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放卫星

人物 李行
中国开始推进商业卫星




冯仑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图/李行 摄



2月2日下午3点,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经过严格的安检,冯仑与媒体记者来到距离发射点1.5公里处的露天“观礼台”。此时的气温零下20度,天气晴冷,很多人双脚被冻得失去知觉。


3点51分,被长筒皮靴和一身冲锋衣裹住的冯仑终于亲眼见证了自己的私人卫星“风马牛1号”被长征二号丁火箭送上太空的瞬间。近两分钟后,火箭消失在视野中,“近距离听着声音还是很震撼的。”冯仑放下举过头顶的手机,搓搓冻红的双手说。


这颗耗费总计100万美元的微纳卫星使用寿命至少一年,发射之后,随着功能的衰弱,它将坠落下来,最终像一道流星一样划过大气层,燃烧殆尽。


这不是冯仑第一次说要放卫星。早在2017年5月,他就在自己的自媒体冯仑风马牛上撰文称,“就在8月份,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风马牛1号就要发射升空了。”他随后甚至给出了更加具体的日期:8月15日左右。


结果,他放了鸽子。终究,这并不是他能一人完全控制的事情。


风马牛1号本来计划搭乘长征二号丁火箭,跟随主星、地震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ZH-1)和其他5颗商业卫星共同发射。“商业卫星是搭主星的便车发射的。”冯仑说,但意外出现了。6月1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中星9A广播电视直播卫星,发射过程中火箭三级工作异常,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紧接着,7月2日,海南省文昌航天发射场实施的长征五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中,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这次距上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失利不到半个月。


冯仑接到通知:后续所有火箭的发射计划全部延后。具体延后多久,当时并没有确切说法。无法按时发射,并不是冯仑在决定发射私人卫星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早在2016年,冯仑去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并决定做这件事之后,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


能直播太空的卫星


2016年,冯仑去NASA做了为期一周的参观。在那里,冯仑不但见识了由350万个零件构成的航天飞机,还可以随意和航天员聊天。他意识到,看起来高大上的航天科技其实应该离大众更近一些,商业也可以帮助这些技术更加普及。


回国后,冯仑开始查阅相关资料,对比了国内外航天行业的差异。


如今,在太空探索技术领域内,美国民营公司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当年,伊隆·马斯克首先发现了美国航天产业中存在的弊端:卫星竞争力强而火箭竞争力差,导致客户往往要求把美国卫星送到外国去发射。而火箭竞争力差的原因是老牌垄断企业的种种弊端积重难返,难以自我更新。于是马斯克设法研制出了一种既便宜又可靠的火箭“猎鹰九号”,一举改变了发射服务市场的格局。购买了美国卫星的客户会优先考虑用猎鹰九号发射,马斯克也因此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


而反观中国的“商业航天”,一切才刚刚开始。


回到国内,冯仑在一次活动上询问一位年轻的商业航天技术从业者,能不能帮自己发一颗卫星,对方当时就点头答应了。“我突然一点成就感没有了,怎么那么容易就答应了。”冯仑回忆。


后来对方告诉冯仑,火箭技术的研究已经在60年以上历史了,“发上去并不困难,关键是你要什么”。


冯仑对自己要发射的卫星有大致明确的诉求,他希望这颗卫星要能跟手机互动,通过手机能看到月球,看到太空。


之所以要跟手机互动,是因为冯仑看到国内移动互联网普及率逐年增高。如果与手机连接,肯定不愁商业模式。


1月3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9.1个百分点。


手机网民规模则已达7.53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6年的95.1%提升至97.5%;我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用户使用习惯进一步巩固,网民线下消费使用手机网上支付比例由2016年底的50.3%提升至65.5%。


不久之后,冯仑就投资了这个年轻人的公司,即胡振宇创立的翎客航天。胡振宇帮冯仑找到了做卫星制造的专家刘晓明。冯仑只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是真卫星,“别弄个玩具出来”;二是要具备直播功能。


那时的刘晓明还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副总工程师,正打算出来创业。听到冯仑的诉求,他决定拉着体制内的6个朋友一同辞职创业。于是,为冯仑造卫星,成为了他的公司零重力空间实验室的第一单业务。

探讨放卫星的商业模式


2015年被称为中国商业航天元年。对这一概念,媒体普遍这样表述:“我国首颗商业化运作卫星吉林一号成功上天,拉开中国商业航天元年的大幕。”


据行业内人士介绍,吉林一号的出现,打破了中国卫星行业传统国企独大的格局,带来了诸多积极的影响。其中最具价值的贡献就是:一、降低了卫星研制的成本,使卫星价格大幅下降。二、打破了卫星数据产品市场国企垄断的局面,促进了市场竞争的形成。


随着2014年推动军民融合政策的出台和《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的发布,国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航天领域,航天技术商业化的步伐加速。加上立方星(国际上广泛用于大学开展航天科学研究与教育的一种小卫星,具有成本低、功能密度大、研制周期短、入轨快的特点),技术的成熟,一时间,发射卫星,似乎成为民营企业联合地方政府推动自主创新的一个标志。有媒体统计,国内近两年提出的小卫星计划,总数超过了350颗。2月2日与风马牛1号一起发射的另一颗商业卫星甚至还搭上了时下热议的区块链概念。


但包括“吉林一号在内的绝大部分卫星,都没有找到成熟的商业模式。“美国的路径是以需求为引导,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发展商业航天。而国内当前的商业航天,几乎都是着眼于政府用户,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大众市场化的商业模式。但我听到冯仑说要把卫星当作媒介传播原创内容的商业模式,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刘晓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冯仑一开始给这颗卫星定下的主要功能是科普和娱乐,大众可以通过手机随时观看来自太空的直播,也可以进行娱乐社交。他还准备和中国的基因公司合作,可以把人类的基因带到太空存储。


“本来是想在卫星上安装VR全景摄像头,这样地面接收者就可以看见来自太空的影像,最早期的计划也只需要1元钱/分钟。就像这两天大家热议的天文现象‘血月’,如果用户戴着VR眼镜看,那可比地上看好多了。有1000万人看,那我们就赚钱了。”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刘晓明也确实按照冯仑的理念,仅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卫星参数的设计:外形尺寸为300mm×100mm×100mm,卫星加上分离机构的重量为4.6公斤,功耗8W,高清4K摄像头,卫星预计轨道高度500公里。“目前微纳卫星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在这种立方星被国际化统一标准后,其实就是一个类似组装的概念。我们这颗星的制造成本才150万人民币,比国外制造费用便宜一半。”


但在另一方面,负责对接相关部门审批的合作伙伴却传来了不好的消息:商用无线电频段没办法在卫星发射前申请下来。


商用无线电频段是所有民营卫星商业化的必备牌照,有了商用无线电频段的牌照才可以进行商业开发,但其牌照审批权是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电信联盟(ITU)掌握的。“而且这套程序不仅审批非常麻烦,费用也比较高。”刘晓明说。


这样一来,就只能申请使用免费的UV频段。跟手机3G、4G、5G的频段原理类似,卫星不同频段的传输速率也不一样。UV频段本身的传输速率就很小,具体到这颗卫星的传输速率只有9K/S,仅传输一张1M的照片就需要100秒,根本无法达到直播的传输速率要求。最后,卫星里放进了相对小一些的音频:由冯仑公司人员创作并请羽泉演唱的《风》,请台湾作曲家作曲由音乐人张圣洁女士演唱的《千字文》,还有他征集的1000个关于未来愿望的音频,放在卫星上,多年以后再来印证哪些梦想实现了。地面可以通过卫星接收设备和手机听到这些来自太空的声音。


“没办法,因为火箭发射不等人,只能先上去再说。第一颗卫星就当是试水,看看效果。等牌照审批下来,我们再考虑发下一个卫星,再具体考虑商业模式的问题。”冯仑说。


冯仑发射的卫星。图/受访者提供


有待深耕的商业航天领域


中国国家航天局秘书长田玉龙此前曾透露,中国航天立法工作已列入国家立法工作计划并在抓紧推进中,预计将在2020年前出台航天法。


“政府刚见到互联网的时候,一看这么多东西,是有点蒙的。反应过来以后,政府就开始建立制度,规范互联网的运作,航天领域也是这样。”冯仑说。


不只是冯仑和刘晓明,国内很多从事航天行业的创业者都希望有法可依。刘晓明希望在商用频段的牌照申请上国家能够介入,帮助民营公司与ITU保持高效沟通。这个核心问题解决了,才会有更多的民间资本愿意进来。


据投资公司Space Angels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全球近120家风投为商业航天公司提供了39亿美元的投资,创下了历史纪录。在这些投资者中,包括了软银集团孙正义、SpaceX创始人马斯克、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等商业大佬。但中国国内民间资本对航天领域的投资屈指可数。


冯仑不认为个人发射卫星是个噱头,很多人研究卫星,全部都是纯投入性质的,几乎没有人去考虑商业的东西,冯仑却非常重视其商业未来。他对媒体直言,做卫星是要考虑商业回报的。


目前,冯仑正与国内一些民营航天技术公司合作,共同研发一套能用于风马牛1号及其及未来其他uv频段的卫星无线电信号接收设备(一个sdr机器+一个八木天线+电脑软件)。卫星内置的音频内容将在卫星过境时下传,大众可通过该套设备或其他方式(自己组装设备、地面基站)进行接收。该设备目前正在研发阶段,预计3月样机完成,预计限量生产1000套,其中部分进行销售,部分进行公益捐赠。


“商业航天技术从国企到民营就是技术和制度博弈的过程。内容生产一直存在这样的博弈。所以政府一定要用制度管理这个事情。我说内容依赖于技术,技术依赖于制度,具体到航天领域,就是希望国家对航天领域商业化的进程制定更加积极的相关政策,如果一味让市场、技术倒逼制度改革,会浪费很多不必要的资本。”冯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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