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占祥:在文化部“走钢丝”的日子

往事 宋春丹
王蒙建议他别写小说写回忆录:“你这么多年,一会儿脸青了,一会儿脸黄了, 过些日子脸又灰了,你的自传应该写写这个。”


80年代,高占祥在书房为自己的《微风集》题写书名。图|受访者提供


高占祥:在文化部“走钢丝”的日子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早上9点半,高占祥准时出现在约定的甘肃省政府驻京办事处门前。

82岁的他身材挺拔,着卡其色风衣、同色系的鸭舌帽和围巾,利落考究。摘下帽子,一头梳向脑后的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

前不久他刚动过手术,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但为了《中国新闻周刊》这次采访,他准备到当天凌晨4点。几十年来,熬夜成了他的生活习惯。采访结束时已是下午4点,他却丝毫不显疲态,思维一直清晰缜密。

高占祥正在筹备出版一套一百余卷的《文艺集》。童工出身的他,先后历任541厂党委副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即分管文教的副书记,当时有省委第一书记)等职,而10年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生涯,个中滋味最为复杂。

80年代,解禁营业性歌舞厅等举措使他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饱受争议。一个接一个的漩涡,让他感觉每天都在“走钢丝”。

A派和B派

1985年冬季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委文教书记的高占祥突然接到通知,进京开会。

抵京后他才得知,是参加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文化部领导班子问题。

这年9月,为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召开了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一大批老同志退了下来。文化部部长朱穆之也在其中。

书记处会议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推荐高占祥担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大家表示赞成。讨论商定,由在9月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刚递补为中央委员的王蒙担任部长,文化部日常工作由高占祥主持,大方面由王蒙出面。

高占祥在会上没有发言。他觉得,一般人事讨论本人都要回避,这次却要他参加,应该是一种信任,也一定是经过研究的。

此前,高占祥对此已有所耳闻。一位中央领导曾就调他进文化部听取过他的意见,当时他明确表态,如果去了也绝不做一把手。除了认为自己文化根底和文化工作的实践经验有限,他觉得文化部一把手身处火山口,火山喷发时受影响最大。

回河北后,高占祥向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汇报了这次进京开会的情况,并表示,自己不想去文化部。“文化部是非多,人也换得勤,都说文化部是敲锣打鼓请进去,拳打脚踢撵出来;进来时红光满面,出来时脸色苍白。那个地方不好待。”高扬也不想放高占祥走,打算替他去和中央说一说,但还没来得及开口,中央的调令就下来了。

1986年2月26日,高占祥来到位于北京东城区沙滩2号的文化部办公楼报到,开始了“早起有人催,走路有人追,要钱没人理,看戏没法推”的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生活。

香港报纸立刻发表了题为《高占祥入了风险部》的报道,将中国文化部、苏联农业部、美国国防部称为“三大风险部”。

高占祥上任时,国家文物局团委书记罗杨已调来文化部6天了。他将作为高占祥的秘书,开始为期半年的试用。

刚见到高占祥,罗杨觉得他没有一点部长架子。文化部当时办公条件差,高占祥只有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简陋办公室。分配给他的房子暂时下不来,他就睡在办公室一张连垫子都没有的木板床上。加班是常态,他每天凌晨两三点睡,早8点已经坐在了办公桌前,从不迟到。罗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给高占祥当秘书期间,夜里11点前没回过家,12点前没睡过觉。

高占祥一到基层就跟在办公室时判若两人,整个人变得轻松有活力,什么人都可以跟他拉手拍肩膀。他牙不好,北京有专门为部长配的牙医,但他在保定看戏时就顺路蹚着泥水在农村小诊所里补了牙。罗杨有些担心,但高占祥自己毫不在意。

他每次出差,必去当地的新华书店。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去新华书店看最新书刊是接触新信息较为便捷的渠道之一。

罗杨曾陪高占祥去王蒙家里动员他上任。王蒙一直不愿意接受文化部长的任命,他后来坦承,“极端害怕内斗”。习仲勋亲自出马找王蒙谈话,最后王蒙以“只干三年”为约,同意就任。1986年4月,他开始以党组书记身份主持文化部工作,6月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5月,文化部新班子集体接受了记者采访。“令人瞩目的文化部,已由王蒙、高占祥、刘德有、宋木文、英若诚担任部长和副部长职务,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关注:他们怎样开展工作?他们怎样实施中国的文化政策?”《了望》周刊发表的《文化部的新部长们》一文中写道。

王蒙在答记者问时提出,贯彻双百方针,是决定文化兴亡的关键。

高占祥被问到“站在了文化部的舞台上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我想现在这么乱,百家争鸣,争不到一块儿,百花齐放,各执一端。”

这是高占祥的真实想法。他深切感到,改革派和正统派之间分歧巨大,争斗激烈,甚至到了开会时见到对方扭头就走、出席公开活动时不能同时上台的地步。他给这两派取名字叫:A派和B派。他半开玩笑半自嘲地说,应该让两派轮流高兴,轮流住院。

“一个人有多大的本事呢,一是让自己快乐,二是让别人快乐,如果光让别人快乐自个儿不快乐那太亏了,如果自己快乐不让别人快乐就有点缺德。”他说。

先斩后奏

1986年7月,文化部新班子第一次召开全国厅(局)长会议。

会上,王蒙提出,要坚决而又慎重地推动文艺体制改革。他说:“我们的文艺政策是一个整体,力戒各执一词与各取所需。我曾劝告一些外国记者,不要用看待香港股票市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文艺形势。”

高占祥作了主体报告,提出文化部职能将有所转变,从搞文化转向管文化。这是他在未经文化部领导讨论的情况下提出的。

此言一出,一片哗然。有人说他在团中央搞“五讲四美”搞得有声有色,怎么一调到文化部就变了。已是古稀之年的文化部原代部长周巍峙也表示了不满,认为这样讲等于否定了文化部过去搞的活动。高占祥马上找老领导解释,表明自己没有否定的意思,活动今后还是要搞,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政策、管文化上。

1986年8月,文化部通过下属的《中国文化报》宣布,将举办两年一届的“中国艺术节”,第一届将于1987年6月在北京举行,由文化部与北京市政府共同举办。但这项决定,此前并未请示中央。

几天后,中央书记处通知开会,王蒙让高占祥去参加。

会上,胡耀邦表示,搞艺术节的时机还不成熟。高占祥说,文化部研究了多次,时机已经成熟,而且登报了。

每次发言,他都要站起来。胡耀邦说:“占祥,这是中央书记处会议,你都站起来三次了,别再站起来了。”

胡耀邦让他再登一次报,等时机成熟时再搞。高占祥没敢再站起来。

后来,高占祥找到在团中央时期曾同住一室的“老熟人”、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帮忙沟通。1987年9月,首届中国艺术节终于如期在北京体育馆举办。但那时,胡耀邦已不在台上,高占祥自己也被彻底排除在艺术节外。艺术节组委会成员不包括他,开幕式闭幕式没通知他参加,演了什么节目他也不知道。

“鼓浪屿事件”

事情起始于鼓浪屿会议。

1986年11月,文化部在厦门鼓浪屿召开了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季羡林、冯其庸、罗国杰、郑一奇等100多名专家学者到会。

当时,文化产品的属性问题已经争论了三年。文化部的文件、报告中不能出现“文化市场”字眼,否则很可能会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畴,甚至被认为这关系到姓“资”还是姓“社”。

临走前,高占祥的夫人劝他在会上少说话。他在“文革”中曾被打成“黑帮”“反革命复辟集团头子”,1978年才获平反,这让夫人总担心他在“文化雷区”越了雷池。

11月26日,会议继续在鼓浪屿菽庄花园召开,双方为文化产品的属性争得面红耳赤。广州东方宾馆出现第一个音乐茶座后,这类娱乐场所很快发展起来。有人说,这是好趋势、好兆头;有人说,音乐茶座和舞厅的发展使“三陪小姐”越来越多,过去的“红色娘子军”变成了“黄色娘子军”,败坏了社会风气,应该通通关闭。

鉴于会议是学者研讨会,高占祥本没打算发言,却被质疑不说话是有顾虑、怕丢官。他大受刺激,就即席发言,提出党的指导思想已从过去的斗争哲学转化为建设哲学,要树立文化新观念。

在七嘴八舌的追问下,他把心一横,索性放开了谈。他秉持一个原则:具体问题上、中央没有讲的,他可以创造发挥;中央已经讲了的,就不要在会上唱反调。

他提出了文化开放、文化市场、文化竞争和文化经营四个新观念。他说,要由文化“战场”转向文化“市场”,做到“抬头向前看”和“低头向钱看”,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起来。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关系,是鱼和水、苗和林的关系,只有鱼得水、鸟入林才能活起来。“只要不是借刀杀人就该充分利用,没有力量时一定要借用别人的力量。”

讲话后,会场上议论纷纷。冯其庸当场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一首七言诗《听占祥讲文化发展战略》:“一夜秋风浪拍天,日光岩下聚群贤,文化发展战略好,放眼云城路万千。”

高占祥很激动,即兴唱和了一首:“鼓浪屿上碧浪扬,海风拂衣倍觉凉。脚越雷池心发抖,遥看云际落霞光。”

会议期间,他接受了《深圳青年报》采访。谈到特区文化发展,他说,“排污不排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1982年2月在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提出“要自觉地排污,不要盲目地排外”)这句话没错,但这句话的立足点是“排”不是“引”,显得有些消极和被动,不能把这句话作为文化的对外方针。要结合特区实际,实行“全面开放、大胆引进、筛选择优、融合创新”,最后落实在建设有深圳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上。

鼓浪屿会议后,新华社一位资深记者写了一份内参,引起中央关注。一时间,发酵成了“鼓浪屿事件”。

中央派人到厦门调走了会议记录、高占祥讲话录音和媒体访问报道等材料。中央电视台不点名地批评高占祥“一切向钱看”。他的讲话被从各报刊上撤了下来,一个记者悄悄告诉他:“不少人都在说高占祥这回完了。”

他被指责为“一个人跑到特区去搞文化特区”。作家阎纲从1986年10月起担任文化部主管的《中国文化报》第一副总编,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高占祥曾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特区文化要‘特’起来”的观点,并就特区文化建设同李瑞环交换了意见,但是没有在报纸上公开讨论下去。

连任仲夷都发表文章提到:“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到这来批评我的排污不排外的观点。”高占祥看着任仲夷的署名文章,感到了压力。

王蒙在接受采访时也表态说,不应该提特区文化。

“我俩就是这样,写报告统一,讲话和写文章各人讲各人的,也不讨论,也不争论。”高占祥说。

一天,王蒙找到高占祥,说上面要求召开党组生活会,让高占祥作检讨。他说:“占祥,文化市场这么敏感的问题,你干吗去讲?这些让专家们去说就好了,你是政府官员。”又说:“你放心,我主持会,会很温和的。”高占祥说:“现在不是温和不温和的问题,现在是是非不明,功过不分。如果五年以后,实践证明我的观点是错的,我会自动检讨。”生活会后来还是没开。

罗杨听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的秘书说,中宣部正在全面搜集高占祥的讲话和文章,高占祥得知后,叫罗杨把文化部存的一套讲话和文章统统复印了一份送去中宣部,“省得他们受累”。


2017年,高占祥(右)和王蒙在文化部新春团拜会上。图|受访者提供 

与王蒙搭档


1987年1月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消息。高占祥看到后,惊得头“嗡”的一下。

第二天早上就要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与会人员均已报到。按原计划,高占祥要在开幕讲话里动员大家贯彻胡耀邦讲话精神。文化部新班子成立后,胡耀邦要求文化部既要带好专业文化工作者的百万大军,又要带好业余文化工作者的千军万马,要把这两支军队结合起来,形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

高占祥马上找王蒙商量解决办法。“王蒙就说,占祥啊,今晚我就不去了,明天你就主持一下吧。我说你不去我怎么说呀,他就说,你有办法啊。”

第二天,高占祥出席了开幕式,他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按照中央精神‘五不变’来开展文化工作。”

1月20日,王蒙出席了会议,他表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不会变。

高占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文化部,他跟王蒙的分工是,王蒙负责向中央打报告和对外发声,内部事务由他处理。但很多难事大事,王蒙也会让他出面。在他看来,这既是因为王蒙的性格方圆结合,善于灵活处理一些问题,也是出于对他的放心和信任。“我还是有一点应变能力的,这应变能力就是上下左右都得顾及到。”高占祥说。

高占祥担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10年,经历了三任文化部长——王蒙、贺敬之和刘忠德,三位部长各有各的思维方式和工作风格,但高占祥都能跟他们成为朋友。“贺敬之当时是反自由化的,但他对我说,占祥你的‘自由化’跟其他人不一样,你是解放思想过了头,而不是对社会不满。”高占祥说。

对高占祥提出的“专业文化与群众文化并存”的方针,王蒙批评他考虑得太肤浅。高占祥反驳说:“我从小在农村,知道专业文化对于80%的农村人是杯水车薪,所以我考虑得并不肤浅,你可能对下面的情况不太了解。”

两人从不争吵,交谈不少,但不深谈。王蒙后来告诉高占祥,多年来对他的印象主要是三个字:干、钻、忍。

现在,高占祥和王蒙时常来往,生病会互相探望,结婚、出书这样的私事也会互相交流。

2003年高占祥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命运》,请王蒙提意见。王蒙建议他别写小说,写回忆录:“你这么多年,一会儿脸青了,一会儿脸黄了,过些日子脸又灰了,你的自传应该写写这个。”

争议营业性舞会和“以文补文”

1987年,营业性舞会成为了一个争议焦点。

“文革”时期,交谊舞被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加以批判,受到禁止。改革开放后,很多单位礼堂或文化馆开始组织交谊舞会,其中一些开始卖票,票价2角左右。要求开放营业性舞会的呼声越来越大。

1987年2月,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等于承认了营业性舞会的合法性。这被认为是中国娱乐市场兴起的开端。

文件发出后,反对声一片。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找到高占祥,要他收回文件。高占祥态度坚决,拒绝收回。他说,朝令夕改,以后工作还怎么开展?

高占祥担心这位副部长会去找王蒙,提前跟王蒙打了招呼:“如果找你,你就装不知道发文这事。我先顶一下,你现在先别吭声,等我顶不住了你再吭声。”

高占祥后来才知道,此事的起因,是七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对举办营业性舞会的几点意见》,国务院领导批示:值得重视。

后来,常有公安人员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带着手枪和警棍出现在舞厅。高占祥去公安部交涉,说:“维持社会治安去社会上维持,舞场属于文化市场,这块地方归我管,你们来跳舞也得归我管。你们来跳舞欢迎,但是不要带警棍手枪。”

“以文补文”则是另一个争议焦点。上世纪80年代,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拨款十分有限,一些地方的文化站、剧团甚至发不出工资。

“那会儿文化部没钱,弄一点儿事,都得奔走呼号,这里讨那里要,求爷爷告奶奶。所以我说我要为文化献身,用不着整个身躯都献,献一个脸就行,就是厚着脸皮,硬着头皮,磨破嘴皮。”高占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他到财政部门找一位处长或者副处长也要预约,心里不平衡,但只能忍,告诉自己“为了孙子,当孙子也值得”。

广东省台山县冲篓镇文化站率先搞起了“以文养文”,广州市东方宾馆出现了音乐茶座,这种文化经营模式很快由广东传播开来。高占祥积极奔走,到处宣讲,口头禅是: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

他担心国家不再拨款,将“以文养文”改称为“以文补文”,后来在此基础上拓宽到“以商补文”“以牧补文”等等,形成“多业助文”。

1987年8月,他率先倡议,召开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先进单位经验交流会。期间,文化部其他部领导对“以文补文”一句未提。

交流会开完后,高占祥写了一份报告,拿给王蒙看。王蒙说,看了报告睡不着觉。高占祥没有多说,心想“你睡不着我睡得着”。

“一听多少万上千万,都是我们自己用心血、智慧、文化换来的,我高兴、自豪!穷得叮当乱响我才失眠呢,因为我管钱。”高占祥说,“我那会儿也有点小个性。既然我是常务,主持日常工作,有些事儿我就得做主,常务常务,就是常常盯着服务,有些我服务我就得拍板。”

1987年,全国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营业总额达到6亿元左右,纯收入1.4亿元,相当于国家拨款的13.6%。

但反对之声始终不绝于耳。“那会儿,一会儿这里告状,一会儿那里告状,老把我往自由化那推。”1988年起,高占祥不再分管党组和人事工作。

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9月,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举办,高占祥全程参与了筹备。此时,王蒙已离任文化部部长。

此时,高占祥回想起自己两年前的处境,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来,他在一首歌中写道:人生如梦,人生如歌,难以捉摸。

“我的一生就是在漩涡中”

1993年6月20日晚8点,世界国标舞大赛在首都体育馆开幕,1.8万座的场馆座无虚席,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主持人倪萍宣布,由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国际标准舞协会会长高占祥跳开场舞。

这是国标舞大赛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筹备期间,英国皇家舞蹈协会突然提出,邀请高占祥跳开场舞。高占祥为此准备了整整一年,他请了一位国标舞老师,早晚在家中练,周末在中央歌舞团排练场练。

音乐响起,高占祥穿着从英国买的舞鞋、从香港买的燕尾服,与中国国际舞协会副会长朱良津在舞池中翩翩起舞,跳了一段华尔兹。其间,掌声和口哨声不绝于耳,场内气氛达到了顶点。世界国标舞十项全能冠军、英国选手马克斯·休顿突然站起来高喊:“中国的文化部长是舞蹈部长!”

高占祥一跳成名。对此,文坛内外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他成为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荣誉会员,是该协会仅有的两位华人会员之一。此后的几次全国国标舞大赛,都由他和舞伴跳开场舞。

1996年,高占祥离任文化部副部长,担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这期间,他发起了为老艺术家出书和拍摄专题片的“晚霞工程”、扶助2000个有艺术天赋的贫困儿童的“朝霞工程”和记录中青年艺术家风采的“彩霞工程”。

2000年李文中调到文联,给高占祥当秘书。4月13日,他在医院第一次见到“每体检必住院”的高占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后他几乎每天跟高占祥工作至后半夜。有段时间,为了赶在十七大前出版《文化力》一书,他跟着高占祥住在宾馆里,不分昼夜地连续工作了一个星期。

2005年,在泰山举行的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上,高占祥与季羡林同获由国际桂冠诗人联盟董事会授予的“世界桂冠诗人”称号,这是中国大陆人士第一次获此荣誉。2007年,高占祥从中华文化促进会退休;两年后,成立了有近10位工作人员的个人工作室,专注创作,已出版个人着作近百本。

2013年3月20日晚,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举办的国标舞公开赛暨北京轮椅舞蹈公开赛在北京地坛体育馆开幕。77岁的高占祥在住院期间受邀跳开场舞。他与舞伴伸手相握的一瞬,场上掌声雷动。

现在,高占祥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他的回忆录上,他计划将它取名为《漩涡》。

“宇宙是大漩涡,人生是小漩涡。我的一生就是在漩涡里挣扎,拼搏。”他说。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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