己,而不是说“我要跟你拼了”。这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人独特的幽默感,这样的幽默不仅仅是幽默能够概括的,《我不是潘金莲》也是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一直以来,你都是一个非常关注中国社会进程的变化、并且喜欢在作品中记录这种变化的导演。在《我不是潘金莲》里,你关注的社会变化“点”是什么?

冯小刚:《我不是潘金莲》是非常中国的一个故事,在西方不可能发生,在朝鲜也不可能发生,就是在中国。

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人情社会,然后现在呢,要建设“法治社会”,而人情社会的道理与法治社会的道理,有时是互相有冲突的,在从“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的时候,这个阶段,这个过渡期,就会产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非常拧巴的事儿,或者说有某种认识上的混乱。

比如李雪莲,她一直受到的教育,她一直以来认定的价值观,就是“你不能骗我”,“你骗我是错的。”“咱俩商量好假离婚,最终变成真离婚了。你骗了我,所以咱俩之中谁是坏人,你就是坏人。”但法院一判,你俩这就是真离婚,李雪莲的丈夫秦玉和胜了,李雪莲输了。但从李雪莲的角度来看,她觉得法律保护了骗子,她就想不通了,但从法治社会的角度来看,你俩已经领了离婚证,就是真离婚了,而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最初的想法是什么。

过去中国,叫“父母官”,有事不找法院,有事找县太爷,您给我断断案,找找理,过去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但现在说,您有事,找法院,由法律来断这个事儿。但是李雪莲长期受到的教育,就是“有事找官儿”,官儿越大越管用,所以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建设“法治社会”,但很多官员还是习惯于说,“哎呀,父母官”这个称呼,和法治社会就是拧巴的。

“大家都这么想,就是没人说,我替他们说出来而已”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创作者,你面对观众的态度与视角是什么?平视、俯视,还是仰视?

冯小刚:不是俯视、仰视,我是完完全全的平视,我是作为这里面的一分子,倒不是站在另外一个高度来看,其实我拍的东西,一点都没有高出观众或者大部分人对于这件事的认识。其实大家都这么想的,就是没人说,我只不过是替他们说出来了而已。

比如大家都在用手机,但却没有导演想起来拍一部《手机》,这是人人眼中有的,但人人笔下无,恰恰我们能找到一些“人人眼中有,但人人笔下无”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刚刚你提到《手机》,很多年前我们看它,可能还觉得有点荒谬和夸张,但现在看来,现实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想象。

冯小刚:对,《手机》到现在十几年了,其实现在看那个时候,你还能放下手机,但现在呢?手机没有长在我们的手上,分量也不重,你把它从楼上扔下去,每个人都能做到,但它就像粘在你手上一样,谁敢扔了试试?

不管是《手机》《大腕》还是别的片子,都是时代走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都要面临的问题。

最早我们拍《不见不散》《甲方乙方》,改革开放,大家开始有“梦想”,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梦想,而且有可能实现,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走到了那个阶段与步骤。然后拍《大腕》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觉得我们的生活被广告所包围裹挟了,这个广告商是无孔不入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讽刺一下,一个大明星的葬礼你要不要广告,要不要买断各种植入的权利,就很有意思,而事实上,现实确实远比电影更荒谬,更夸张,《大腕》里面最后李成儒在精神病院里说的那些疯话,我觉得后来社会上有几位企业家朋友,都真正“践行”了我们电影里的那些话,怎么上市,怎么融资。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疯话,但现在来看,现实其实比那疯狂得多。

而《天下无贼》,那个时代走到了一个“诚信危机”“信任危机”的时刻,就出现了《天下无贼》这样的戏;而《手机》我们就发现,我们拿到了一个便捷的通信工具,但慢慢发现,这个工具开始变得危险,开始逐渐可以掌控我们的生活,从“手机”变成了一“手雷”了。

所以我觉得,我拍的这些作品,一路以来,我是跟着中国社会在变化,在成长,社会进行到某个阶段,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的电影就直面这个问题。而一旦你的电影,与观众、与当下的社会,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这个电影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话题性,也会吸引很多人走进电影院去看。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现在有很多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作品,实际上所反映的“现实”却特别落伍,好像还停留在过去很多年的历史中。

冯小刚:对,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有时候有人说,这回拍一个什么?当下题材的现代片,但虽然拍的是当代题材,是一个现代的故事,但实质上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不发生任何关系,就是用了点时髦的话,用了点时髦的东西,每个人手里捧一电脑,开点好车,不过如此。拍点什么现代一点的环境,穿得时髦点,但我并不觉得这是反映了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如何做到这么多年来始终保持与现实社会的敏锐互动的?

冯小刚:敏锐不敢说,但我觉得无非是四个字,世道人心。

关于电影,我还是愿意看到说“人”的事儿,说“人”的话,说“人心”的事儿,这是我的偏好。其余类型的电影,可能也有很多观众爱看,喜欢那个,比如视觉的刺激,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其实现在经常有一些人来找我,拍一些什么3D的奇幻的大片儿,可以拍吗?也可以拍,照葫芦画瓢拍呗,但是我不喜欢,我没感觉,对那玩意儿就是没感觉。我从来不会买张电影票去看什么科幻电影,因为我觉得那题材和我没关系,和我的生活没联系,比如《星球大战》,我根本分不清里面谁和谁是一拨儿的。但是有一个例外,我喜欢《阿凡达》,也许是因为里面的想象力。我不太爱看电影里面,一个人从楼上能飞下来,飞来飞去的,我不相信,包括《速度与激情7》,一开始,我坐那还觉得挺好看的,但坐了半小时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知道,不管怎么开,那个车都翻不了,那就可以任意来,可以飞到天上去,任意找地方着陆,就算迎面撞上去,我也知道,肯定没事儿。我就失去了兴趣。

鬼片、僵尸片我也不爱看,一堆僵尸跟那怎么打都打不死,抓着谁就咬谁一口,(笑)那有什么意思啊?你看十部,十部都长一个样儿。

中国新闻周刊: 很多人觉得冯小刚的电影特别“接地气”,其实除了与社会现实始终保持的互动,你也是一个很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营养的创作者,比如你喜欢相声和京剧?

冯小刚:对,这些都是耳濡目染的。

其实有时候我也看上海的滑稽戏或者广东香港那一代的栋笃笑之类,但会觉得它们并不是符合中国民族这个气质的东西,而是一种舶来品,和我们的民族性有点 “打岔儿”。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所产生的幽默和喜剧,我觉得郭德纲的相声就抓得准,在郭德纲之前我最喜欢马三立。他们都是从相声园子里出来的,你说我们看电视里的,你说得多差观众都得忍,但花了钱到相声园子里听,说得不逗那就是欺骗,观众就得骂你,他们都是从生活里挣扎、锤炼出来的。郭德纲他们也没吃过一天官饭,也没有国家给发工资,所以他们必须得有这样的本事。

而且说到京剧,其实你琢磨,包括选演员,你按照京戏的行当去选,都会没错儿,哪些演员是大青衣,哪些是花旦,哪些是刀马旦。比如说,在我看来,章子怡就是刀马旦,不是青衣,徐帆就是青衣,白百合就有点彩旦的意思,宋丹丹是“彩婆子”,葛优呢,就是老生再带着点文丑的结合,姜文就是文武老生。还有一些,比如岳云鹏,小岳岳就是小花脸,濮存昕年轻时候是典型的小生,上了年纪现在就是老生。

你这一个剧本拿来,一个好的剧本京剧的这些行当人物一定都会在里边,找演员你必须得找准了,如果找不对了,本来一个老生的戏,结果找一个花脸来演,那使多大劲这戏也不对了。这些都是中国戏剧这么多年来总结出的规律,我们要借鉴学习。

“导演特像厨子,有的给人做饭,有的给猪做饭”

中国新闻周刊:你拍过悲剧也拍过喜剧,你觉得让观众哭更容易还是笑更容易?

冯小刚:其实都不容易。

笑必须要发自内心的,哭也一样。

我很少让演员“假如哭不出来,那你点点眼药水吧”。哭不出来就别哭。特别怕你在这哭,观众却一头雾水,这就挺麻烦的。像徐帆在《唐山大地震》中,那段三十二年后再次见到女儿的戏,当年母亲的一个决定,差点就让孩子死了,那种母亲的心情,她往那一跪,用唐山话说,你咋才回来,我还以为你和你爸在一块儿呢。观众自己就会被击中了,因为事儿到了这个地步。

笑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摄影师给我拍照,他们经常会说,导演你怎么总不笑啊,能不能笑一下。但我特别怕我不觉得想笑的时候,为了配合工作露出一种假笑来,假笑最恐怖、最难看的东西。比如我工作中遇到过一些香港明星,我就不点名了哈,永远脸上堆着一种假笑,你都知道这种笑当你走过去的时候,他(她)“卡”就放下来了。这种笑最让人难受。不管电影还是生活,不想笑就不笑,别勉强。

真正的笑应该是发自内心,是快乐的,真诚的,从心底里自然而然流出来的,这才是最最动人的笑。皮笑肉不笑不行,你让观众假笑,观众凭什么配合你,就像电视台录节目,经常说,“待会儿啊,到了某个地方大家都使劲鼓掌!”这种掌声多廉价,多不值钱啊!真正的掌声是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却“哎呦!真高兴!”鼓了掌,这种掌声才最金贵。

中国新闻周刊:很长时间以来,你的喜剧总是有着最广泛的受众群体,但有时候,可能你耗费了很多心力拍的另外一种题材的作品,却仿佛并没有收到预想中的评价,这是因为有时候你并不愿意去“伺候”观众了吗?

冯小刚:不能说是伺候观众,我也不是不爱伺候观众。过去拍的包括那些贺岁喜剧,都是我真正想拍的。那些电影不仅伺候了我,也伺候了观众。我觉得年龄增长了,经历增长了,然后成长之后,人的心情是分阶段的,比如这个阶段,我捏着鼻子再写那些也能写出来,但已经没那个欲望了。过去我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现在我有点悲观了。

其实我觉得电影导演吧,有时候特像做厨子,有的给人做饭,有的给猪做饭,当然这两种厨子我都干过。(笑)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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