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李君如

人物 蔡如鹏
他是中国多份重要文件的参与制定者或建言者 也是把枯燥文本里的精神内核 传递给公众的布道者 他熟悉政治发展的规律 又洞悉中国国情

李君如。摄影/张沫


 影 响 中 国 2017 年 度 学 者 

李君如


李君如,著名中共理论学者。1947年生,浙江鄞县人。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以其思想理论建树闻名海内外。


 获 奖 理 由 


他是中国多份重要文件的参与制定者或建言者,他也是布道者,力求把这些枯燥课题里的精神内核传递给公众。他熟悉政治发展的规律,又洞悉中国国情,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他理论功底深厚,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以思想理论建树享誉海内外。


学者李君如


12月3日,初冬的北京寒意袭人。


当天下午,作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收尾活动——万寿论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主题对话会,正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主席台上,与巴西社会党总书记雷内托·卡萨格朗德、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副主席亚当·查韦斯等4个国家的政党领袖对话的中方代表,是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


“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大批的精英。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加强自身政党建设的问题。”李君如用他那带有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说,“中国共产党十分珍惜自己的经验,也愿意和大家分享。”


作为中共最知名的理论家之一,李君如以其思想理论建树闻名海内外。从1993年调入北京到2013年正式退休的20年间,他在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的同时,对这一时期党内思想理论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亦被认为是中共高层的理论高参。


在对话中,这位中共理论家对远道而来的外国政党领袖说:“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内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对外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


而就在这次对话的一周后,李君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这几年尽管已经退休,但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只要把党的问题讲清楚了,中国的许多问题就一通百通了”。


“这不是说教,也不是口号”


在许多人看来,从事理论工作尤其是党的理论工作枯燥、单调,远离普通人的生活。对此,李君如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并把它视为理论工作者的最大风险。


“的确是这样,我们很多搞理论的专家学者说话都是简单地照着文件读,老百姓听不明白,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给人感觉不是在说教,就是在喊口号。”他说,“这是搞党的理论,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


对李君如而言,把党的文件和思想准确、生动地传递给公众,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这不是说教,也不是口号,而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李君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解读要能够把文件中的基本观点和重要决策的来龙去脉及其科学含义讲清楚,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文件上的话变成你自己的话,既符合中央精神,又能让老百姓愿意听、能听懂,那就成功了!”


李君如常常用“深入浅出”作为做学问的标准。或许正是因为多年来秉持这一标准,使得他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位既受到党内高层认可,又在公众心目中建立起良好形象的理论学者之一。


在十九大结束后的这几个月,成了李君如今年最忙碌的时间。无论是媒体还是其他的研究机构,都希望能邀请到这位党内的理论权威来讲解十九大报告。而他再三告诉他们,我没有参加十九大文件的起草工作,你们应该听文件起草同志的权威解读。即使如此,他还那么忙,因为作为学者,他要参加许多研讨会,同学者们交流他对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心得。


仅仅12月,他就参加了纪念中美恢复邦交关系45周年的中美关系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中共十九大后的中国走向”演讲;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对话会,发表了“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演讲;参加了“南南人权合作论坛”,发表了“南南合作有共同的基础共同的需要”演讲;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会,发表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参加了“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发表了“中国的新时代和新时代的中国学”;等等。


他的特点是每一篇演讲都是自己动手写,这些演讲稿要耗费他很多个日日夜夜。


在采访中,李君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就退休了。退休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党的理论研究上。


这两年,李君如笔耕不辍,基本保持了一年写一本书的频率。2016年出版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2017年出版了《时代大潮与中国共产党》,这个月他刚刚把《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么治理国家》(暂定)的书稿交给出版社,预计明年出版。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几本书都是围绕党的问题展开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是讲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时代大潮与中国共产党》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党史,总结党为什么能够保持先进性的经验;《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么治理国家》则是对这五年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和理论的总结。


在李君如看来,中国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不是一句口号。


“一个是中国的事业,关键在党的领导;另一个是党的自身发展,关键在党的建设。”他说,“中国的现代化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同样,中国共产党不能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可能现代化。”


很久以来,李君如一直有个愿望,希望能够写就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他认为,从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它之所以能保持先进性,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思想理论能不断地与时俱进,适应时代潮流。“只要指导思想不出错,党的方向就不会错。”


在李君如看来,思想史是中共党史中最精华的部分,也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的下一代只有懂得了这段历史,才能更好的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李君如在“影响中国”2017年度盛典现场。摄影/刘关关 韩海丹 和冠欣



与理论工作结缘


李君如1947年5月出生于上海,中学就读于当地有名的松江二中。这是一所数理化教学见长的学校,李君如说他后来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不过,这段教育在1968年时终止了。


当时,“文革”席卷中国。李君如也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离开学校,成为了一名农民。


这段知青岁月虽然艰苦,但天性乐观的李君如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仍然把日子安排得积极充实。他拿起笔,记录下亲历的事情,向公社和县广播站投稿,当起了一名土记者。同时,他还自编教材,在生产队开办政治夜校,给乡亲们讲哲学讲时事政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很快给他带来了人生的转机。


1971年,在农民的推荐下,李君如成为上海师范大学政史系的一名学生。这也促成了后来他与理论工作的结缘。


之所以选择政史系,李君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并不是他的选择,只是当时组织上希望把他培养成一名政治老师。


对于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李君如十分珍惜。在上海师范大学,他如饥似渴地饱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党史等学科的书籍,还在老师的指点下“啃完”了《资本论》。


他有一个很好的读书方式,“在精读每本大部头时,都会结合其相关的背景资料、书籍来看,这样更有助于了解书中的论据来源。”李君如说,“我在读《资本论》时结合着作者的自传来看,读《毛泽东选集》时结合着党史来看,这样就会了解到,书中思想来源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一个具体的形成过程。”


上海师范大学当时的政史系由政治和历史两个专业合并而成,学生既要学习政治理论,也要学习历史知识。政治与历史两方面思维的训练,使得学生在研究每个理论问题时,都会习惯性地联系到当时的历史环境。这种思维方式一直伴随着李君如至今。


2000年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李君如主管全校的科研工作,也曾经分管过党史部和党建部等教研部。他常对党建部的同事说,你们要结合党史来讲党建,不了解历史,党建的概念不仅讲不深,还可能讲错。对党史部,李君如则要求他们要结合党建来讲党史,不能只注意历史事件、历史文件、历史人物,如果不注意贯穿其中的理论,就提炼不出核心的东西,很难有创新。


时至今日,李君如对母校的培育仍念念不忘。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我在校的时间不长,但是母校在我人生旅途上打下的印记却是很深的。今天我能成长为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理论基础就是在上海师大的课堂里、图书馆中打下的。”


在上海师范大学期间,李君如已经显露出对政治理论研究的兴趣。毕业前夕,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当时,仍是学生的李君如初生牛犊不怕虎,用笔名李镜如写了一篇批判“天才论”的长文。


文章发表于《解放日报》时,已是1972年8月,此时的李君如已经离开上海师范大学,到一所乡村学校工作。尽管,后来李君如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许多理论文章,但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一篇,把它视为自己走进理论殿堂的起点。


在上海滩崭露头角


离开学校后,李君如先是在上海松江县的一所农村学校任教,不久被调到县委党校当理论教员。这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并阅读了大量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等著作。


在松江县委党校工作时,李君如已经是上海哲学界相当活跃的青年理论工作者。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在这场大讨论中,这个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开始崭露头角。


有一次,在上海市哲学界一个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会上,李君如对阶级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提法提出了质疑。这个大胆的发言,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兴趣和关注,其中就包括李君如后来的恩师周抗。


时任上海哲学学会会长的周抗是从延安抗大走出来的老哲学家,也是当时上海哲学界的权威。周抗对这个发言非常赞赏,当即决定将发言加“编者按”在《社联通讯》上发表。同时,他也记住了这个叫李君如的年轻人。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考试招收研究人员。李君如报考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如愿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理论工作者。


刚进哲学所的李君如,很受周抗的器重。周抗亲自培养这个有潜力的年轻人,让他作为自己的助手,悉心指导。这让李君如受益匪浅。不久他就被委以重任,担任新成立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主任。


李君如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及后续的努力,最终凝聚为他的代表作——《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和《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这套“毛泽东研究三部曲”获得了第11届中国图书奖,成为今天很多读者了解毛泽东的重要书籍。


李君如研究毛泽东哲学不仅重视理论,也关注现实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开始尝试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当时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他在那时出版的著作《观念更新论》中提出,推进改革必须思想观念先行,这个观念不是指单个观念,而是一个观念群。因此,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首先必须先厘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核心概念。


“观念群”概念的提出,在当时的上海理论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为此专门邀请李君如到市委常委中心组讲了一堂课。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到上世纪90年代初,李君如已经成为上海理论界颇有影响的学者。


1991年,中央有关部门部署各地学习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纲要》。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指示,上海学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学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市委常委中心组要带头学习。


不久,上海市委研究室有关同志找到李君如,说“你研究毛泽东思想,又关注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在辅导市委常委中心组学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观念更新理论时反应不错”,希望他为市委常委中心组学习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再讲一堂辅导课。


接到任务后,李君如当即停下手头的研究工作,抓紧时间备课。让他没想到的是,正是这次授课改变了他研究的方向。


课讲得非常成功,领导们很满意,还指示将其中有关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向全市宣传干部宣讲,讲稿压缩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多年后,李君如回忆起那段日子仍记忆犹新,“整天忙得不得了,白天晚上都在作报告”。


文章发表后,也引起了上海原市长汪道涵的注意。当时,汪道涵正在组织力量研究改革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李君如的文章,这位老市长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他能把研究方向转到邓小平理论上来。


汪道涵说,现在,围绕改革开放出现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因为对邓小平的思想研究不够。研究邓小平,要回答“左”、右两个方面对改革开放的质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


经过反复考虑,李君如接受了汪道涵的建议,详细制定了一个邓小平理论研究计划,并陆续就研究心得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其中,就包括《邓小平的“治国论”初探》一文。


这篇文章是李君如在十四大前撰写、十四大闭幕后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很快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


当时,十四大刚刚闭幕,中央有关部门正就如何落实大会提出的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问题征求各方意见,希望他去中宣部理论局,落实这一战略任务。


1993年春,李君如离开上海,来到中共理论研究的中心——北京,开始了新的理论探索。


为官不失学者本色


相比做官,李君如更希望做学问。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尽管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心里一直把自己当成是一名学者。


即便是后来在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甚至中央党校任职时,他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这种想法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1997年8月,十五大召开前夕,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君如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的文章。文章首次提出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文章中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提法,更是让李君如成为舆论的焦点。


很多读者对此大加赞扬,但批评者认为,这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搞私有化。一些领导也开始替他担心。其实,凡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注意到,他在文章中坚持的是怎么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探索的是怎么搞好国有经济,并非有的人强加给他的那些“帽子”。


20年后,李君如回忆起那场交锋,早已不再有当年剑拔弩张之气。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以中宣部主管理论局的官员身份发表理论文章,的确有不合适的地方,“但当时我只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学者,感觉这个理论问题如果不破除的话,国有企业改革寸步难行。”


1998年11月,李君如调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5月又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越来越高,但他始终不失学者本色,不忘学人本分。


“从自己多年的体会来看,当官是次要的,学术研究才是重要的。当官,组织上需要你做好它,那么你就认真负责地做好它。”李君如说,“但本质上,你还是一个普通人,学术研究是你的看家本领。”


不过,李君如也不是一个待在书斋里的学者,他更注重实地调研。深圳的朋友都听他说过一句“名言”:“我们这些搞理论的人很笨,怎么才能变得聪明一点呢?就是每年来一次深圳。”


李君如曾总结说,搞党的理论工作,就是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回应时代的需要,指导国家前进的方向。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他们实践在前,遇到问题在前,解决问题也在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的工作就要总结这些实践,从中提炼出理论”。


与此同时,他又十分注意保持低调。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他的时候,他一再说不要拔高,不要把组织上安排做的工作写成是他的贡献。


李君如曾总结说,从事党的理论工作有三种境界:第一是“到中流击水”,就是深入实践,了解矛盾的漩涡在哪里;第二是“胜似闲庭信步”,就是面对大江大河,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第三是“她在丛中笑”,就是理论成果被党和国家采纳之后,不揽功,不求名。


李君如最信奉的格言是:山水同乐,又仁又智。学思相兼,不罔不殆。


三十多年来,不论身处庙堂,还是远在江湖,他都以“贴着中国社会的现实,展开理论思维的翅膀”的治学作风,参与中国在历史大变革中的种种,在纷繁庞杂的信息中抽丝剥茧,发出时代的清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