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宝玉和哪吒

人物 温天一
他并不向往沉重,但也不能忍受无趣与无聊, 与让人思辨相比,蔡康永更愿意让人快乐,但在那纯粹的、 没心没肺的快乐里,他又会悄悄藏进去一根刺


蔡康永。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董洁旭

蔡康永:宝玉和哪吒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天一

作为综艺访谈节目主持人,蔡康永曾经讲述过自己如何让某些难搞嘉宾张嘴的技巧,大意是,如果对方不回答,就一直盯着他(她)的眼睛看,直到他们受不了而率先崩溃。

但采访蔡康永本人似乎用不上这一招。

他导演的电影《吃吃的爱》即将上映,但他看上去并不像人们熟悉的那种电影导演的姿态,他的语速很慢,用词考究,依旧带着长久以来做电视节目时娓娓道来的余韵。

而在蔡康永看来,优秀的电影导演分为两类,一是库布里克类的,二是伍迪·艾伦类的。前者神圣寂寞,后者聪慧轻快,而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永远拍不出来毕生宏愿《拿破仑传》,而后者却直到70多岁,也依旧几乎每年都有电影上映。如果非要选择,或许,蔡康永愿意成为后者。

“电影是一直转弯、一直转弯的东西”

“其实,我就是想拍一个与死亡有关的喜剧。”

蔡康永这样形容他作为导演所拍摄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吃吃的爱》。

“我一直都觉得,死亡是人生中一个非常基本的部分,没有什么好回避的,我为什么不能‘逼’自己拍一个有人死了、却依然是喜剧的电影呢?”蔡康永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这个故事在他脑海中萦绕了很久,“有的人死了,但在这个世界上另外的地方,还有其余的人活着,这就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而那些死去的人,他们没完成的事情,会不会有别人去接着完成?这个‘别人’会是你的姐妹吗?会是你的小孩吗?还是另外一个世界中的你自己?所以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出来,是关于有人可以靠着另外一个世界中的自己,死而复生的故事。”他这样继续解释道。

在电影提前发布的预告片中,故事分为三段,看起来充满了混杂又奇妙的质感。在古代、现代与外星球的不同时空内,电影女主角小S与她的姐姐林志玲一起,持续上演着各种姐妹们之间恩怨情仇的戏码。

而在第一段关于古代宫廷的场景中,画幅上打上了这样的文字:“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也许对于大部分中国70、80、90后的电影观众来说,熟悉这首诗的出处,并不是李太白的诗集,而是20世纪90年代那部由萧芳芳与李连杰主演的经典武侠喜剧片《新方世玉》。蔡康永,就是那部电影的编剧之一。

作为电影导演,与这个行业内的绝大多数人相比较,蔡康永的起点很高。

他是真正的电影学院派科班出身。1986年,蔡康永在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之后,跑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电影学硕士,而他申请这所学校所需的推荐信作者,是他父亲的好朋友、大导演胡金铨。

对于电影的世界,蔡康永并不陌生,但仿佛,一直以来,他都没有那么真正热爱或者迷恋过黑暗中的光影和故事。

因为他最初所见到的电影世界,都是水银灯照射范围之外的一切,充满了折损、未知以及不确定性。许鞍华永远在片场抽着烟,若有所思的样子;胡金铨始终拍不出来他心心念念的《华工血泪史》;关锦鹏兴高采烈地找他聊着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最后出来的片子,蔡康永发现,和他们最初聊到的其实一点也不一样。

那时候,对于电影,蔡康永有着“洁癖”,他不能接受一个最初有趣的故事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或者限制,成了一个不断打折的作品。“等电影院放的时候,观众还有一个人在嗑瓜子,另外一个在讲手机,电影已经都打过八折了,最后进了电影院还得再去打第九个折。我接受不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转头进了电视圈,因为一切都是快捷又轻便的,很快地制作,很快地播出,很快地收到反馈,收视率决定一切,反而没那么多纠结。多年之后,当他转过头来,再次以他在电视圈做得最久的一档综艺节目《康熙来了》为基础素材拍摄电影《吃吃的爱》的时候,蔡康永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霸气型的电影导演,而是一个很会在片场“求救”的人。

“碰到不会,我就会说,怎么办,有人来救我吗?对灯光师或者摄影师,我会讲我要什么。但也许我得不到,他们就会说,我们没有你要的那个,但是我有这个,一样可以用。然后我终于知道,电影并不是一直打折一直打折直至面目全非,它也可以是一直转弯一直转弯,因为有很多人加入进来,所以它与你最初的设想不一样,但最后也不是一个坏东西。”然后他顿了顿,“人生也是这样啊。”

“何谓‘奇葩’,不过是和大多数人不一样而已”

蔡康永喜欢一个童话故事,那是他儿时就读到的,但与大部分童年、少年时期读过后就在时光中扬弃了的文字相比,这个故事至今仍让他难忘。

一个穿着五彩斑斓衣裳的吹笛人来到一座小镇。彼时,小镇正在闹鼠患,全城人束手无策,而当斑衣吹笛人拿出笛子,吹出轻柔曲调的时候,老鼠们纷纷跑出来,吹笛人走到河边,老鼠们就一批批跳进河里,最后随水冲走了。

小镇的居民自然高兴得要命,但当吹笛人索取酬劳时,居民却称没钱可付,吹笛人只好默默离开。第二天,在一个有风的月夜里,小城中突然响起笛声,每一家的小孩都追随着笛声跑出去,最终消失不见,只有一个瘸腿的孩子,由于走不快,所以被迫留在了家里。

蔡康永不知道自己究竟被什么所吸引,他今天还会想起这个混杂着甜美、阴暗与种种不确定谜团的故事,并且时不时会问自己,“那些被笛声带走的小孩,会不会才是更幸福的呢?”

而假如把蔡康永本人带入这个故事,他是那个散发出古怪魅力的吹笛人,还是被笛声所诱惑越走越远的孩子?

或许都是。

他并不向往沉重,但也不能忍受无趣与无聊,与让人思辨相比,蔡康永更愿意让人快乐,但在那纯粹的、没心没肺的快乐里,他又会悄悄藏进去一根刺,让你在咧嘴微笑的时候,被刺痛,然后流着冷汗猛然一惊。

“一个带刺的糖果就很有趣,而一个平滑的糖果才最无聊。”这是他对自己口味的形容。

“很多人说‘康熙来了’,你们不就是一个嬉笑怒骂的节目吗?是!但我就是喜欢没事就要暗暗刺痛你一下,我可不想让你和你家人或者男朋友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泡面,欢乐地度过一小时。我要让你们看着节目,隔一会儿就吵一架,‘你看电视里人家那样子是对的,你都不是!’”蔡康永说。

在他的电影《吃吃的爱》中,由小S饰演的谐星上官娣娣,一辈子最纠结、最念念不忘的事情,就是希望获得自己的亲姐姐、风情万种的大明星林志玲的认可,但她始终不能像姐姐一样,站在银幕中央闪闪发亮,只能在一个个试镜活动或者综艺节目中疲于奔命,被别人当成炮灰,踩在脚底。

电影中,蔡康永设计了大量与《康熙来了》相互关联的桥段,这些桥段也都由“康熙”的参与嘉宾们客串出演,比如陈汉典、沈玉琳、小甜甜、谢依霖(Hold姐)……他们与“康熙”主持人小S的身份来了一个彻底的大逆转,‘康熙’的综艺咖们成了活动的评判、试镜的主考,或者综艺节目主持人。而上官娣娣,则在跑步机上气喘吁吁地念着剧本,在僵尸片中被人打爆了脸,在大胃王比赛中口里塞进比自己脸还大的食物,在泥浆中与人摸爬滚打进行拳王争霸赛……她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看起来都是似曾相识,仿佛那是全世界最有意义的事情,别人都在发出笑声,而她,看起来似乎也是。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小丑,是他的辛酸,化作喜悦,呈献给你。”蔡康永在电影中插入了一首刘家昌的《小丑》作为烘托,他似乎深入骨髓地熟悉这一行所有的悲苦,但这所有悲苦的来源,无非只是“我要让你们笑。”

微妙的欢乐与略带复杂的酸辛,一直是蔡康永这枚硬币的两面。

而这一切,似乎都源自他的童年。

按照他的描述,小时候的蔡康永,生活在一个类似《红楼梦》的世界中。他的父母都来自老上海的上层阶级,然后他们又将那些生活方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台湾,从上海人变成台北客。在蔡康永儿时的印象中,自己家中的生活精致、复杂,充斥着各种繁文缛节,但却不可避免地挥发出江河日下的苍凉气息。

他还记得母亲的旗袍,矮矮的领子,考究却低调的印花,那是他眼中的风景,很多年过去,依旧余韵荡漾。后来他看王家卫的电影,恍然一惊。他发现王家卫电影里的女人穿旗袍的姿态都是张扬而妩媚的,窄窄的身体如长颈花瓶一般裹在一身妖娆的旗袍中,而那旗袍的立领,亦是垫得高高的,抵着女人们尖尖的下巴。后来王家卫告诉蔡康永,那些旗袍领子里都是垫着塑胶片的,所以会撑得很高,显得非常骄傲。

但蔡康永的记忆不是那样的,他见过美,但已经是落寞了的,就如同母亲那件向命运妥协的旗袍,或者他小时候就登台献唱的京戏《四郎探母》,“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潜水龙困在沙滩……”以至他至今也不喜欢《红楼梦》,“我看《水浒传》和《金瓶梅》,《红楼梦》有什么好看?我又不想看到一个熟悉的世界,书里的那些人不都是我认识的吗?”

他不喜欢贾宝玉,无法忍受一个锦衣玉食的少年,日日“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然后叹息着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或许那种状态是他有可能成为、但一直避免成为的样子。作为一个传说中没落家族中最小的儿子,蔡康永喜欢《封神榜》中的哪吒,赤子,快意,暴烈。“我做很多事情,其实并不知道是不是叛逆,我只是那样去做了而已。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样子叫做叛逆啊。我觉得哪吒也是这样吧,当他去抽东海龙王儿子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是叛逆,抽完之后听别人说,才知道那个概念。”蔡康永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在告别《康熙来了》之后,蔡康永加盟另一档语言类达人秀节目《奇葩说》。在节目中,他见到了大量与众不同的“非主流”人物,然后他突然意识到,“所谓‘奇葩’,原来都是主流社会这么看待我们而已。”即便社会已经越来越能够接受“不同”,但有时候,看到一些选手的奇装异服或者惊天言论,蔡康永注意到,有些观众还是会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样子,“我就知道,这个永远就是这个样子,所谓‘叛逆’或者‘奇葩’的定义,就是根据主流不主流来判断,而主流又什么?不过是人多还是人少的差别而已。”

舞会中最先离场的人

作为电影导演,蔡康永对于自己作品的要求。只有两个字:好看。

“我自己看了那么多得过欧洲影展大奖的电影,我知道那些电影长什么样子,是怎么回事,可是人到了某一个地步,就会希望看好看的东西,而不仅是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我只能逼我自己去构思一个好看、同时又有意义的东西,但如果你一定要逼我说,在‘好看没有意义’和‘不好看却有意义’之间选择,我可能会选择前者。”蔡康永这样说道。

很久以前,蔡康永在自己身上做过一个实验。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带着满满文艺气息的清高少年,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看电视上那些最无聊的综艺节目,然后摆了一面镜子在面前。后来他发现,当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镜子中就已经显现出一张笑得稀里哗啦的脸了。

从此他意识到,原来自己骨子里是热爱这些东西的。

而在《吃吃的爱》片场,小S问蔡康永,“我们是不是在拍得奖的电影哦?”

蔡康永答,“对,我们要拍好看的电影。”

“有趣”与“好看”,成为他毕生的追求,而这追求,与他的出身,他的教育,他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并不构成矛盾。

但有时候,蔡康永认为的“好看”,也会与大众传媒意义上的“收视率”构成反差。

他吃过亏,也受到过这方面的“惩罚”。

“十二年的《康熙来了》中,只要有一天,我们说,今天来做一个我们自己觉得爽,不管观众爽不爽的东西,收视率就会跌得很惨。一定是这样。”蔡康永说。

有一次,他企图做一期“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的专访。那是“康熙”最红火的时期,人们早已经习惯每周一到周五茶余饭后之余,看着荧幕上蔡康永与小S调侃着大大小小的明星嘉宾,然后在爆笑之余,获得某种满足感。

但就在这个时候,蔡康永对“康熙”制作人王伟忠说,“我要把胡德夫的歌介绍给‘康熙’的观众,我不能忍受他的歌被忘记、被忽视。”

胡德夫来了,在节目上弹着琴,唱着他的《匆匆》,“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

蔡康永和小S都被感动了,但最后王伟忠却泼了冷水,“不能播,太闷。”

最后的结果是,这期节目被推到周日非常规时间段播出,收视率惨淡。而王伟忠更是向蔡康永证明了“你可以自己爽,但没有人要看。”

“所以我受过这样的训练,我知道,假如你不把观众放在心里,供为神明,你最后就会受到惩罚。”蔡康永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他也从王伟忠那里学到另外一个道理,“如果你比你的观众聪明三步,节目就会失败、没人看;你只可以比观众聪明一步,那观众就会猜得到你在干吗,但猜不到你怎样做,这样就会调动起他们的好奇心。”

而对于蔡康永来说,电影《吃吃的爱》,更像是他送给“康熙”观众们的一份礼物,一个以电视或者网络视频的模式,陪伴了大部分中国观众十二年的节目,是他率先说了再见。

“《康熙来了》十二年,每一次收视率第一名的时候,电视台要举办庆功宴,我都说,不准办。因为你只要举办庆功宴,第二天都是你走下坡的开始,难道你是要庆祝你开始走下坡了吗?”

因为蔡康永的坚持,“康熙”真的没有办过庆功宴,直到它最终结束的那一天。

很多年以前,蔡康永喜欢读白先勇的小说,有一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讲述一个舞女从上海到台湾,最终隐退江湖的故事。

她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才离开,万种柔情,百般纠结。

但蔡康永喜欢在舞会结束之前离开。

他情愿留下一些碎金的记忆,而不是去面对曲终人散后那满地的碎纸屑与瓜子壳。

“千万不要最后离场,那太可怕了。恋恋不忘是一个人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被忘记则是最可怜的事情。”蔡康永说。

虽然蔡康永把《吃吃的爱》定义为“一个与死亡有关的喜剧”,但他终究在结尾又添了上了温情的一笔,让小S饰演的角色在另外一个世界,经历过千疮百孔的打击之后,依然坚挺地活着。

故事中的人并不知道哪一幕才是真实,而哪一幕则是他们的梦境,就像人生本是梦里游,梦里开心梦里愁。

也许对于蔡康永来说,那些诗歌、小说、电影、戏剧或者综艺,都像是古老童话中的吹笛人,在不断诱惑着你,带来纠结、痛苦,以及转瞬即逝的迷醉。但在明白这些道理之后,他发现,追求生活中那些清灵的、带着些许狡黠幽默的小聪明与小智慧,也许才是更要紧的事情。

他离开了一个舞会,但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回家去了,还是赶去参加另外一场舞会。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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