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的中德文化交流

往事

欧洲人一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敬慕之心,《霸王别姬》等京剧文戏的出国演出,

让西方看到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在恢复传统文化上的决心和行动



80年代初的中德文化交流

文/吴兴唐


1978年秋,我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所属的苏东研究所被派到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先在政治处,很快调到文化处,担任二等秘书(三等秘书以上属于外交官序列)。


中国和联邦德国1972年10月建交,但文化交流并不广泛。1979年10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与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根舍在波恩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这个协议签订以后,文化交流才真正多了起来。1979年10月,世界著名指挥家卡拉扬率领的柏林交响乐团一行220人来华演出,引起轰动。访华前,我去拜访过卡拉扬。1980年,话剧《茶馆》到联邦德国、法国、瑞士三国十多个城市巡回演出,历时50天,是新中国话剧历史上第一次出国演出。我为这次演出做了部分准备工作。


1981年,中国京剧院派出70多人的演出团,首次参加了科隆的“世界戏剧节”,并于6月下旬到7月中旬在西德各地和瑞士巡回演出。我参与了长达半年的筹备工作,并在西德的演出中全程陪同,至今记忆犹新。


筹备工作几经周折

事情的起因是,听说我在为中德两国的文化交流寻找合适的项目,我的德国朋友,波恩大学社会学教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施瓦策尔向我推荐了当年将在科隆举行的“世界戏剧节”。这是当时欧洲颇有影响的文化戏剧活动,他介绍我去同世界戏剧节组委会秘书长维特曼谈谈。


维特曼告诉我,欧洲是世界古典和现代戏剧发祥地,参加世界戏剧节的有多国艺术家、文化人和各种剧团。如果有中国京剧团参加,一定能增加戏剧节的光彩。我感觉,利用戏剧节弘扬中国传统京剧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欧洲人一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敬慕之心,这可以让西方看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在恢复传统文化上的决心和行动。


按照《文化合作协定》,两国文化部门每年要签订年度文化交流协议。经过谈判,我代表使馆文化处,以中国文化部的名义和德国外交部(德国联邦政府没有文化部,只有外交部文化处)签订了协议,把参加戏剧节列入交流项目。


两国政府文化交流管理体制不同,中国由文化部负责,德国外交部只负责签协议,具体事务都由戏剧节组委会按照商业规则进行。中方负担国际机票和演出人员补贴,其余费用都由德国演出公司出。德方到中国的交流项目也是同样的。在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再次感到德国人的严谨和“抠门”。所有细则都要列入合同,一切按合同执行。如后来有的中方演员生病了,因为此项没有列入合同,看病的费用德方就不肯出。


从国内的出访角度考虑,希望能多去一些国家。一开始考虑去德国、瑞士、意大利和法国四国巡回演出,但由于戏剧节的时间是夏季,这是西方人的休假季节,法国和意大利没谈成。而维特曼从商业角度考虑,总想尽可能多地安排演出场次,以增加门票收入。所以,除了科隆戏剧节三天外,其他城市的巡演都是大城市两天、小城市一天,从南到北来回跑。


中国京剧院当时有三个团,出国演出这样的好事,一开始都争着来,但一听说是这样紧张的演出安排,又不想来了。维特曼对中方的反复很不适应,我夹在中间,只能两边做工作。好在国内总算同意了这样的安排,最后决定由京剧院一团来德国演出。


德方需要中方提供演出剧目和剧照等,以订剧场、制作海报和节目单,但左催右催催不来。按照国外的习惯,大城市的歌剧院通常提前一年半就预定出去了。举办世界戏剧节的科隆,剧场更是紧俏。等到终于可以订的时候,科隆大剧院已经订不上了,只好订科隆体育馆了。


1981年4月,国内派了3个人来打前站,一个负责舞美的,一个负责音响的,还有一个是文化部的翻译老洪。


老洪我早就认识了。文革前,他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民主德国德累斯顿交响乐团100多人来华演出。我作为北京外语学院德语系的大学生,被借调到对外文委,参加了这次接待工作,认识了老洪。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常常碰到。


打前站的小组带来了剧照和剧目等。剧目要翻译成德文,还要印刷。照片很粗糙,但德国人的修片技术很好,做出来的海报效果不错。海报上只有简单的一行字:“中国京剧团来了!”我说:这么简单啊?对方说:越简单越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