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中的晦暗之处

生活 苏琦
敢于正视历史幽深之处人性的阴暗 理应成为人类救赎的真正起点

在人们脑海中,二战有着这样一个鲜明的叙事框架:面对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人们放下了意识形态的歧见携起手来,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制服了这个反人类的战争怪兽。在国际层面,这体现为美欧和苏联的联手,在国内则体现为人民阵线。正是在抵抗纳粹的岁月里,欧洲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虽然战后很快就被冷战所取代。


读完《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一书后,人们会发现这种宏大叙事无疑充满了一厢情愿的色彩。欧洲二战史从来不是这样黑白分明,它有很多晦暗不明、不堪细究乃至令人尴尬之处:合作比比皆是,抵抗在很多地方不是常态,仅仅在纳粹德国败相已定时才会出现,而且抵抗的阵营并不统一,甚至相互攻伐杀戮。抵抗人士也可以一边对抗德国侵略者,一边对与己方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不同的抵抗者和被视为通敌合作者的少数族群大开杀戒。


最令人沮丧和心塞的则是,犹太人几乎成为所有族群和阵营的迫害对象。战后关于大屠杀的叙事中,二战被形容为一场人们抵制纳粹恶魔反人类罪行的斗争,是在很大程度上为拯救犹太族群而进行的一场战事。但事实是,二战期间的欧洲比任何时候都笼罩在反犹和屠犹的阴云中。


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集中营和毒气室固然是罪魁祸首,但是没有欧洲一众国家和民众的配合,那么大规模高效的屠杀无从谈起。那些身为德国盟友或傀儡的国家在很多时候并不会积极配合德国遣送犹太人的命令——比如匈牙利政府就为匈牙利籍的犹太人提供了有效保护,但往往乐意把他们占领的邻国领土上的犹太人成车皮地送往集中营,从而实现被占领土的民族净化。而来自所谓邻人的层出不穷的告发,更是揭示了人性的黑暗以及欧洲大陆历史深处的恐犹和反犹病灶。


甚至在战后的一段岁月里,东欧和中欧等地的民众出于占据犹太人土地和财产以及忘却自身二战期间不光彩的虐犹历史等动机,又掀起了新一轮反犹浪潮。只不过在这次浪潮中,原来被视为高人一等的德意志族群也沦为了人下人。


除了历史真相的斑驳陆离之外,阅读这本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人们陷入宿命论和道德相对论的困境。在很多时候,人们采取顺从还是抵抗的姿态其实是无从自我选择的。在希特勒关于欧洲未来的狂想曲中,西欧是作为伙伴存在的,而东欧作为殖民地的功能定位就决定了那里的人们欲做顺民也不得,只有拼死反抗一途。


此外,对德国进行合作还是抵抗,和战前欧洲领土和族群错综复杂的纠葛也不无关联。比如波兰境内在战前被政府刻薄对待的乌克兰和德意志等族群,在二战初期更多还是选择与德国占领者合作,而非献身于波兰流亡政府的抵抗事业。


而且从实际效果看,合作与抵抗之间也并非黑白分明。希特勒的盟友们也并非完全的傀儡,在很多时候给了自己的国民以不可或缺的庇护。打着合作的名义减少损失,可不可以被视为被宽恕的理由,这个问题困惑了欧洲人很久。而有时抵抗的低效率及其所造成的无辜民众被杀戮,也让人怀疑关于抵抗的不乏夸大的道德叙事是否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忘记过去,以提振士气展望未来。这在法国关于抵抗与合作的叙事中尤为明显。


更可悲的是,战后恶行昭彰者固然大多难逃被惩戒的命运,但也有很多时候不仅真凶“在逃”(冷战的来临令昔日的敌人突然有了新的价值),报复的后果也往往更多由无辜的普通百姓来承担。第一波的报复几乎无一例外都指向了与敌人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们,而那些与敌人密切合作者却往往积极投身于报复的浪潮以掩盖自己的罪行。中东欧的某些政府与一些地区的民众更是借清算之名,将境内的少数族裔逐出国境。那些无法选择自己身份的族群,或者迫于形格势禁“站错队”的人们,遂成为一波波迫害与驱逐的牺牲品。


人们永远不应该失去对人性的信心,但敢于正视历史幽深之处人性的阴暗,理应成为人类救赎的真正起点。如此,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作者:[美]伊斯特万·迪克

译者:舒琦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

定价:5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