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李杨:浮出地表以后

人物 刘远航
他想为底层说话

李杨在《盲·道》的拍摄现场。图/受访者提供



光线有些昏暗。李杨走到窗户附近,阳光从外面落下来,打在了他的脸上。皮革大衣已经有些旧,头发白了很多,像是在寒冷的天气里待得太久,落了霜。

没有人认得他。这位曾经的独立电影制作人四十岁才拍出了第一部电影,十八年的导演生涯竟然只完成了三部作品。虽然身为制作人,却长期游离在影视圈之外。最知名的一次新闻,是在质疑某一线流量女明星所获的不知名国际奖项有水分时,被其粉丝围攻,称之为“野鸡导演”。

但也正是这位“野鸡导演”,在2003年刚出道,便凭借独立制作的处女作《盲井》获得了30多个国际奖项,其中包括第五十三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银熊奖。这部关注社会底层人性的电影从未获得国内公映的机会,但是因为盗版和网络等渠道的广泛传播,在影迷中拥有很高的声望,被认为是中国独立电影的代表作品之一。

2007年,被禁止拍片三年之久的李杨完成了第二部作品,这部名为《盲山》的电影讲述的是贩卖妇女的故事。这部影片的正式公映,让李杨终于脱离“地下”状态,首次与国内观众见面。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李杨觉得以后或许会拍一些赚钱的电影。他这样打趣自己,可是从来没有付诸行动。

今年2月,他的第三部作品终于要上映了。名字里还是带着一个“盲”字,但片名两个字中间多了一个圆点。李杨看起来要跟大众的漠视与遗忘纠缠到底。在这部名为《盲·道》的新作里,他将镜头转向了流浪儿童。

十年了,李杨还是没有学会圆滑。他四处寻找投资,希望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很多熟悉李杨的观众同样在等,期待他拍出中国版的《熔炉》或者《素媛》。可是,当新作在北京国际电影节首映的时候,现场的很多观众感到非常失望,影片的完整性与穿透力与前作相差甚远。这部影片在豆瓣上的评分目前只有4.7分,这个分数本是国产商业烂片的标准待遇。很多人疑惑,那个曾经拍出《盲井》的导演究竟怎么了。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当下的环境里,独立电影的制作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从《盲山》开始,李杨就不得不学着与各方打交道。对于自己这样被视为异类的导演来说,能够公映就是胜利。投资方撤资了,便自己想办法,东拼西凑。影片内容也只能按照要求进行修改。有时他感到绝望,知道自己的作品在表达和结构上变得支离破碎,但他也只能妥协。




无处可逃


李杨平时不做梦,用他本人的说法,属于没心没肺的那种。但是拍电影的时候,总会遇到各种情况,堵漏填坑,不免紧张,就容易做梦。十八年的时间里,他拍了三部电影,这样的情况,也遇到过三次。

拍《盲井》的时候,他梦见过塌方。矿井里突然出现了状况,便赶紧叫大家往外跑,可自己却半天都跑不出来。拍《盲山》的时候,李杨会梦见被拐卖的妇女,想着各种办法逃出去,但总也逃不出去,最后被逼到悬崖上了,他会被吓醒。

到了这次拍《盲·道》,就会梦见又来噩耗了,比如撤资了,突然没钱了。电影拍完之后,噩梦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李杨醒来,以为部分镜头还没拍完,还奇怪怎么还没人在早上叫醒自己。

总是这样。李杨选择了这条路,便注定了不被市场看好,也不受体制欢迎。拍摄《盲山》的时候,有个电影公司本来说要投资,不久之后,这个公司的另一部电影要增加预算,便决定撤资。李杨还是想拍,就自己去找投资,好不容易才凑齐了钱。但预算还是很紧张。电影里的演员大都是临时工。扮演女大学生白雪梅的黄璐原本没演过主角。扮演农民黄德贵的演员其实是个木匠,扮演他母亲的是村里妇女主任,扮演父亲的则是原来人民公社的大队长。扮演其他村民角色的也都是当时剧组里的场工师傅和道具师等工作人员。

就是靠着这些非职业演员,李杨花了一个月时间,拍出了一部非常具有戏剧张力与现实深度的作品。“这些人都是临时凑成的,但是演得活灵活现,台词很溜,导演真是,信手拈来都是山水。”《盲山》的摄影师林良忠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来自台湾,也是《喜宴》和《推手》等电影的摄影师。

通过朋友的介绍,李杨找到了林良忠,后者为他搭建了摄影和灯光团队。李杨能给的报酬只有当时市场标准的三分之一,但林良忠觉得《盲山》的剧本很独特,便一口答应了下来。“他把农民的愚昧和人性的恶,描写得像是一种生物的求生本能,客观而冷静,像是一种上帝的视角。”林良忠这样说。

为了达到理想的拍摄效果,李杨找了好几幅自然写实主义的画作,比如法国画家米勒的作品,以此作为参考。李杨一直对这种风格和题材感兴趣,他的第一部作品《盲井》也因为纪录片式的拍摄风格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实粗粝,李杨的电影则像是沙子,硌得人心底疼。在开始拍电影之前,李杨曾经为德国的一家电视台拍摄过三部纪录片,题材多与风俗人情有关,这多少影响了他后来的电影创作。


《盲·道》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回到中国

作为导演,李杨面对粗粝的现实常常有一种克制的距离感。而作为制片人,他也懂得如何将极其有限的资源发挥到最大化。了解他的人知道,创作的冷静与做事的效率与他在德国受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离开中国的时候,李杨已经28岁,此前曾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工作八年后才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之后选择退学,到了还未统一的德国,先在西柏林艺术大学攻读艺术史,而后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戏剧理论和导演编剧。到了那里之后,李杨逐渐转变了原有的思维方式。

上电影课的时候,班上七个学生,只有李杨是外国人,而且别人都比他小。每次都是老师先讲十几分钟,然后学生发言,有的特别能讲,滔滔不绝的。李杨无法接受这种上课方式,便去找系主任。“我从中国那么远来,就想听老师讲哪个是对的,怎么分析,他们都是学生,年龄还那么小,也没什么经验,这不是我想上的课。”李杨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当年和系主任的对话。

但是系主任回答说,这就是电影课的上课方式,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李杨这才明白过来。“我本来是去寻找标准答案,这在我们中国的教育里是正常的,他们那并不是这样,其实电影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有的只是辩论、反驳和讨论。”李杨补充道。

毕业之后,李杨在电视台工作,拍纪录片,后来也搞旅游。他给了自己三年时间,用来赚钱,三年的期限到了,他还是想要拍电影。2000年,李杨离开了生活了14年的德国。再次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四十岁的中年人。

但那时的李杨,更像是一个外来者,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创作环境都还有些陌生。在德国的时候,他和来欧洲交流的中国导演有一些联系。后来,他在著名导演黄建新拍摄《谁说我不在乎》的时候回国,担任过这个剧组的副导演,算是对国内的电影拍摄和制作流程有了一些了解。

“当时都是歌颂皇帝,戏说历史,谁有用镜头去关注当下火辣辣的现实,国内没有人那么干。”李杨的朋友、媒体人何三畏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他看来,李杨虽然在年龄上跟第五代导演更接近,但并没有步其后尘,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少人走的路。

李杨拿出了此前的积蓄,在香港注册了公司。他读到了作家刘庆邦的小说《神木》,被其中关于矿难杀人的情节深深触动,便决定将其拍摄成电影。这就是后来的《盲井》。很多人都曾感到惊讶,这样一位受过电影科班教育的人,拍出的电影几乎看不出任何机巧的痕迹,朴素,但透着一丝钻心的寒冷。在法国《电影》杂志评出的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中,《盲井》排名第二。

“李杨一开始就将镜头对准了井下,对准了人性的幽深处。”何三畏补充道。

《盲·道》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告别地下

《盲井》的拍摄让李杨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但在国内,知道他的人很少。有三年时间,他不被允许拍摄电影。但通过盗版等方式,这部影片仍在少数人之间传播。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李杨开始思考“地下”状态的意义,他感到失落,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传递到更多的国内观众那里,在当时的条件下,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公映,而这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妥协。

拍摄《盲山》的时候,为了得到国内公映的许可,李杨不得不将这个版本的结尾进行了修改。

后来,李杨将注意力聚焦在流浪儿童身上,筹备拍摄一个叫作《盲流》的故事,以流浪儿童的视角直接呈现这个社会问题,但这个剧本在申报的时候就被枪毙了。他也曾想过拍一部叫作《盲爱》的作品,后来同样不了了之。为了筹备资金,他想了很多办法,但在票房导向的国内市场环境下,很少有人看好他。

李杨不是不懂市场。他曾参与过徐克执导的电影《智取威虎山》的剧本创作,加入了栓子的角色,为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红色故事注入了一抹人性的亮色。他也曾重操旧业,给朋友的旅游项目做过策划。有个项目是在舟山的岛上,他建议对方买来一列废弃的绿皮火车,在岛上建了一个火车站。

关于自己的电影,他只是一直在等待机会,但没想到,就这么拖了七八年。

《盲井》让王宝强从一个普通的群众演员走上了职业的演绎道路,《盲山》成为了黄璐的演艺生涯里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甚至于《盲山》剧组的某位灯光师,也从一个年仅22岁的灯光助理变成了如今在业内小有名气的“大亨”,在十年的时间里,跟摄影师林良忠合作了七部作品。而李杨自己仍然处于一种半沉寂的状态,他甚至觉得,各种路都被堵死了。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一直还算比较昂扬,现在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他也知道如何跟国内的市场与制度接轨。”李杨的朋友、艺术批评家云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云浩跟李杨在一个朋友组织的聚会上认识,两人住得很近,说话比较投机。有时候云浩有几只螃蟹,便叫李杨来喝酒。

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喝酒,偶然间聊起房子,李杨跟云浩提起,其实本来可以买一个更好的房子,当时手里有一笔钱,但都用来拍摄《盲井》了。人活着,总得为理想埋个单吧,李杨对云浩这样说。后来《盲井》有了很多盗版,网络上的播放量也以千万计,但李杨没有因此拿到一分钱。

“其实,喜欢李杨的粉丝们期待着他再拍《盲井》那样的作品,但也希望他赚钱,还挺矛盾的。现在大家过于关注票房了,影视圈也是鱼龙混杂。要是有一天,李杨像其他人一样拍出一个抗战神剧,他们就会觉得李杨堕落了。其实,他也有他的转型。”媒体人何三畏这样说道。



有话要说

李杨忽然发现,已经不能再等了。那是三年多之前,剧本刚开始写作,李杨的母亲突发脑梗塞。她原本身体很健朗,却突然陷入瘫痪状态。这让李杨切身感受到生命的无常。1959年出生的他当时已经55岁了。

他要行动。不管怎样,先把这部关注流浪儿童的作品拍出来再说,他这样想。《盲流》没有通过,他便只能写个不那么直接的故事。没有办法。新的故事更加温和,虽然同样与流浪儿童有关,但整体比重减少了很多,终于获得了拍摄许可证。

他清楚地知道妥协的必要性。“任何一部作品的创作都跟时代氛围和文化环境密不可分。有句老话,叫作‘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一些投资方临时变卦,李杨已经见怪不怪。他决定筹钱,最终自己出了绝大部分,一些朋友也投了一些。

到了后来,还是有人选择退出,制作变得捉襟见肘。请不起专业演员,李杨只好亲自上阵。拍《盲山》的时候,他曾客串出镜,饰演一名人贩子。这一次拍《盲·道》,他要自己来演男主角赵亮,尽管表演并不是他的强项。

除了导演、编剧、制片人和主演,李杨还担任这部影片的美术指导、剪辑和出品人。他将自己当几个人用,这有风险,但没办法。“一般大家看到身兼数职的情况,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太专权了,但李杨导演并不是,他有自己的苦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盲·道》的摄影师王博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尽管这部电影宣传策略主打公益,强调以往作品的一贯属性,但整体的形态其实是剧情片的模式,情感的互动是整个故事的主要线索。赵亮的角色很富有戏剧性,原本是声色犬马的歌星,后来迷失了自我,过着愤世嫉俗的双重生活。李杨有很多音乐圈的朋友,比如崔健和窦唯,他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一些灵感。

影片拍得很仓促。讲故事的功力当然还在,这一直是李杨的强项,但再好的故事也经不起折腾。不同于《盲井》和《盲山》,新电影的主要场景都在城市,后期需要重新配音。但是为了节约成本,李杨决定先送审,再配音。只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来来回回的审查和删改竟然花去了一年多的时间。等到正式配音的时候,他觉得情感已经有些生疏,很难融入到当时的情境里去,导致配音效果很差。

一些关键的镜头被要求删去,影片的叙事节奏出现了很多裂隙。开篇不久的一个镜头里,主角赵亮在和小姐发生关系的时候,将床头柜上装有亲生女儿照片的相框放倒。这个不起眼的小动作是透过狂妄的外表进入主人公内心的秘密通道,但因为女性角色的背部有些裸露,这个镜头必须删去。

还有一个地方,晶晶饿了,主人公赵亮去超市里偷东西。前一个镜头里,超市的店员对赵亮盯得很紧,但接下来的镜头里,赵亮却拿出了很多食物。“其实拍了一段赵亮跟店员起争执的镜头,有的地方剪得就比较尬。”扮演晶晶的小演员杜函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此外,还有一些内容需要额外的修改,比如,偷东西不对,必须用台词将这个意思表达出来。结尾一分半钟的镜头被要求删去,直接打上了表示结局圆满的字幕。李杨觉得,最终,故事的张力因此受损。

到了后期制作的时候,资金已经所剩无几,更别提发行了。后来,李杨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同样喜欢电影的投资人,还有一些朋友的帮衬,才终于把费用问题解决了。自此,电影的赚钱与否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李杨觉得更应该对投资人负责,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公映。审查意见,他都接受,这是他作为制片人的责任。观众的批评与“吐槽”,他也接受,这是他作为导演的义务。两种身份相互纠缠,朝相反的方向撕扯,让他一度感到绝望,尽管他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

“我做妥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希望这部电影重新变成地下了,哪怕有些瑕疵,也要和观众见面。我们做独立电影的这种悲惨心酸的历史,实际上在电影呈现的过程中已经在那了。”李杨在和影评人程青松的对谈中这样说。

李杨坦言,他想为底层人说话,但有时候声音无法外放,他不知道这样做电影是否还有意义。而让电影走上地面,哪怕做了删节,话说得断断续续,只要被大众听到,他就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2016年7月,李杨终于拿到了《盲·道》的公映许可证。“就是说有出生证了,不是非法电影了。”一个担子终于放下,但他同时也说,“以后做电影应该想办法,就算妥协,也不应该那么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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