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叶选基

往事


在特殊历史时期和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中,他“自觉与不自觉卷进去”,

因而有了非同寻常的所知、所闻和所为


我所认识的叶选基

文/叶永烈


2015年11月27日,忽闻叶选基先生去世的消息。


叶选基生于1940年,父亲叶道英是叶剑英胞弟。他多年在叶剑英身边生活,两人情同父子。


在上海,在北京,我曾多次与叶选基相聚。得知他病重离世,不胜唏嘘。谨以此文纪念叶选基先生。


因共同关注党史而结缘

第一次见到叶选基,是在二十多年前。


他清癯而眼神明亮,板刷头,戴一副近视眼镜(上了年纪后就不见他戴眼镜了)。他很健谈,讲话声音颇响亮,喜欢用手势助讲话。他是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讲话时带点广东口音,但普通话还是不错的。


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北京,在香港工作,先后担任中信香港集团总经理、正天科技集团控股公司董事长,去世时的职务是香港国叶集团主席。


他喜欢看书,尤其关注中共党史类图书,在香港读了不少我的书。来上海的时候,他托人约我见面,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年轻一辈、下属通常尊称他为“基公”,亲属称他“七叔”——他在叶家家族之中行七,同辈而又跟他熟悉的朋友喊他“选基”。我平时称他“选基”,有时跟着人叫“基公”。


选基为人直率、热情。每次见面,他往往会送我一些他买的关于中共党史的图书。


他长期生活在叶剑英元帅身边,直至1986年叶帅去世。在风雨如晦的“文革”时期,叶帅目标大,直接出面与老干部们联系诸多不便,有时候便派遣不大受人注意的选基做穿针引线工作,向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熊向晖等高层领导传话或者听取意见。用选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和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中,自觉与不自觉卷进去”。正因为这样,他在跟我闲聊之中,会绘声绘色地讲述诸多他“所知、所闻、所为”的故事。这些第一手的见闻,往往是当代历史重要的史料。


印象深刻的一次,是2009年5月31日,他约我在上海安亭宾馆见面。


安亭宾馆并不在上海远郊的安亭(“文革”中王洪文率造反派卧轨的那个安亭),而是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安静的小马路,即安亭路上。安亭宾馆的主楼是西班牙式建筑,建于1936年,是一个不起眼而雅致的宾馆。一些朋友来上海,往往约我在那里见面。公安部原部长王芳邀我为他整理回忆录,他的三位秘书来沪,我们就是在那里见的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曾跟我说起,他与选基都曾在总参情报部工作,他精熟英语,选基学的则是西班牙语。


见面一开始,我们就谈起了选基不久前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叶帅在三中全会前后》一文,这是他罕见的公开发表的文章。他因此纵论中共发展史,谈高岗、饶漱石问题,谈淮海战役中的邓小平,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谈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之间的交往……


选基特别向我提及,要注意熊向晖的女儿熊蕾最近的回忆文章《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熊向晖是中共情报部门的元老之一,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毛泽东曾经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在“文革”末期,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叶帅跟华国锋不熟,不知道他在政治态度上是不是倾向于“四人帮”,自己又不便出面了解,于是通过选基联系情报专家熊向晖,让熊向晖摸清华国锋的态度。选基和熊向晖曾是同事,两人原本就相熟,所以叶剑英让选基充当联络人。


选基向我回忆了他充当联络人的这段往事。


曾在高层穿针引线

1976年5月底,选基来到熊向晖家。谈起华国锋,熊向晖说,根据他跟华国锋的接触,华国锋不是极左派,跟“四人帮”不是一伙人。他从两件事谈了对华国锋的印象。那时美籍科学家杨振宁来访,他负责相关接待事务。


第一件事是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熊向晖当晚去汇报杨振宁来访的情况。熊向晖对华国锋说起,杨振宁在上海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跟他大谈“批邓”,还送他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自己的箱子满了,装不下。华国锋听到这里,说道:“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熊向晖从这句不经意的话中听出,他并不热心“批邓”。


第二件事是4月17日晚,华国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杨振宁,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从头至尾没有谈及“批邓”。

做过多年情报工作的熊向晖,善于从细微处判断人。他以为,在“四人帮”高调“批邓”的时候,华国锋如此不协调、不同调,足见跟“四人帮”并非一伙。


选基回来之后,向叶剑英汇报了熊向晖对华国锋的评价,引起叶剑英的关切。6月7日晚,叶剑英让选基把熊向晖接来详谈。


熊向晖来后,叶剑英坦率地说,自己跟华国锋只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熊向晖有备而来。他给叶剑英带来两个文件,一个是4月17日华国锋接见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一个是1975年9月26日华国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时的插话记录稿。熊向晖说,这两份材料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明显有别于“四人帮”。他还给叶帅讲了关于华国锋的两个故事。一是冷静处理时任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事件;一是安排时任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入北京医院就诊。


叶帅听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7月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毛泽东的病况。江青等起草了一个下发省部委的关于毛泽东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剑英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双方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一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剑英有些纳闷。结果,凌晨两点钟,电文发出,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帅后来告诉熊向晖说,他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指华国锋)确实好,应该支持。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

7月的一天,叶剑英跟华国锋见面了。


那天,叶剑英给华国锋打电话,说要去看望他。华国锋立即高兴地说:“叶帅,我去看你!”当时叶剑英79岁,华国锋只有55岁,而且叶剑英正托病休养,所以华国锋提出自己去看望叶,可是叶剑英却坚持自己去看望华国锋。华国锋只得说,有劳叶帅。


当时华国锋住在东交民巷15号,院子很小,轿车无法进院。华国锋早早在大门口等候,叶剑英的轿车到达时,华为叶开车门,扶他下车,走进家中,充分显示了对他的尊重。


在客厅落座之后,叶剑英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华国锋则回答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通过这次见面,叶剑英对华国锋投了信任票。他后来称赞熊向晖:“说得对,看得准。”熊向晖之女熊蕾写道: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熊向晖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叶剑英和华国锋的联手,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选基对我说,叶剑英为人刚直,敢作敢为。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便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这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刚强性格。他又是一位“儒将”,有勇有谋,运筹帷幄。


在选基看来,尽管在毛泽东去世后,要对“四人帮”采取“非常手段”早已在中共高层开始酝酿,但是,作出采取“非常手段”决定的是三个人,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这三人在当时可谓“三足鼎立”: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没有他的参与,拘捕“四人帮”很难以中央的名义进行;叶剑英德高望重,在老干部中广有影响,而且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手握军权,没有他的参加,军队不支持,也无法成功;汪东兴则掌握着中南海的控制权,在中南海拘捕“毛的遗孀”,没有他的参与是很难进行的。正因为这样,人们说:“绿叶扶红花,洒上水汪汪。”绿叶之“叶”,叶剑英也;红花之“花”,即“华”,华国锋也;“水汪汪”,汪东兴也。


在安亭宾馆谈话之后的第三天,即2009年6月3日,选基托秘书给我寄来多本图书,还附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

“党的历史充满迷雾和误区,留下争议和后遗症,其中核心机要情报没有完全披露,各说各的。还要掌握大量史实,才能理清。中共党史很值得探讨、研究……党需有勇气和胆略,丢掉历史的包袱,才能深化改革,走向民主、法治。”


受邀去看吕正操日记

此后,我跟选基在北京见面,完全出乎彼此的意料。


那是在2012年8月11日,我接到一位北京朋友的电话,说是吕正操将军的女儿吕彤岩要找我。我一听就说知道吕彤岩,因为她的前夫叶选基是我的朋友。吕彤岩找我谈什么事呢?我的朋友也不清楚。


那天下午3时,吕彤岩来电。她1963年进入北京大学生物系,跟我是校友。眼下,她仍住在父亲的房子里。


她说,父亲吕正操将军在2009年以106岁高龄去世,留下1945年至2009年的大批日记。解放军档案馆要收日记,她不希望马上交出,希望我去北京时能够与她一晤,看一看她父亲的日记能否公开出版。她还说,父亲与张学良(师生)、黄敬(战友)、叶企孙(知识分子朋友)、杜聿明(从对手到朋友)的关系很值得研究。


2012年金秋十月,我在北京采访十多天。我给吕彤岩打了电话,她很高兴地说:“我让选基去接您,他也没有看过,一起过来看看吕老的日记。”


真没想到,选基刚巧从香港来北京。他虽然跟吕彤岩离婚了,但两人仍是朋友。


没多久,选基给我来电话,问清我在北京所住的宾馆,约定了下午3时来接我。


他是很守时的人。路上,他一次又一次给我打电话,说他从郊区进城,没有想到一路堵车,恐怕无法在3时到达。终于在3时半,一辆黑色的轿车出现在宾馆前,选基下了车,跟我握手。他还是那样,瘦瘦的,但是很精神。


上车后,我们直奔吕府。我告诉他,不久前在上海见了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熊将军提及与他很熟。他说,他俩是老朋友。


只花了十来分钟,就到达吕府。选基熟门熟路地带我进去。吕彤岩很热情,如同导游一般带领着我参观吕正操将军的客厅、书房、卧室,还有她精心布置的“照片墙”。


叶选基、吕彤岩对质往事

采访前,我趁着叶选基、吕彤岩都在,向他们求证一个重要史实:邓小平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获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


选基说,自己得知粉碎“四人帮”,是在1976年10月6日夜11时。当时,他正在叶帅北京城里后海小翔凤的家中。叶帅的警卫长马西金奉叶帅之命,打电话把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他,并嘱他转告王震、陈云、熊向晖等老干部。


选基当夜就给熊向晖打了电话,报告说“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他还说:“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熊向晖还不大相信,给叶帅秘书王守江打电话。王守江说,选基不是告诉你了吗?熊向晖明白了,消息是绝对可靠的。


翌日一早7时许,选基来到北京翠家湾王震家,把喜讯告诉王震。王震兴高采烈,亲自到陈云家去报告好消息。


王震又派儿子王军赶往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当时,胡耀邦、万里和廖承志正在那里住院。自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来,万里便以患脉管炎为由,住进北京医院。听到王军带来的特大喜讯,胡耀邦极为兴奋,拥抱了万里,还亲吻了一下!


当时,邓小平处于软禁之中,被切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想方设法向邓小平报告这一重大消息的,是选基和吕彤岩。

吕彤岩回忆说,她获知这一重要消息是在10月7日中午。父亲在上午出席了陈锡联主持召开的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回家之后显得异常兴奋。吕彤岩问他什么事情这样高兴,他说“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


当天下午3时,选基来到岳父吕正操家。吕彤岩问叶选基,这一消息要不要告诉邓小平?选基说,你赶紧给邓家报信。考虑到邓家电话受监听,吕彤岩于是乘公共汽车前往和平里,来到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家,让贺平报告邓小平。


贺平听到吕彤岩告知的重大消息之后,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骑车飞快地从和平里赶往宽街邓府。


为了避免被窃听,邓小平一家在卫生间里集合,把自来水龙头开大,在哗哗水声之中,贺平报告了这个惊天大消息。邓小平听后欣慰地说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选基回忆,邓小平当时还向子女们解释了“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这个人好,选对了。选基说,邓小平在这个时候提及这个典故,显然说明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评价“厚重少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吕彤岩对笔者称当时选基并不在场,是她自己决定去贺平那里,而选基则坚持是自己在红星胡同提议吕彤岩去贺平家。两人当面对质,各执己见。考虑到选基通常对细节记得比较清楚,所以笔者倾向于相信他的回忆。


选基为什么让吕彤岩给邓家报信,而不是自己去呢?那是因为吕彤岩跟邓榕以及邓榕的丈夫贺平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吕彤岩告诉我,她跟邓榕很早就认识。在“文革”中,邓榕在陕北插队落户,而她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之后也分配到陕北一个公社的卫生院工作。很巧,卫生院跟邓榕所在的村子只隔5里路,所以过从甚密。她甚至还把卫生部副部长贺彪将军的儿子贺平介绍给邓榕,成了两人的“媒人”。


后来,选基把邓小平的话“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转告叶帅,叶帅高兴地笑了。


选基记得,邓小平在“文革”中第二次复出后,成为“四人帮”的眼中钉,叶帅曾说:“他在前方作战,我在后方给他提供子弹,有时我们又一块向前冲。”


1976年2月3日下午,选基和叶帅之子叶选宁到西山15号楼,一见面叶帅就告诉他们:“小平来了。”邓小平是在当天上午前来看望叶帅的。当时,他已遭到批判。叶帅说,邓小平作了最坏的打算,即罗迈的下场(罗迈即李维汉,在“文革”中遭迫害被赶出北京,只发生活费)。从那时起,直至粉碎“四人帮”,由于遭到软禁,叶帅一直无法跟他见面。


选基认为,邓小平这话与他获知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最初反应,可以说是前后呼应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仍在继续,邓小平仍生活在阴影之中。1976年12月初,他的前列腺病发作。选基回忆,301医院只派人给他做了简单的治疗。叶帅得知之后,作出16字指示:“精心护理,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由于叶帅的关心,301医院当即派车接邓小平住院,把南楼五层全腾出来给他专用,使他得到精心的治疗。此后,叶帅等在中央一步步采取行动,为邓小平再度复出做好了准备。


握别竟成永诀

那天,吕彤岩拿出吕正操将军的65本日记给选基和我看。选基手持放大镜,仔仔细细地看。日记字迹端正,很容易辨认。


日记只记录每天的工作、活动,不写思想、政治见解。用“中性”的笔调来写,可能是为避免惹事生非。


由于吕正操将军身居高位,而他的日记又相当详尽,所以具备相当的历史价值。我建议吕彤岩把日记全文扫描,先做成手迹电子版,然后再整理交付出版;也可以选择重要篇章,如吕正操将军访问美国、与张学良会晤的日记,先交杂志发表。

聊到6时半,我因为晚上有会议就告辞了。选基用他的车将我送回了宾馆。


万万没想到,这一握别,竟成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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