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三劫戴厚英

往事 文/叶永烈  
她异常坦率,异常倔强,异常的命运多舛


戴厚英。图|叶永烈


戴厚英的人生有三劫。她的惨死,是她58岁人生之中的最后一劫。

1996年8月25日,她和侄女戴惠在上海寓所中双双遇害。8月28日,我应香港《明报月刊》编辑部急约,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次日见报。分两次刊登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被认为是关于戴厚英生平的最翔实的报道。

其实,我跟戴厚英虽说都生活在上海作家圈中,原本并无交往,彼此知道而已。我曾采写过三教九流,却几乎不采写同行──我特别忌讳写上海同行,特别忌讳写年纪相差不大的同行,特别忌讳写异性同行。

戴厚英恰恰处于这“三忌讳”之中:她是我的上海同行,她只比我大两岁,而且是女作家。

促使我打破常规去采写戴厚英的,是突然降临到她头顶的那场暴风急雨。

 

“孤雁”

那是在1985年,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在全国遭到密集性的批判。处于争议漩涡之中的她,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人们只知道她和作品挨批了,却并不知道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我先是读完了《人啊,人!》。说实在的,我非常喜欢这部长篇小说。接着,在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又一口气读完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知道,她写的诗人的原型便是闻捷,而小说中的“向南”便是她自己。

我知道戴厚英当时处境困难。她自称“孤雁”“独行侠”,几乎不与上海作家来往,也几乎拒绝了一切采访。我想先写报告文学《闻捷之死》,以这个话题切入,再进一步写她本人。

她所在的复旦大学在上海东北角,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到她那里去必须斜穿整座城,光是乘坐公共汽车来回就要近4小时,但是我还是未事先写信与她预约──因为我预料这样敏感的采访话题她会回避。

1985年6月4日上午,我出门了,7点多离家,到达她那里已9点多了。

她住在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刚进大门,一辆邮车驶过,往传达室的地上扔下一包邮件。我看了一眼,最上面的是《芒种》编辑部寄来的杂志,上面用毛笔写着“戴厚英”。

她住在一幢六层宿舍楼的四楼。环境很安静,我担心她不在家。敲门之后,她来开门,双手水淋淋的,正在洗衣服呢。

房子不大,约20多平方米,一长间,小小的卧室、灶间,唯一宽敞的是书房,占了一半面积。几个玻璃书橱里放满了书。

戴厚英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桀骜锋利的外表。她外表文弱,脸色有些苍白,戴着银丝框眼镜,五十岁模样,一头直梳短发,脸上皱纹已很深,皮肤黝黑,一件灰白相间样式很普通的上衣。她非常健谈,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根接一根地抽香烟。

一听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她,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说明来意之后,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你会得罪人的。下午我有课。我上课,一向需要平静的心情。现在谈闻捷之死,会使我激动难以自制。我们另约时间谈吧。不过,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跟你谈,你心中有底,然后你再考虑写不写。”

她异常坦率,又异常倔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这么自我评价。

1938年3月5日,戴厚英出生在安徽淮北阜阳地区颍上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小镇。父亲是店员出身的合作商店经理,小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被打成“右派”。她的在国营百货商店担任经理的叔叔受到波及,商店丢失了1000元现款,他被当作嫌疑人受到看管,愤而自杀。“我们家里的人,大约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要面子,自尊心非常强。”

1956年,她考入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后调到上海大学中文系任教师。

1961年结婚,丈夫是中学同学,青梅竹马。1964年10月她生下女儿,取名叫醒醒。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又由于意见不合,1969年她与丈夫离婚。

她是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才加入上海作家协会。而通常,作家总是先成为地方作家协会会员,然后才成为全国会员。这样的“倒过来”的入会程序背后,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次采访,她大致上谈了这些概况,没有涉及“敏感”问题。

她希望读一点我的报告文学作品。正巧,我的包里有一本1985年第五期《文汇月刊》,登着我的报告文学《思乡曲──马思聪传》,便送给她。

 

爱人之死

在我拜访当天,戴厚英就给我写了一封信,热情地称赞了我的《马思聪传》。她说,了解闻捷的人实在太少了,如果我一定要写,她将尽力给我帮助。但她又说:“我不愿意谈那一段伤口的往事,更不愿它在我活着的时候公诸于众。一个女作家,又是单身的作家,这种心情您是可以理解的。我别无他求,只求安宁。我不希望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更不希望让人家议论我的个人生活。”

6月8日,戴厚英一整天都没课,我应约去了她家。

那天,我6点出发,8点到达她家,与她长谈了6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3点,我们才一起到五角场,“吃点心当中饭”。

采访时,电话铃声响了,来电话的是闻捷女儿赵咏梅,可见两人仍非常亲密。戴厚英在电话中告知了我正在采访的消息,并征求她的意见,她答:“由你决定吧。”戴厚英说:“他是一位严肃的作家。相信他不会当作一件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来写,而是揭露那个时代的黑暗。”

她跟我谈起了最为“敏感”的话题——她与诗人闻捷之恋以及闻捷之死。

闻捷比她年长15岁。两人认识,是在1968年。

那时候,闻捷在《海港》剧组遭到批判,被撵出这个“样板戏”剧组,与另外两个老干部一起逃到北京,躲了40天。他被造反派从北京揪了回来。

这年3月,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京剧院成立了一个临时联合审查组,审查他在北京40天的活动。戴厚英也是这个审查组的成员。审查进行了一个多月,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不久,闻捷被隔离了,关押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用来关押运动中的审查对象)。没多久,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闻捷的妻子杜芳梅自杀了!

上海作家协会派戴厚英去了解杜芳梅自杀的情况。对于她的死,戴厚英深为同情。上海作家协会也认为应该写个报告,说明她并没有什么问题,她的自杀只是因为她一时想不开。上海作家协会要戴厚英起草这个报告,又派她和另一个人去把杜芳梅的死讯委婉地告诉闻捷。闻捷听后悲痛至极。

闻捷对妻子的深沉的爱,感动了戴厚英。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审查过程中,她读了闻捷的作品,竟然爱上了他。

戴厚英对我说:“他的诗没有特别的雕琢,非常自然,就像一泓溪水,在那里漫无目的地流淌,但是,当你回过头来看看它所流过的地方,才知道它的力量──原来绿的更绿了,红的更红了,一切都更加显示出它美丽的色彩。”

两人在苦难中相爱了。他们的恋爱受到工、军宣队的干涉,有人往上报告,说戴厚英作为审查组成员与审查对象闻捷相恋是“政治上的堕落”,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张春桥看到报告,作了批示,要求对闻捷严加批判。闻捷在家中自杀身亡,年仅48岁。

戴厚英一病不起。她住在上海作家协会食堂楼上一个小房间里,窗户正对着会议大厅。“声讨会”上的发言、喊口号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女友在她床前守了7天7夜。她睡不着,不停地抽烟,一天一夜能抽两包烟。 “我不断地讲,不断地抽烟,不断地想,不断地哭……”

这是她的人生第一劫。

她痛定思痛,1979年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她说,她和闻捷的恋爱不是什么诗人的“风流韵事”。如果她的生活中没有出现闻捷,她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人啊,人!》被批判

1980年5月,戴厚英写出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人啊,人!》。

这是一部右派题材的长篇小说。她父亲是“右派分子”,她属于“右二代”,对此有着切肤之痛。

在我看来,《人啊,人!》比《诗人之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哲理,有文采,不拘泥于小说的传统手法。

“百家争鸣”的旗号下,从1981年秋开始,上海《文汇报》对《人啊,人!》展开了讨论。讨论迅速升级为发难,又升级为批判,再升级为密集性的“大批判”。 这成为了戴厚英人生的第二劫。

报刊此呼彼应,声势越来越大,先后两次,掀起了批判《人啊,人!》的高潮。有人说,《人啊,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血泪控诉”,有人说小说宣传人道主义是“别有用心”,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是“欺骗年幼无知的青年读者”。

戴厚英回忆,1983年11月,她从广州回来,形势很紧张。她任教的复旦大学奉命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批判”小组,一个是“帮助”小组,名曰对她“一批二帮”。批判小组专门负责批判其作品,帮助小组负责帮助她“提高思想认识”。

系里组织人道主义讨论,上面派人来听。有人发言说,什么叫人道主义,我也闹不清,我看人道主义没有什么坏处,人总应该讲人道嘛!大家大笑,上面派来的人也和大家一起笑。有人在“大批判”高潮中扬言:“像戴厚英这样的人,应该逮捕!”系里一位领导针锋相对反驳道:“如果戴厚英够得上逮捕,那就应该逮捕;如果戴厚英够得上判刑,那就判刑。但是,如果她根本够不上,那她就是一个公民,她就有权利写作!”

声势浩大的批判使《人啊,人!》这本书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日本、联邦德国都出了译本。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有关接待文件上专门写了一条:“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戴厚英说,上海一位作家曾讲,报纸上批戴厚英,反而把她批出名了,今后关起门来批!

我写出了关于戴厚英的报告文学《雾中的花》,请她审阅。她约我到上海陕西南路她的二弟媳茅维琳家中见面。她对于《雾中的花》非常满意,后来收在香港版《人啊,人!》的附录中,作为作者介绍。

在茅维琳家中,一位小女孩捧着一块西瓜吃得津津有味,我用照相机拍了一张照片送给了戴厚英。这小女孩,便是戴厚英的侄女、后来与她一起遇害的戴惠。

 

死于非命

1996年9月3日上午10:45,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哀乐低回,花圈如雪,挽联林立。四五百人聚集在这里,为著名女作家戴厚英教授送行。作为文友,我胸前佩着小黄花,出席了她的追悼会。

戴厚英的遗像在白花簇拥之中。她一头短发,一副眼镜,一派书生气度。最醒目处是老作家萧乾的挽联:

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为民诉疾苦

大彻大悟大喜大悲悲我挽厚英

萧乾是戴厚英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也是她最尊敬的文坛前辈。

戴厚英的爱女戴醒从美国赶回。她戴一副眼镜,瘦瘦的个子,酷似母亲,只是比母亲高。她一身黑色连衣裙,悲痛欲绝。

经过对戴厚英有过交往的2000多人的调查和分析,9月15日上午11时,上海市公安局侦查人员穿便服来到安徽界首昌盛宾馆。

界首位于安徽省西北部与河南省的交界处。侦查人员看了菜谱,借口不合口味,进入厨房。一个前额秃发、身体壮实的男子正在炒菜。说时迟,那时快,他们一把抓住此人,给他戴上手铐。

此人叫陶锋,正是杀害戴厚英的凶手。

侦查人员带着陶锋赶回上海的时候,正值戴醒要回美国。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赶往机场,把凶犯就擒的消息告诉了即将远行的戴醒。

10月10日,我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列席了对陶锋的审判。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坐在离他只有两公尺的地方,仔细地观察他的每一反应,作了很详尽的笔记。法庭的审理,使我对戴厚英的遇害过程有了第一手的深入了解。

唯一出庭的证人是戴厚英的弟弟戴厚泉。当时戴厚泉和女儿戴惠一起住在戴厚英家。案发时,适值戴厚泉外出。他回来时,第一个目击了触目惊心的现场。

此后,我采访了戴厚泉,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此案的来龙去脉。

凶手陶锋的祖父是戴厚英的中学老师。陶锋拿着祖父写的便条来到戴厚英家,请她帮忙在上海找个宾馆打工。戴厚英热情接待了他。

1996年8月25日下午3时半左右,陶锋第三次来到戴厚英家。当时戴厚英去附近超市买东西去了,只有戴惠在家。陶锋遂起了谋财之心。

戴厚英曾多次为家乡捐款。陶锋听说此事,以为她很有钱。据他后来交待,他当时想,从戴厚英家抢个一两万元人民币是不成问题的。

陶锋趁戴惠不备,将她击倒掐晕。戴厚英突然回来后,陶锋又将她击倒掐晕。戴厚英被击倒后,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你这样做,你会后悔的!”

随后,陶锋用菜刀各砍二十多刀,杀害了戴厚英和戴惠。他翻箱倒柜,窃走了两张存折,一张为人民币两千元,一张为美金五百元。

根据庭审和采访,我写出了《非命》一书,作为对亡友戴厚英的永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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