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来自土耳其的好小说

生活 康慨
激进的现代化洪流催生了顺者昌、逆者亡的普遍恐惧


一部来自土耳其的好小说

文/康慨

这本书的出版本应成为一个事件,但现在几乎悄无声息。在2016年最被忽视的外国文学作品清单上,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它不该落入这个榜单,它配得上更好的去处。它是好小说,它已经奠定了自己在土耳其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小说《时间调校研究所》的作者名叫艾哈迈德·哈姆迪·坦珀纳尔(又译阿赫梅特·哈姆迪·唐帕纳尔),1962年就去世了,但是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眼中,他是整个20世纪最重要的土耳其小说家,他的另一部作品《安宁》则是关于伊斯坦布尔生活的最佳小说。

《安宁》是一个爱情故事,已经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夏勇敏从土耳其语翻译过来,2009年在中国出版了。但《时间调校研究所》非常不同,它是一部充满讽刺意味的喜剧小说,也是一部深刻的政治小说,更是一部离题不断、枝蔓丛生、寓意丰富的现代小说。它就像伏尔泰、斯威夫特、斯特恩、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奥威尔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时来到了土耳其,然后一骨脑地融化到那里的人民、风土和历史背景当中去了。

小说的叙事者是海伊里·伊尔达尔,他决心为死于车祸的“恩人和了不起的朋友”哈利特·阿亚尔哲写一部传记,由此回忆起他们共同创办时间调校研究所的经过。故事大体如此。读者很容易在几章之后便失去耐心,因为直到小说过半,研究所都还没有创立呢。但小说的价值不在于这条荒诞的情节主线,而在于伊尔达尔叙述中无尽的细节和形形色色的人物。

研究所是一个半官方的机构,目的是将土耳其的所有钟表校准到西方时间,这隐晦地指向了国父凯末尔强力推行的一系列现代化措施,其中就包括弃用回历、改行公历的历法改革。与时俱进的背后,隐藏着落后就要挨打的焦虑和尽快超英赶美的雄心。研究所搞出了一套号称财政史上最伟大发明的罚款系统,根据它的规定,虽然表走快了和走慢了都要受罚,但宁左勿右,为了“适当地惩罚所谓的落后行为”,对钟表走得慢的人要多罚两个库鲁什。

时间的统一也意味着思想的统一。统一的时间则意味着对自由时间的剥夺。研究所的导师和所长阿亚尔哲正是《社会一元论和钟表》一书的作者。激进的现代化洪流催生了顺者昌、逆者亡的普遍恐惧,人民唯恐落后,因而渴望着与唯一的、正确的时间保持一致,甚至对罚款也格外欢迎。受罚表示改造过了,受罚是光荣的,只有不断地受罚,才能保持进步,成为集体合格的一员。

研究所是个人浮于事、严重超编的官僚机构,其员工大部分是凭借裙带关系入职的无能之辈。仅用十年时间,伊尔达尔便“设法为我的孩子们、我的所有亲眷和整个朋友圈子谋得工作,帮助他们过上富裕日子”。为了获得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和征收罚款的合法性,阿亚尔哲还伪造历史,操纵媒体,大肆鼓吹一部假先哲的传记《赛耶·阿梅特·扎玛尼的生活与事业》,尽管这位名叫守时者艾哈迈德的传主完全是伊尔达尔杜撰出来的。

伊尔达尔是个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如果有人下令:笑!那我就笑;有人说:哭!或者是:说!那我就哭或者说。人家觉得我有意思,我也就确实做出有意思的模样,可是如果没有人盯着我看,我就索性停止存在。”他不能太较真,不能太专业,不能太讲原则,也不能太有道德感和正义感。为了让自己成为所里可信的一员,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表现得不可信。当他偶尔故态复萌时,阿亚尔哲便加以提点,他过于理想主义了,要现实一些,什么真相啊,时间啊,统统不要相信,他唯一需要相信也必须相信的就是研究所本身。

《时间调校研究所》讽刺了凯末尔主义者对现代化的迷恋,并以一种我们不常见的、不同于帕慕克的方式,揭示了这个国家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两难境地。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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