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盲人,和一头名叫“战争”的大象

生活 云也退
这些个体记录犹如盲人摸象 但合起来却构建着历史


历史总会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喜剧。对这句名言最浅的理解是,不吸取教训,就会重蹈覆辙。照这么看,欧洲人两次陷于毁灭性的战争,可算得是愚蠢了。可是,你如果去倾听和细察,就会发现,人们或许有他自己的理由,去想象和接受一场战争的到来。


“有事发生了。”丈夫手写的卡片、后备军人挥舞的帽子、偶然落到跟前的传单、异常亢奋的乐曲声……1914年,《美丽与哀愁》书中的各色人等都从身边觉察到了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不只是欧洲,在远东战船上服役的德国士兵都觉得炮火不同寻常,须臾之间连大海都不复往日的样子。


他们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本次大战规模之空前、“绞肉机”马力之强劲,远非之前的两国或三国交兵可以相比。正因为这种认知上的滞后,许多入伍者沉浸在并非源于“洗脑”的真实喜悦之中。1914年,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还在帝制的控制之下,人们对国家、民族,对何谓“有价值的人生”的看法,有着与现代人不一样的回答。


德国公海舰队的水兵理查德·施通普夫是一位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热爱德皇,战争爆发时摩拳擦掌,期望借此机会跟“背信弃义”的英国人好好算一账。但他并不乏主见和品位,并不欣赏对战争格调低下的煽动,听到街上的童谣“每颗子弹打中一个俄国佬,每把刺刀刺中一个法国佬,每一脚踢走一个英国佬”,也会觉得丢德国人的脸。


《美丽与哀愁》是一本需要耐心阅读的好书。书中的二三十个人物大多是在各个战场参战的士兵,也有军医和平民。作者利用他们留下的第一手记述,追踪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行踪,描绘其亲睹的场景,勾勒其心态的变化。有的名字出现得多些,有的出现得少些,有的只是出现了一两次。当一个名字再次、再三出现时,你会觉得你同他或她之间有了一场约定,你们曾相约“一定要活着”。


宏观历史的主角是国家,参战者、死伤者被抽象成一个个数字;而在微观历史中,战争被人们所切身感受和记录着。这些记录没有想象中的读者,不受他人影响,也不试图影响他人:没人给他们点赞,替他们转发。他们写日记,写书信,宣泄焦虑,安抚亲朋,近乎一种自救。这些个体记录犹如盲人摸象,但合起来却构建着历史。


作者皮特·恩格伦是瑞典学院院士,他善于把不同的人在同一天的行踪和内心活动并置,让这些记述互补。随着战争的进展,有人阵亡,有人伤残,很多人经历了从兴奋到怀疑、再到恐惧和悲伤,最后是厌倦和绝望的过程。丹麦士兵克里斯滕·安德烈森在德军中服役,他秉性善良,总是心怀不忍,常常设法帮助伤员和难民,期望着和平尽早降临,是冷酷世界里的温暖存在。在一次成功的攻城战后,他写道:“战争是多么残忍无情!最崇高的价值都被践踏在脚下——基督教、道德、温暖的家。”


军人也并非唯一的主角,局外人同样是战争的一部分。在法国公务员米歇尔·科尔代眼里,战争不过是对正常运转的社会的一种骚扰,炸弹和空袭警报像苍蝇一样烦人。科尔代已人到中年,对“大事”无感,而在意小确幸,经常随手记下咖啡客打牌时的闲聊,以及广场上市民们若无其事地购物的场景。


微观史的好处就在于无限的容量。一个无名过客的匆匆数语,其历史价值并不逊于职业写作者的记录。当然,作家们的文字总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是职业的观察者和思考者。


1914年8月2日,弗朗茨·卡夫卡在日记本里写下的两句话已载入了文学史:“德国对俄国宣战了。午后,我还去伏尔塔瓦河畔游泳浴场。”——在《美丽与哀愁》中再次读到时,这两句平平的话有了新的启示:这样的大变局,对普通人而言,或许并不一定具有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倾注其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