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这群“非主流”艺术青年在十三陵偷偷写生

生活 郭凌鹤
“在完全与西方艺术现状隔绝的情况下, 艺术家之间自然形成如佛家传灯 或薪火相传式的关系, 其中资讯和导师人物至关重要。” ——当代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

赵文量为“末代国舅”所作的画像。图/ 受访者提供


熙化美术学校:传灯者


多年以后,画家赵文量、杨雨澍再次见到了两位老师。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雨后初晴,阳光大好。他们走出北海公园后门,在灰墙的拐角,看到两个瘦削高挑的老太太,穿着浅灰色旗袍,外罩中式对襟罩衫,脚穿平底浅口鞋,虽已年近七十,但脊背挺直,缓缓并肩而行,手中各提了一个小画箱。杨雨澍仿佛电击一般,脱口呼出:“大先生、小先生!”

 

两位老人回头,有些惊愕。很久没人这样称呼她们了。

 

“小先生”熊先菱先认出了他们。“大先生”熊先蓬已现老态,但风范依旧,笑容一如既往的宽厚。劫后重逢,老师和学生紧紧握手,不肯松开。

 

“真的想不到,两位先生已经70多岁了,还坚持户外写生。”回想起当时,赵文量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两位先生。

 

作别之后,走出几十米,他们忽然听到先生们在背后喊:“孩子们,回来,回来!”

 

小先生从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掏出一大把花花绿绿的糖果,塞在他们手中,笑盈盈地说:“拿着吃吧!”

 

已经40多岁、两鬓斑白的他们,在老师眼中仍是孩子。

 

沙井胡同3号院

 

1958年夏天,后来成为“无名画会”和“玉渊潭画派”开山者的赵文量,还只是一个待业青年。那年他21岁。

 

颠簸的公交车上,售票员毕恭毕敬地给每位乘客端上滚烫的茶水,让人拿也不是,放也不是。之后,售票员例行拿起竹板,摆好姿势,开始说天津快书《歌颂大跃进》。

 

抱着画箱的赵文量把目光转向窗外。满街都是小高炉,黑里透红,浓烟滚滚。墙壁上粗暴地涂抹着硕大的谷物和棉花、肥壮如象的家畜,满目都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天上没玉皇,我就是玉皇”之类的巨型美术字。一辆大卡车绝尘而去,车斗里黑压压都是“除四害”打死的麻雀。

 

车渐渐驶近南锣鼓巷,世界仿佛安静下来。

 

赵文量穿过南锣鼓巷,径直走进沙井胡同3号院。

 

住在沙井胡同2号院的杨婶,正领着胖嘟嘟的女儿,透过虚掩的门,好奇地窥探着这个名为“熙化美术学校”的神秘院子。高高的台阶,红漆木门,黄铜门环,透着气派。

 

她后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在他们这些街坊眼里,熊家是大户人家,熊家小姐是知识分子,“一看就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白白的,高高的,文文静静的,夏天穿着月白色的长衫,出门都坐人力车”。

 

每天,都有各色各样的人,走进这座院子。

 

赵文量从小喜欢绘画,曾报考沈阳鲁迅美院附中,落榜。1954年他跟随在石油部当俄语翻译的父亲来到北京,进了一个美术补习班,只去了4次就不去了,理由是不喜欢素描,只喜欢色彩。1956年,他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在面试现场不知轻重地宣称:“我看现在的绘画千篇一律!”被拒之门外。

 

无意中,他看到一个邻居画的大幅油画,鲜明生动,“仿佛能闻到果香味儿”。一问才知,她是在熙化美术学校学的画。

 

赵文量第一次来,就喜欢上了这里,“非常干净,非常安静,在那个人人癫狂的时代里是一方净土”。更重要的是,教师熊先蓬、熊先菱姐妹并没有强制他从素描学起,而是允许他学自己最爱的油画。

 

油画班价格不菲,每学期(半年)要39块人民币,但赵文量毫不迟疑地报了名。

 

1959年,15岁的杨雨澍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因出身问题而落榜,也来到熙化。

 

无名画派的另一重要成员张达安则是于1956年进入熙化的,他也是中央美院附中的落榜者。

 

这些被主流拒绝的艺术青年,在熙化找到了他们的秘密花园,并在此后漫长的一生中并肩而行。

 

“太太的客厅”

 

熙化美术学校其实不是学校,只是一个民间美术补习班。

 

学校的前身是北京女子西洋画学校,1926年,由留日归来的唐守一(婚后改名为熊唐守一)创立,原校址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4号。

 

唐守一和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私交甚笃(一说是郭德洁的结拜姐妹),两人都热心公益事业和妇女解放运动。唐守一的丈夫熊绍堃也曾留学日本,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归国后在大学任教。

 

“当初的女子西洋画学校,类似于林徽因、梁思成的‘太太的客厅’,是社会名流出入、清谈的地方,有下午茶、点心和咖啡,不定期还会有舞会。”收藏家贾俊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曾从潘家园淘到熊绍堃分别写于1958年和1969年的两份《自我检讨》,从此对熊氏夫妇的经历发生了兴趣。

 

1953年,学校奉教育局的命令,更名为熙化美术补习学校,并搬迁至唐守一夫妇的宅院——沙井胡同3号院。

 

1954年,唐守一病逝,熊绍堃接任校长,女儿熊先蓬、熊先菱姐妹担任教师。学生中不乏社会名流,如梅兰芳的儿子梅绍武、电影《盘丝洞》的演员汪洋,甚至还有外国学生。

 

但对熙化的历史,赵文量们一无所知。他们进入熙化时,熊绍堃的长子已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熊家人越加低调了。

 

当时,熙化美术补习学校是熊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姐姐熊先蓬教油画,妹妹熊先菱教素描和水彩。分为白班和晚班,白班主要面对想专事绘画的青年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全职主妇(其中有一些是军人家属),晚班则面向业余爱好者。白班又分大班和小班。大班面向有一定功底的学员,小班则注重基本功的训练。

 

赵文量上的是大班,杨雨澍是小班,而张达安当时还在上中学,因此上的是晚班。

 

张达安很看不起那些来学画的太太们,觉得她们就是吃饱了撑的,找点乐子打发时间。“可如今想想,我觉得她们非常可敬。在那样的年代里,大家好像都疯了。可她们竟然愿意静下心来接受艺术的熏陶,这太不容易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愤世嫉俗的他,如今性情平和了许多,总是笑眯眯地听着赵文量和杨雨澍说话,偶尔才插上几句。

 

“有时候,人可能要经过一辈子才能明白,自己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杨雨澍感叹。他脸庞的轮廓倔强,眼神却柔和。“艺术是自由的表达,每个人在艺术面前都是平等的。”

 

“雨打梨花深闭门”

 

谈起对熙化的印象,杨雨澍引用了宋词《忆王孙》里的一句:“雨打梨花深闭门。”

 

几位老画家凭着记忆,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本上,用简单的碳素笔勾勒出了沙井胡同3号院的轮廓。

 

那是一座典型的二进院式四合院,精雕细琢的垂花门,将院子分为北房和南院,东厢房的后面有个小小的花圃。水磨青砖铺地,一尘不染。红漆的木门和窗框,厢房外有长长的走廊,悠然静谧。

 

春天,院子里会落上细碎的槐花,很快被打扫干净。夏天,没有风扇,但屋子凉爽。冬天,煤球炉早早生起来了,进入教室的一瞬,戴眼镜的同学镜片会蒙上浓浓的白雾。短暂的言笑之后,学员们竖起画板,教室迅速安静下来,只听到画笔和画纸摩擦的悉悉索索。

 

在各自的教室里,熊先蓬和熊先菱走来走去,端详着学生的画作,偶尔停住,低声指点一二。有时,她们把静物摆好,就悄悄退出教室,到快下课时才进来。

 

熊家姐妹梳齐耳短烫发,不化妆,穿灰色或蓝色的列宁服或中式上衣,偶尔穿旗袍。赵文量记得,“大先生”鸭蛋脸,颧骨很高。她话不多,温文尔雅,是典型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对人有点距离感。“后来看了电视剧《围城》,觉得大先生有点像里面的苏文纨,矜持、自尊心特强,还有点狡黠。但是她可不像苏文纨那么势利。”

 

妹妹熊先菱细长脸,单眼皮,比姐姐精明,活泼外向,但和姐姐一样,怎么也凶不起来。淘气的学生喜欢跟她开玩笑。

 

有时候,熊绍堃也会出现在院子里。在张达安的印象里,老校长是一个瘦高、爱穿长衫、说话文绉绉的老头儿,又有点可爱的唠叨。

 

熊先菱管熙化的行政和财务,煞费苦心。为了节省经费,她请住在这条胡同里的溥仪的大舅子来做模特。

 

“末代国舅”家道破败,衣着褴褛,静静地坐在灯光下,一脸的和气、谦恭、善良,带着几分噤若寒蝉。报酬是3毛钱一课时,每晚两课时,要连续坐上一星期,“国舅”毫无怨言,只是偶尔打盹,被学生们取笑。

 

在熙化美术学校里,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完完全全地沉浸在绘画之中,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的狂风暴雨,似乎从未发生过。每个人都自觉地保持着画室的整洁,没有乱扔的废颜料管、铅笔头,连铅笔屑都用碎纸拢得干干净净,收到垃圾桶里。

 

蓝蓝灰灰紫紫

 

1956年进校的张达安曾看到一整套世界美术全集,是唐守一从日本带回来的,包括梵高、塞尚等著名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当时美术界的主流是学习“苏联画派”,注重写实,追求逼真,画面厚重,色调阴暗,几乎与西方现代艺术完全隔绝。突然看到这样精美的印象派作品,张达安极受震动。


1957年后进校的赵文量和杨雨澍就没这种眼福了。为了避免招人耳目,熊家就把这套书藏了起来,生怕被当成“右派”的证据。

 

赵文量至今记得悬挂在熊家的一幅画。简单的芍药花儿,有一种过度明媚、有些乖张却又特别令人赏心悦目的粉度,那略显妖艳的花瓣的舒张程度,则显示出独特的生命力。“就好像在一个人人都穿着灰蓝列宁装的年代里,忽然看到一件鲜活漂亮的衣服,知道美原来是这样的。”

 

他们最念念不忘的,是“大先生”的色彩观:蓝蓝灰灰紫紫。

 

谈起这6个字,杨雨澍滔滔不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受印象派的影响,注重色彩和外光,和苏联画派完全相悖。蓝和紫都是原色,是刺目的,但加入灰就有了过渡,蓝灰就不显得突兀了。“有些人画画,画粉脸就是粉脸,蓝裙子就是蓝裙子,非常生硬呆板。”

 

1957年的一天,赵文量去看俄罗斯画展,在展览大厅看见有人临画,也忍不住推了一把椅子当画架,搬了个小马扎坐下来临摹。一个穿制服的女工作人员不屑地说:“这是给社会名流和艺术院校师生临的!” 赵文量没搭理她。

 

熊先蓬和熊先菱专程赶来,支持自己的学生。她们一反平日的朴素,穿着翻毛皮大衣,戴着手笼,穿了高跟鞋,画了淡妆。看了赵文量临的哈尔拉莫夫的《意大利的小女孩》,熊先菱说了一句:“赵文量,你以后要画大的!”

 

张达安来到熙化时,恰恰是最“不开窍”的阶段。他用木炭笔在薄得像数学作业纸一样的“片叶纸”上苦恼地涂抹,充当橡皮的馒头块已经沾得乌黑,但画面上的罗马将军阿古利巴依旧板滞无神。熊先菱从不加苛责,往往是走过来,寥寥几笔修改,干脆利索,画面就瞬间生动起来。

 

有一次,熊先蓬摆上了一组静物:扁瓷器、绿苹果。张达安心血来潮,用铅笔画了素描,又上了颜色。熊先蓬经过瞥了一眼,忽然拍掌大赞:“好,好,真好!”

 

也就是那一次,张达安有一种“天灵盖忽然打开”的感觉。1960年,他又去考中央美院,不出所料仍然没被录取。但看到美院附中的学生还在用铅笔横竖丈量人像比例,他就知道,“他们跟我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无名画展

 

1960年,熙化美术补习学校被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接管,并入“北京青年美术补习学校”。1962年,熊先菱来到这里担任教务,熊先蓬则不再任职。

 

1962年左右,杨雨澍跟着赵文量进入了这所学校。“家里真待不住了,一个社会青年没被分配工作,成天画些不革命、非主流的题材,是很容易受街道办事处‘关照’的。”

 

但是,他们在这里再也找不到在熙化美校时的纯粹的快乐和归属感,“每天对着冰冷的石膏像,不知所以”。他们敬爱的“小先生”,也只有在借画架时才能匆匆见上一面。

 

不过,在这里,他们认识了无名画会早期的另一重要成员——精于讽刺漫画的石振宇。那段时间,他们经常外出写生,而且常选偏远的地方,以避人耳目。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红卫兵。那一天,赵文量、杨雨澍和石振宇却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忘我地写生。杨雨澍说:“我们三个饱受惊吓的人回到大自然的怀抱,那短暂的自由所激起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六七十年代,赵文量在北京地下画坛已小有名气。陆续有不少年轻人来找他学画,郑子燕、张伟、马可鲁……都成为无名画会的早期成员。他们秘密转战一个又一个的写生基地,玉渊潭、北海、什刹海、紫竹院……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们形成了“画小画”的习惯,因为小画箱不易被发现。

 

这一时期,他们被称为“玉渊潭画派”。

 

1979年7月,赵文量、杨雨澍、张达安和石振宇等23位艺术家的联展在北海公园举行,成为文革后最早报春的在野画展之一,早于星星美展。从那时起,他们正式注册为“无名画会”。

 

著名策展人高名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星星画会“艺术干预政治”的旗帜不同,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路上,大概属无名画会走得最远。

 

如今,75岁的赵文量和68岁的杨雨澍,住在赵文量的女儿为他们租的一套三居室中,每日作画,生活清贫,坚持着“不卖画”的原则。

 

2004年,赵文量、杨雨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联展,并出版了自己的画册。

 

他们第一时刻想到的就是把画册送给当年的两位先生,但办完画展不久,赵文量就因为颈椎病而卧病在床,因此,始终没能成行。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近日重访了沙井胡同。熙化美校所在的3号院,如今已变成大杂院,门牌号也变成了9号。杨婶依然住在那里,只是门牌号从2号变成了13号。杨婶凭着模糊的记忆,向记者讲述了熊家姐妹在这里的最后日子:姐妹俩一生未婚。文革中,院子被充公,住进了多家房客,她们被迫迁到北屋。大量珍贵画册被抄走,被打成右派的大哥饱受批斗。晚年,熊先菱精神失常,经常在胡同里走来走去地唠叨和叫骂。熊先蓬病死家中后,熊先菱只是告诉邻居:姐姐在睡觉。几天之后,觉得不对劲的邻居和片儿警们才破门而入。熊先菱被天津的侄子接走,听说后来被送进了养老院。

 

走出沙井胡同,记者回头望去。彼时已是黄昏,院子里有微弱的灯光——就如同,当年熙化美术学校每晚亮起的灯火,从来就没有熄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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