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心理后遗症

生活 曹红蓓
一些当初看起来积极的社会变革 对一个家庭的伤害 也许在十几二十年后才得以显现

图/中国新闻图片网


从心理学的视角,任何改变都是创伤,无论主动还是被动。


几年之前,我在大学心理咨询室里见到一批长大后的留守儿童。那是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一些当初看起来积极的社会变革,对一个家庭的伤害,在十几二十年后才得以显现。最近,在一批30岁左右的社会个案身上,我同样看到了社会剧变给家庭和孩子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横扫一切社会阶层的,粗暴而并不简单。


比如,你可能万万想不到造成恐婚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计划生育政策。


最近连着接待了几个长大成人的非法二胎。他们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他们出生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风声正紧。父母,尤其是有公职的,只好来一招瞒天过海,把他们送到天高皇帝远的乡下亲戚家养着,父母自己则化装成亲戚去探望他们。他们一般会在3岁或6岁被接回来,不仅完美错过婴幼儿期的亲子养育,更有甚者,回来以后也不许公然管自己的父母叫爸爸妈妈,当着人面儿得叫叔叔婶婶什么的。


他们是被藏起来的孩子,仿佛不曾存在过。对于他们,完成与自己家庭的身份认同是件天然困难的事。因为进入家庭晚,看起来他们就像是这个家里的养子,家人真正地接纳他们也是有些困难的。对于自己的来历,从垃圾堆捡来的这种玩笑,在一个时期里他们可能会深信不疑。他们另外的一个共同困难,是手足竞争的激化。因为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往往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由父母亲自抚养,生活条件更优渥,跟父母的情感连接也更深厚。常年忍着嫉妒和不公的感觉跟老大争夺资源和宠爱,会让好不容易找到家门的隐形老二一路过来非常辛苦。


我也见到了寻求心理帮助的老大,可以想象这是怎么回事吗?老二接回来后,妈妈非常内疚,为了要弥补老二缺失的母爱,拼命把资源倾斜给老二,这让老大震惊和心碎,感觉被妈妈背叛。相形之下,小品《超生游击队》里的孩子们似乎有着不幸中的万幸,反正他们的父母也没有公职,能够带着他们住水泥管子,家本身颠沛,但他们是存在的,父母也是存在的。


1978年还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979年则是“文革”后第一届的研究生入学,他们是如假包换的天之骄子。然而与骄子之子的孩子在咨询室里的不期而遇,还是非常的令人唏嘘。


一位的父亲是1978年入学的大学生,一位的父亲是1979年入学的研究生。然而在他们17岁那一年,父亲都癌症去世了。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人记得蒋筑英、罗健夫这些曾被大肆宣扬的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他们应该算是当年一个精英群体的代表:对时间有着变态的紧迫感,对家国和历史有着变态的责任感。他们拼命工作,发誓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结果还是反被时间夺走,留下孤儿寡母。


父亲们的事迹往往是一个单位里的传奇,及至孩子中年,报出父亲的名号,还是会让知情人敬仰和动容。但对于儿女来说,这有何用?一个英名犹在的父亲,和一个能够陪伴他们成长的平常父亲,不由他们选择。父亲在最强大的时刻离去,留下了一座难以超越的山峰,他们的俄狄浦斯任务变得异常艰巨,难免比同龄男生有更大的焦虑。对于英年早逝的父亲,他们往往怀有极具破坏力又不为自己所察觉的潜意识愤怒。


90年代初发生了“春天里的故事”,当年敢于下海去闯荡的男人,在原来的单位也大多是能人。他们的孩子现在30左右了,也像父亲一样能干像母亲一样能忍,小时候就在深港一带见过花花世界,格局在同龄人里也算开阔,但是在亲密关系中却显示出不一而足的虚弱。父亲缺席是一方面,留下来的母亲虽然尽力照顾着孩子,但也有好多的情绪需要这些敏感早熟的小孩来照顾。在这些小孩子眼里看到的亲密关系,是一件要么好辛苦,要么好容易毁坏的事情。


有的时候,转型期的社会因素可能恰恰是这个案例建构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