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的津巴布韦

生活 曹然
春夏之交 每一条街上蓝花楹怒放 紫色花瓣厚厚地铺满地面

哈拉雷郊外的一些传统建筑。图/视觉中国


1982年,多丽丝·莱辛回到阔别25年的家乡津巴布韦。她离开时还是个30岁的年轻女人,带着幼小的孩子,去伦敦追寻文学理想。那时,这片土地还叫南罗得西亚,是英国在风景壮丽、气候适宜的南部非洲最富饶的殖民地。


她走后发生了很多事。1965年,为了对抗宗主国支持民族自决的浪潮,南罗得西亚脱离英国成了独立国家,白人得以继续他们的特权。两百多万黑人农民被赶到高地和干旱地区。5000个大型白人农场占了全国农耕地的一半,最大的号称近百平方公里。大农场主打着高尔夫,享受着欧式草坪和花园。


他们的富足是多丽丝从未经历过的。她父母只是一对失败的小农,一辈子在那一亩三分地上种玉米,没赚到过什么钱。在后来的作品里,她多次描写过穷苦白人农民的茅草砖房和牲畜棚。他们吃简陋的饮食、用油腻的餐具,身上臭气熏天,因为运水太贵了,天气又酷热。在这种境遇里,心怀知识分子情怀的女人抱怨连连,变得刻薄冷漠,男人则日渐衰弱,对于无法满足妻子的愿望和自己的野心无可奈何。


成名作《野草在歌唱》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对夫妇就是莱辛父母的真实写照。莱辛不想重复母亲的悲剧,因此决然地扔下三个孩子中的两个,一走了之。后来,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民族解放的风已经刮遍了非洲大陆,领袖们自丛林中横空出世。有温和派的约书亚·恩科莫,有穆佐雷瓦主教,也有号称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罗伯特·穆加贝。


多丽丝1982年终于能回到津巴布韦,就是因为穆加贝已经取代了白人政府。后者在1956年正式禁止多丽丝入境,理由是她从事反种族隔离和共产主义运动。起初,她对禁令并不是很在乎。她已经定居在文学之都——伦敦,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南罗得西亚的亲友总可以去伦敦探望。但随着时间流逝,她感受到了割裂的痛苦。


“……整夜整夜,我在睡梦中哭泣,醒来后知道,我同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分被无情拆散。”她在纪实作品《非洲的笑声》中写道,“我做同一个梦……我的同胞,指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白人,要把我押送出他们的国家,而我的另一些同胞,那些皮肤黝黑、性情和蔼的人,却看不见我。”


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街上,现在很少能看到白人。上世纪70年代鼎盛时期全国有30万白人,现在只剩下两万多。1982年莱辛回乡,发现很多人都准备离开,包括她的亲弟弟。他对黑人政府充满反感,计划到当时白人仍在掌权的南非去。但是,还有些人要在津巴布韦终老。在哈拉雷的几个大型购物中心,倒是经常能看见白人老人独自驾驶着庞大的越野车来购物,他们的子女早已飞向世界各地。在从约翰内斯堡到哈拉雷的航班上,有一位来处理退休事务的英国老太太。她在津巴布韦工作了一辈子,要回英国养老了,仍然有点犹豫——不少熟人选择留下。一位中国商人说,英国房东来催他交房租,说是着急给养老院交费。


津巴布韦还剩下不到500个白人农场。有的依靠技术、有的依靠和政府要人的关系幸存下来。其余的土地都在2000年后穆加贝的激进土改运动中分给了黑人。“当年殖民者没有任何补偿就拿走了我们的土地,今天我们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走他们的土地也不给任何补偿。”这似乎是迟来的正义,然而,很多最肥沃的农场落入了穆加贝的朋友手中。


新晋黑人农场主缺乏运营规模化农业的经验,接连亏损欠下无数债务。他们被迫回头雇佣白人管理者,但这些人已七零八落,人才缺口巨大。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种族状况下,津巴布韦该怎样发展包容性经济。对外资的限制也接踵而至,房地产、服务业等行当禁止外国人经营,矿业、制造业之类也把外资限制在50%以内。经济一落千丈,津巴布韦曾引以为豪的农产品出口一度濒临毁灭。


但这里还是那么美丽。在多丽丝看来,“或许是全世界最美的”。



哈拉雷市内商务中心的一处街区,蓝花楹怒放。图/视觉中国



丛林和山丘上繁花盛开,气候温暖但并不酷热。哈拉雷这座城市在非洲独树一帜,如一座井井有条的花园。春夏之交,每一条街上蓝花楹怒放,紫色花瓣厚厚地铺满地面。可以在宁静的街上欣赏别人家的花园,可以在公园里一睹各种奇异的非洲植物。每个角落都可以入画,比例和色彩仿佛都经过精心设计,胜过康斯塔伯画笔下的英国乡村。那草木由浅绿到深绿错落有致,即使在略显荒芜的园子里也自有其风骨。三角梅花丛中必然有玫红、深红、肉粉几种色彩,在城中点燃一片火焰。


但要在这里做一个舒适的外国人,享受一千多美金一年的高尔夫球场,是否难免有“殖民色彩”呢?毕竟细想下来,维持这种舒适的是经济衰败造成的低房价和租金,是本地廉价的佣人、园丁和司机。


谈论这个问题从来都不容易,就像谈论日渐消失的原始丛林。当地人用不起其他燃料,砍树烧饭,和多丽丝同时返回津巴布韦的白人们纷纷感叹:我深爱的树林在哪儿?多丽丝从不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人们得吃饭啊!”在弟弟的农场,她和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员聊起了新国家,后者承认黑人政府还需要很长时间学习管理国家。她回答说:即使时间再长点也没人会怪你们。英国殖民者制造这个国家到现在才一个世纪,津巴布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短短数年。为什么西方人总是嫌弃非洲国家的落后,却不去思考自己走向现代化经过了多么漫长的过程呢?


后来,她跟着妇女工作小组走遍津巴布韦,鼓励女性捍卫自己的权益,为她们编写现代生活常识读本、社会事务读本。她们经历过战争,有些还曾经是游击队员,经历过最残酷的生活。多丽丝觉得,没有理由不相信她们会带给津巴布韦一个新时代。


但是,这些“黑皮肤同胞”的眼神和言行,仍然时不时让她明白,他们“看不到她”。他们警惕地看着她,问:“你是想回来常住吗?好白人战争时都跑光了。”而她,尽管游历过那么多地方,还是承认非洲塑造了自己最初的文学内核。她对这里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的记忆都是鲜活的,尽管并不都是愉快的。龌龊也好,美丽也罢,这里永远是她的故乡。但有些家乡人并不这么想。在他们眼里,她的善意值得感谢,但她只是一个“深深关切津巴布韦的英国人”罢了。她没有在黑人小耕农的茅草屋里出生长大,她和他们的世界没有交集。


有一次,我偶然走进了旧工业区的一个餐吧。它坐落在一个工艺品店旁边,藏身于一片树林中。夕阳西下,光线昏暗,红色、粉色的墙壁和绿色门框被两盏灯点亮,像怀旧电影。铁艺桌上铺着花布,屋里有磨得锃亮的木质吧台、金色装饰壁板、带污渍的沙发卡座和白地砖。屋里空无一人。


音乐声从屋后草坪上的露天酒吧传来,听起来是70年代的摇滚乐。三五个白发苍苍的白人顾客坐在高脚凳上,等着同样年迈的白人酒保给他们倒酒。一个五六十岁的黑人侍者给我们送来了菜单。可选的食物不多,排在最前面的仍然是炸鱼薯条。他告诉我们,这里都是老主顾,附近居民。


这片工业区荒凉至极,少有生产的迹象。生锈、扭曲的设备随处堆放。道路已开裂,尘土飞扬,厂房纷纷大门紧闭,据说开工率不足20%。除了此处,沿路再没有看到其他餐馆和咖啡厅,连人烟都稀少。


我们的黑人司机吃着炸薯条,讲起了战时他母亲带着孩子们四处逃难、躲避白人军队的事。他的两个兄弟死于战火。过去,黑人是不允许进这样的餐厅的,现在没问题了,但要有钱。因为“某些人的错误”,国家都快破产了,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好在,那些人都白发苍苍了,而他还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