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把社会巨变的能量转化成创作

人物 毛翊君
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他以独到的文化敏感与洞察力 穿梭于历史与现实 为时代留存了一个个珍贵的证据与精准的切片

徐冰在“影响中国”2017年度人物荣誉盛典现场。 摄影/刘关关 韩海丹 和冠欣



 影 响 中 国 2017 年 度 文 化人 物 

徐冰:把社会巨变的能量转化成创作




1955年出生。著名当代艺术家。毕业于中央美院版画系。曾于各国重要艺术机构举办个展。并获得过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项麦克·阿瑟奖。


 获 奖 理 由 


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家之一,数十年前,曾以拆解和重组汉字震惊文化界。多年之后,他将目光从历史和文化的抽象转移到当下的现实,用世人眼中的废物铸就出了庞大的凤凰,用公共摄像头中的破碎影像组合成了悬疑故事。无论是那从废墟中涅槃的神鸟,还是源自窥视拼贴的叙事,都是注视这个时代的锐利视角。他以独到的文化敏感与洞察力,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为时代留存了一个个珍贵的证据与精准的切片。


镜头定在一家医院地库里,是监控画面,远景,灰蒙的色调,有男女在走动。之后,场景被切换到街头、奶牛场、寺庙,同样是真实的监控视频,每一段都显示着时间,从1999年跳到2017年,又忽然回到上个世纪。


这些图像在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一共90分钟。主角是一名叫“蜻蜓”的女人,在和男友柯凡谈恋爱的过程中失踪,柯凡四处寻找之后,决定整容和变性,以期找回和女性在一起的感觉。片中有大量旁白,串起整个剧情,也有大量车祸等灾难镜头作为背景。


这是艺术家徐冰第一次尝试以剧情电影的方式进行创作。这个故事诞生在一万一千多个小时毫不相关的监控素材里,剪辑用时近一年,剧本随着视频的取舍改了又改。其中的人物是生活在中国各地没有关联的人,他们有着自己的名字、相貌和人生,但真实又戏剧地在这90分钟里变成了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经历。


跟此前的作品《天书》《何处惹尘埃》《凤凰》一样,徐冰还是延续着在社会现场中获取线索的方式,试图对人们的思维有更大的触碰,“我喜欢的这些材料都是生长中的材料,也都不起眼,但对它们加以转换和使用,就可能产生一种适应新型社会文明的全新艺术形式。”


后监控时代


“蜻蜓”是个隐喻,这种有着上万只复眼的生物本身就像监控设备。


2013年前后,徐冰忽然从法制节目中找到制造故事的灵感。节目里会出现很多案件涉及的监控视频,有时候,是在街头出现的凶手,正准备去谋杀一个人,有时候是偷窃者进商店去伪装自己,出来时戴上了一顶草帽。这些碎片的画面叠加在徐冰的记忆里,延伸出了想象的情节。


他托老家的亲戚从一家医院找到了一盘地库的视频,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是个只有影像而没有声音的监控记录,大概半个多小时,固定在一个视角下,一会儿出来一个人,然后又进去,接着有车开出来,有些人在交头接耳,又急急忙忙地分开了,有的人则拿着饭盒出现在画面里。徐冰开始试着编故事,假设从地库出来的一个男人和拿着饭盒的女人有着婚外情的关系,女人的丈夫住院了,他们想借送饭的机会谋杀他。


《蜻蜓之眼》影片截图。监控系统记录下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这么一编,徐冰觉得这个创作概念一定能成,只要有足够的素材就能把剧情推动下去,“你想安插什么情节都可以,就给他们设计各种各样的台词,比如这两个男女会怎么讨论谋杀,去了医院出来之后完成了什么,等等。最终,我们给真实发生的生活,安插一段跟现实没有关系的事。”徐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影片《蜻蜓之眼》中采用公开的实时在线视频作为素材。


因为这样没有主角和主演,为了推进故事,徐冰琢磨着干脆就讲个整容的故事,“整容反正就是变脸。”可他把想法告诉做电影的人,几乎都认为这是不可行的,“他们都觉得只能做成一个小的实验电影或者艺术作品。”


徐冰先后请来编剧张撼依和诗人翟永明写剧本,故事编得很顺利,但获得监控的渠道有限,怎么把不同的素材贴合到剧本里成了难题。事情搁置了两年,到2015年时,徐冰看见一份资料统计显示,世界上已有超过两亿六千万监控摄像头在工作,并以每年15%的趋势增长着。


《蜻蜓之眼》影片截图。这部影片的实现正是因为监控系统已无处不在。


他直接打开五六个直播网站,发现其实来自民间的监控镜头要比官方安装的丰富得多。这让徐冰感到,这是一个在民间反而更容易利用监控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后监控时代。


之后,他工作室里同时运转了近二十台电脑,实时监控着一些街道、奶牛场、餐馆、寺院等不同区域的画面,好像中国各地正在发生的事都一下出现在一个空间里。


根据剧本,徐冰团队在监控中找相应的镜头,实在没有合适的,再修改剧本,最后产生了五六个版本。有一次,影片需要一个在山路上的场景,得是下着雨的夜晚,还要有车开过。团队成员就去查天气预报,看看已有监控的区域里,处于山区的地方什么时候下雨,等到想要的雨天了,再去等一辆车驶过的瞬间。


而另一段内容没有那么幸运。剧本写到男主人公柯凡入狱,但团队并没有取得监狱里多合适的画面,只好放弃,直接用“三年以后”来跳过这一段细节。


他也利用这个特殊的手法,结合到佛教的概念,“电影里,其实主角是不存在的,由不同的人构成主角,就是肉身的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灵魂和来世。影片在形式上,由替身推动故事,实际上,跟内在的内容表述是相关联的。而错乱的时间也是相似的意味,不同时间段的时间碎片构成一个故事,跟不同的人构成主角相互呼应。”徐冰说。


徐冰相信观众早已被培养成能够习惯这种表达模式,“通常,他们看电影一部分是看故事和主角怎么回事,但很大一部分时候是去看明星怎么演这个角色。也就是他们在进入角色的同时又会出来,这个东西帮助了我们。”


从西方回归中国


就像监控中瞬息万变的意外,徐冰觉得自己在中央美术学院与版画产生关系也是偶然的幸运。


版画的本质,包括了在母版基础上,对拓版的复数性生产。这使徐冰觉得,这个画种天然和当代艺术有着连接性,比如现在的数字影音、手机等触手可及的生活用品都时刻体现着复制生产的结果。


在这样的复数性生活环境里,徐冰把这个概念通过这次的电影作品构建出“复眼美学”。


但最初进入美院时,徐冰对版画是抗拒的,觉得一般百姓不太喜欢。他想学油画,因为很国际化。其实,学院已经给学生分好了专业,由于教授版画的一些老先生年纪大了,准备先挑选优秀的学生,培养成将来留校的老师。徐冰就被挑中了。


在这之前,他只是受到父亲想学美术而未如愿的爱好影响,喜欢在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北大里写生,没有正式拜过师。那时候,受苏联影响,美术教育的基础都从素描开始,再到风景写生的色彩练习。


徐冰性格腼腆,自幼身体不好,自认也不是功课优秀的孩子,就慢慢把自己封闭起来作画。文革之后,父亲连带着家里倒了霉,徐冰这一代都得表现着自己是有希望的,是对革命有作用的年轻人。那时,要拿笔做刀枪,书法绘画都是重要的,徐冰就特别努力写标语、做报纸排版,证明自己是有用的人。


由于母亲办公室的介绍,徐冰认识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宗津,看到了油画的魅力。高中毕业后,徐冰去插队,白天干活儿时就在想晚上去哪里画画,插队回来,他拿着画好的画去请教李宗津。没过多久,徐冰再去敲李宗津的家门时,怎么也没有人开,两天之后他听北大的一位先生说李宗津自杀了。那是1977年。


上世纪80年代,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徐冰留校任教,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摸索,跟着中国美术界的新潮,雕刻创作出4000多个伪汉字,每个字都有偏旁和部首,但它们没有读音,也没有人会读识,包括他自己。这些字被他刻制印刷成《天书》,想以此打破并重构人们的思维。


这成了他的代表作,热热闹闹地被赞誉了一番,他“自我封闭的崇高感”却被失落地打破,自觉“失语”,仿佛闷头四年,恍然不知世事,又做的是一件什么都没说清的事情。于是,他想去西方看看更多的艺术。1990年,他到了纽约,跟当时的大部分非西方艺术家一样,他也想抹去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色彩,成为纯粹的当代艺术家,一待18年。


起初,他感慨自己的创作在西方美术界受到了重视。慢慢地,他发现自己被裹挟进了各种开幕式和办展的应付之中,开始意识到“西方当代艺术创作系统变得越来越程式化,越来越没有活力”。


原先,徐冰在自己位于威廉斯堡的工作室可以望见世贸双塔,2001年,“9·11”事件后,世贸双塔倒在一片灰白的粉尘里。徐冰从窗口的视线里,感到了一种缺失,他想起中国诗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后,他到曼哈顿的下城收集了一包双子塔坍塌后的尘埃,花了三年做成一件艺术装置《尘埃》,探讨精神和物质何者更永恒。


他察觉到自己身上所带着的文化基因,对此越来越敏感。2008年,中央美院发出邀请,徐冰便结束了旅美生活,回国任教,“那时候,中国有很多问题你已经搞不清楚了。为什么持续地发展,又为什么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现象,它的巨大可能性和实验性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徐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借助一个壳去声东击西


在中国传统的绘画中,宋代之后的山水画,多是文人在书斋中的写意创作。这种审美与符号挂钩,跟真实之间产生了间接的关联。


这样的临摹仿造,在徐冰的总结里,是来自文化基因中的归纳概括能力。想知道这些基因里能为今用的部分,成了徐冰的创作动力。


诗人翟永明对徐冰创作状态的评价是——时刻处于紧张而刻苦中。这次的《蜻蜓之眼》,徐冰仍然是用自己一脉相承的手法,借助一个壳,去声东击西,还是对思维的打破和重构。和当年创作《天书》不同的是,他不再像传统文人那样长期埋首书斋,而是游走在网络与社会里寻找逻辑。


这两年,徐冰团队在这些监控交织出的多时空现实世界里,感受到了很多来自社会底层生活的状态。“很相似,他们都在应付而凑合地活着,也想通过网络跟世界发生关联,从而抓住一些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世事总是诡谲又荒诞,一场灾难的发生是突如其来的,无从判断,“最后你会发现,人在这样危机四伏中,能存活到现在,是幸运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有一段时间,因为大量观看那些视频而受到的心理影响,徐冰团队的成员出门都格外小心,“不知道由什么控制着一个人的命运,这个对我们世界观的改变真的在起作用。”


就在诞生灵感到创作的四年里,科技带来的变化在社会和生活里急速地发生。网络直播、真人秀成了普遍的日常,徐冰团队探讨着,这些算不算监控,行车记录仪又算不算?他们在判断到底什么是监控影像的界限。讨论到最后,始终没有结论,他们把这些加进了影片里。


“这个领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总的来说,这个电影等于把我很多没法解决的问题摆出来了,包括电影怎么界定。因为它确实颠覆了剧情电影最核心的概念。”徐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然后是,有了监控画面被上传到云端等等技术之后,肖像权的法律界限到底在哪儿。世界变异太快,人类的思维跟不上,就无从判断这些。这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思维变动和旧的概念被动地摆出来。”


在这个时代发展之下,徐冰坦承自己的恐惧感,“这是一个事实,你必须得面对。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是怎样把这种巨变的能量转化成创作的能量,和不断强化和完善你的意识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