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可以被重启吗?

生活 杨时旸
生活可以被重启吗?
文|杨时旸

于佩尔阿姨扮演的哲学老师与丈夫、孩子一家人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这部《将来的事》的基调就已经显露无余,有些沉郁、一点凝重,还有挥之不去的蠢蠢欲动的微小讽刺。对于中产阶级、对于人至中年、对于人的理性与感性生活之间微妙的界限,这部电影试图通过某个看起来有些做作的介质——哲学——加以呈现与探讨。

于佩尔扮演的娜塔莉作为一名高中哲学教师,每天面对着一群热情但无脑的青春期孩子,回到家与一个沉闷的丈夫为伴,还有一个疯癫又自私的母亲。她从未想过改变,但突然之间,丈夫向她摊牌,说自己要搬去和情人生活。她不得已把母亲送往了养护院,孩子们长大离家,自己撰写的哲学教材又因为市场不好而不再续约。娜塔莉的生活从中年突然被折断。

这部获得第66届柏林银熊奖的作品充满着带有各种隐喻的对话。哲学在这个故事中效用暧昧,一方面,这种无用的学问是娜塔莉生活的根基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也是她得以认识自我存在的基础和介质。哲学塑造了她,让她得以用理性归纳和解释一切,但生活又改变了她,当面对所有琐碎的时候,当现实发生抖动的时刻,哲学也无法拯救她。丈夫向她摊牌之后,她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情感波动,那个男人叼着烟斗,看着她奋力收拾东西,有一种表演性的气愤。面对这种最“庸俗”的时刻,即便深刻地洞悉了人性,她还是无法让自己真的以理性对待。这抖落出一种绝妙的有些反讽又令人心酸的况味。

母亲、丈夫和工作,三位一体地成为了一个软禁的牢笼,让一个中年女人囿于其间,那些罢课的学生们问她难道要一直工作到67岁才退休吗?她说,我喜欢我的工作,不急着退休。她婚后所有假期都在丈夫父母家度过,精心打造了一个花园,却发现离婚之后,那里的一草一木都与自己再无瓜葛。如果说,她的生活在此之前,一切都是不断构筑的加法,找到某种赖以为生的准绳,而中年为界的某一天,突然之间就要面对不断的溃散和不得已的减法。就如同她所说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同时却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失重感。

娜塔莉的那位得意门生,是一个有趣的角色设定,当年是娜塔莉启蒙了他,让他认识了哲学,从琐碎不堪的生活中解救了他,而现在,某种程度上说,学生成为了她的导师。中年的生活变故,成为了一个女人重启的按钮。荒山野地中公社一样的乌托邦生活,人们在昏黄的灯火下探讨哲学和名望。这场景让她好奇也让人不适。《将来的事》展现了一种双重生活,有关现实和精神世界,有时它们是同构的,有时却彼此分离,又彼此嘲讽。它遍布那些给内行看的门道,比如娜塔莉在饭桌上随意谈及的汉娜·阿伦特的第一任丈夫的书,比如在课堂上让学生们讨论的卢梭,比如对自己的学生说,“真想不到你连齐泽克的书都读?”她丈夫叼着的烟斗,微蹙的眉头和车里永远播放着的古典音乐,成为了她生活的全部精神意象,而一切分崩离析之后,电影呈现出了细微的转变,破车中飘荡着随性的乡村民谣,乌托邦里的大麻,还有年轻人聚在一起的笑脸。

总体而言,《将来的事》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本领,用哲学这种枯燥的东西神来之笔地描绘了安定生活之中突然降临的不知所措,一种自以为是的精神生活之外的坚硬现实,一切都很微妙,有某种难以言说的情绪飘荡在头顶。它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最远离生活的哲学与最琐碎狗血的中年生活互相映射,互相解构,却最终阐释了彼此。它遍布对话和思辨,没有戏剧化的起伏,只有一个个缓坡。很多细节由此都被当做了隐喻,比如那只跟随母亲十年的猫,一旦放归野地,马上恢复了捕猎的本能。娜塔莉呼唤和担心那只猫,就如同呼唤和担心自己。

最终,娜塔莉又一度被纳入一个固定的角色,她做了外祖母。抱着婴儿沉浸于圣诞节的团圆氛围里。这故事像个圆形的闭环,经历了意外降临的一次“自由”之后,回应着某种不可避免的安定结局。不知道这是一种安慰还是一种无奈。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8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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