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这样失去了邻居的

生活 许崧
更富裕了,毫无疑问;但更幸福了吗? 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吧

小时候我搬过很多次家,在杭州城不算很大的城区里打转。回忆往事时只要想想住在何处,便也知道了自己当时的年纪。四岁到八岁间我住在吴山脚下的十三弯巷,一栋五层的筒子楼里,一条长长的过道串起了每户人家。


那段日子很快乐。院子里小孩很多,永远不缺玩伴;夏天总是很长,长得像过不完。每年有小孩从外地来杭州过暑假,总是跟大家玩得很好。似乎那个时候的孩子天生就知道怎么能玩得好。我是跟着长我几岁的哥哥姐姐们逛遍了吴山和周围的小巷子的,知道每一条上山的路。那时的高银巷里有家牛奶厂,我喜欢去厂门口,站着闻牛奶的香味,听一听牛奶瓶叮叮当当的碰撞声。


我的1976年也是在那里度过的。那一年很热闹,不断有事发生——周恩来去世,朱德去世,唐山地震,毛泽东去世,打倒四人帮,令人目不暇接。当中我还抽空上小学去了。小学校是一座寺庙改的,叫十三弯巷小学,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那段时间前后左右的很多事,我仍有记忆。很多同龄小朋友在换牙,好多颗牙齿是拴在门把上给拽下来的;唐山地震后谣言满天,全杭州人心惶惶,我背着水壶,着装整齐地睡了一阵子;防空演习时警报大作灯火管制,黑灯瞎火的房间里,我很紧张大人们说话太大声飞机会不会听到;闯祸和家暴都是等闲事,尤其夏天,天黑后听到小伙伴哭天抢地的号叫是常态;电视机刚刚出现,只有少数家庭有,重要节目都是围上一大群人一起看……总之,那会儿家里没什么好待的,永远外面好玩。


那段大院生活的日子,人与人挨得很近,家家户户几乎都是一样的生活水平。好多人家的家具都是跟单位借的,上面漆着编号。


我家楼上有位沙伯伯,山东的南下干部,1955年授衔的校官,家里有四个儿子。虽然是官儿,但儿子多,日子一样过得辛苦。我在他们家吃过好多好多饭,以至我怀疑我的北方口味是从他们家得来的。那时候父母吃饭时间找不到我是常有的事,邻居家的父母也一样。我们这群孩子好像在每家都吃过饭。作为一个没心没肺的小孩,那样快乐的日子好像永远过不完。


那样的日子终究还是翻篇了。并且是以势不可挡的方式翻过去的。90年代开始,人类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搬家活动席卷中国,天文数字的家庭欢欣鼓舞地从大杂院搬进了新楼房。全国人民如此万众一心地要从普遍的匮乏和贫困中解脱自己,表现出来的热情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次大搬迁改变的不只是我们的居住条件和物质水平,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


穷了那么多年,对于“更好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全社会的理解空前统一:有钱就是好生活。这是个非常简单粗暴的解读,但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很多人执迷于这个简单的念头,再没有思考过“好生活”也许还有其它可能。


超级搬家运动,瓦解了原本的邻里,新的邻里关系又没建立起来,造成了一些社会和个人的问题。我们得偿所愿地住上了更大、更宽敞的房子,拥有应有尽有的商品、越来越时髦的汽车,在全世界度假,在全世界暴买,却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翻翻你的微信通讯录,除去你不得不加的亲戚和家人,除去跟你有现实的或者潜在利益往来的人,除去不明所以加上但基本上没互动的人,还剩多少?剩下的这些人,基本上算是比较单纯的朋友关系了,紧密的,或者松散的。这些朋友里面,又有多少是你邻居?很多人可能一个都没有。


什么事一旦变得普通,就难以回忆起没有它之前生活是什么样子。这让我们误以为生活天经地义本该如此,再想不起大院和胡同里的曾经,再想不起竹榻上乘凉吃瓜听故事的当年。 得到的一切当然令我们很高兴,但我们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呢?更富裕了,毫无疑问;但更幸福了吗?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吧。


作者:许崧,作家,著有《不去吃会死》《美国走着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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