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部长万里在1976

往事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复出,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图为1978年他主持安徽文艺界在会,为众多艺术家平反。图|FOTOE

铁道部长万里

《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 叶永烈

本文首发于2016年9月21日

总第773期《中国新闻周刊》


对于万里来说,1975年是意气风发的一年,而1976年却是不幸频至的一年。

 

两年,如冰火两重天。

 

风云突变

 

1975年1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从此,万里作为邓小平麾下的“开路先锋”,乘坐公务车风尘仆仆奔走于全国各地铁路局进行整顿。

 

铁路系统在万里的整顿之下刚有起色的时候,却风云突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来了。

 

开展“批邓”之后,出现了邓小平手下的所谓“四大金刚”之说,“创造”了四个新名词:在铁路系统——“批邓联万(万里)”,在科学院系统——“批邓联胡(胡耀邦)”,在教育系统——“批邓联周(周荣鑫)”,在国防科委系统——“批邓联张(张爱萍)”。

 

万里对铁路系统的整顿,遭到全盘否定。越是万里当时整顿的重点局,“批邓联万”的势头越大。

 

“批邓联万”最起劲的是郑州铁路局。当时担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的造反派头头、人称“唐师傅”的唐岐山本来就不满于万里对郑州铁路局的整顿,几次三番进京上告。1975年7月25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京西宾馆谈了6点意见,明确表示支持万里,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也表态支持万里,唐岐山“输”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再次进京控告万里。

 

1976年2月15日凌晨1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等在北京接见了中共河南和甘肃省委、郑州和兰州铁路局党委以及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讲了话。

 

他说:“这次同志们来北京,研究解决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听取了大家的批评,(刘)建勋、(唐)岐山同志和(冼)恒汉同志分别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意见。铁道部作了自我批评,写了报告。这两个文件,政治局议论了,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同意’。同志们回去后照文件精神办。”

 

在接见之后,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被留下。出席接见的中央领导又单独对他们作了讲话。万里成了重点批评的对象。几位领导批评道:你的错误不少,你讲过“四个乱了——思想乱了、组织乱了、队伍乱了、制度乱了”;你把派性说成是主要矛盾,对形势看法有错误,把支流说成是主流;主要责任不在你,而在邓小平;你过去敢,现在还要敢,要敢于承担责任,要批右倾翻案风。部领导小组一方面要检查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要批邓,检查哪些方面你们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要划清界线。万里同志要转好弯子。希望你们领导群众,既要批好,又要把工作做好,一方面要纠正错误,另一方面要保证畅通。

 

在整个运动期间,就连1976年4月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之后,万里依然是铁道部部长,直至1976年12月另有任用而调离铁道部。所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铁道部部长的任期,是从1975年1月至1976年12月。但是运动开始之后,他只是名义上的铁道部部长,是一个受到重点“批判”的部长。在他受批判的日子,铁道部工作由副部长郭鲁主持。

 

万里遭批判,主要是三条:极力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散布“今不如昔”的言论,鼓吹唯生产力论;把派性说成是主要矛盾,大搞一批二撤三调离。

 

铁道部的造反派们成批成批免费搭乘列车进京批斗万里。最初,还只是三五成群,到铁道部大楼贴大字报。1976年2月24日,两个文件下发后,全国铁路系统顿时大乱。

 

最多的一天,进京“批邓联万”的铁路系统造反派多达400多人。他们占领了位于木樨地的铁道部大楼,占领了万里办公室和会议室。据当时担任万里秘书的许守和回忆,那时候万里这位铁道部部长成了“游击队长”,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只能躲到铁道部党校、二七剧场开会。

 

造反派们看中万里办公室,是因为他的办公桌上有直通全国各铁路局的电话,所以他的办公室就成了铁道部造反派的全国联络站。万里的秘书许守和与另一位秘书于廉轮流在万里办公室值班,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到处都是。有一回,许守和在办公室里被围困了整整3天。造反派们找不到万里,有的甚至在他办公桌上用刀刻了“打倒万里”4个大字。他们还在铁道部大楼门口贴了一副高达十几米的对联,每个字都有斗大。上联是:横眉冷对革命派;下联:俯首甘为复辟奴。横批:一贯如此。

 

“批邓联万”的结果,以郑州铁路局为例,1976年3月份装车量只完成计划的60%,卸车量只完成计划的50%。全国各铁路局也大致如此。 

 

追查“黑关系”

 

1976年3月27日,华国锋派专机把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委副书记王维群等人接往北京。当晚,刘建勋等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河南问题的会议。

 

先是刘建勋汇报。他说,河南各地非常混乱,自己工作没有做好。接着,他说:“河南现在这么乱,原因是什么呢?今天你邓小平也在这里,我当面向你说清楚,就是由于执行了你的反动路线,河南才搞成这样乱的局面。我的身体不好,还没有照你说的要有十分干劲去干就搞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按照你说的要有十分干劲去干,就要造成更大的恶果。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省委书记当面批判邓小平,这还是第一次。邓小平一言不发。


夜里12点,会议休会,大家都去吃夜宵。邓小平没有去,坐在那里抽烟。


开完会,华国锋宣布会议结束,邓小平第一个站起来,走出会场。


邓小平的处境如此,万里的处境可想而知。他遭到大会批、小会斗。好在他是经过“洗礼”的。1966年,他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经受了50多次万人批斗会,如今那批斗之声重新响起,无非是又一次“经风雨、见世面”。 


批斗升级,是在1976年4月5日全国人民自发在清明节祭奠总理之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万里不由得记起1975年春日在北海公园邂逅周恩来的一幕。那时候,他刚到铁道部不久,周恩来问起铁道部的情况。他说,铁路情况很混乱,也很复杂。周恩来事忙,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匆忙离去,临走说了一句:“不要紧,有小平同志呢!”万里没有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他一直记着这句话,然而眼下连小平同志也被“彻底打倒”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走向了新的高潮。在铁道部,批判“邓小平的黑干将万里”也掀起了新的高潮。铁道部甚至成立了专案组,追查万里与邓小平的“黑关系”。

 

万里承认他在1975年“执行了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路线”,但是他说,他与邓小平只有正常的工作关系,并无“黑关系”。专案组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什么“黑关系”。

 

但万里与邓小平又确实是“共命运”的。万里自己这样说:“文革”中小平被打倒了,我也被打倒了。“文革”中铁路被破坏得很厉害,小平同志复出后,又推荐我当了铁道部部长,去整顿铁路。从此,全面整顿就开始了。后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住进了医院。在关键时刻,我和小平同志总是一致的。


“额上的青筋突然暴起,像蚯蚓一样”


万里住进医院,是因为突发了一种怪病。

 

万里当时的秘书许守和告诉笔者,不知什么原因,当时万里的双腿一碰就会针刺一般钻心地疼,间或有烧灼、麻木的感觉。夜间睡觉时,也会感到腿疼。

 

经过北京医院的大夫诊断,万里患的“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患者多是吸烟者,或是精神紧张、营养不均衡、常在寒冷潮湿环境中。万里既是吸烟者,又精神高度紧张。

 

北京医院要他住院治疗,他没有同意,因为他正在接受批斗,倘若住院,会被人说成“逃避斗争”。

 

1976年5月4日,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负责人、铁道部副部长郭鲁等向国务院副总理孙健汇报,声称万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有“抵触情绪”,既不交代跟邓小平的“黑关系”,也不深刻检查自己在整顿铁路工作中的严重错误。

 

据称,当时在酝酿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时,有人提出要增加来自工农的年轻人,于是39岁的孙健被相中了。

 

孙健分管工业、交通。他当面批评了万里,称其“态度不端正”“思想对抗”。他说,现在对万里是“三不满意”,即“中央不满意,部机关不满意,全路不满意”;万里是“三欠账”,即“不批邓,不揭邓,不交代自己的问题”。

 

心情沉重的万里刚从孙健那里出来,就接到来自家中的消息,老母亲病重。

 

万里对母亲,充满崇敬和感恩之情。他年幼时,全靠母亲含辛茹苦支撑家庭,才得以念完曲阜师范。后来生活环境稍稍安定,他立刻把母亲接到了身边。母亲原本患有心脏病、肺气肿,自从他遭到批判以来,母亲日夜牵挂,病情加重。近来又不小心在家中摔了一跤,一病不起。

 

得知母亲生病,万里急欲回家探望,但是他正在接受批判,无法回家。

 

5月11日凌晨2时,81岁的老人离开了人世。就在这个时候,铁道部对于万里的批判进入高潮。

 

5月13日下午,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在301医院太平间举行。那天下午铁道部要举行批判会。据许守和回忆,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得知,挺身而出,代替万里去接受批判,让万里能够出席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刘建章曾多次把“错误”揽在自己身上,为万里“顶罪”,这次在危难之际再伸援助之手,使万里深为感动。

 

铁道部只给了万里一小时假。他从铁道部赶往301医院,向母亲遗体告别。向来有泪不轻弹的他,深情地吻了一下母亲的脸,放声恸哭。

 

万里次子万仲翔回忆,这是他们这些孩子第一次看到父亲痛哭流泪,“父亲额上的青筋突然暴起,像蚯蚓一样”。


开不成的批判会

 

万里的脉管炎不断加重。北京医院的大夫再三劝告他,一定要及时住院治疗,否则会导致腿部中、小动脉节段性狭窄、闭塞,使肢端出现溃疡、坏死,严重的要截肢。

 

经过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同意并请示中央批准,1976年6月15日,万里住进了北京医院高干病房。

 

6月20日,中央发出电报通知:“万里同志有病住院检查错误期间,由郭鲁同志主持铁道部日常工作。”当天,国务院副总理孙健来到北京医院,向万里当面宣读了中央发出的电报通知,并要求他在医院继续检查自己的严重错误。

 

7月27日,郭鲁派人到医院通知万里,定于次日下午召开铁道部机关干部大会,要万里在大会上作检讨。

 

就在第二天凌晨,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大地震发生了。

 

华国锋急令铁道部派领导干部前往唐山,主持修复因地震损坏的铁路,以保证唐山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当时,铁道部唯一能够派出的领导成员,只有铁道部副部长李新。他后来回忆说,一段时间以来,铁道部的领导班子工作运转极不正常。地震前,部属各单位报来的待批文件积压了有一尺多厚,各省市及兄弟部委往来文件也积压了不少。地震发生时,铁道部8位领导成员,万里、黎光住进了医院,邓存伦病休在家,刘建章时来时走,崔修范协助郭鲁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苏杰出差去了非洲,至于郭鲁,“一上班就对我说他有心脏病,要一边工作一边治病”。

 

唐山大地震后,北京医院在空地上搭了许多帐篷,要求所有病员都住进帐篷。但万里拒绝住帐篷。他说:“北京医院的大楼是我主持建设的,能够抗8级地震,病员们不需要搬出去!”

 

紧张的救灾工作告一段落,铁道部刚刚缓过一口气,便又记起该批斗万里了。

 

9月8日,铁道部副部长郭鲁又派人到北京医院,要万里第二天下午到铁道部,在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检查。

 

第二天下午,万里正准备去铁道部,突然在北京医院病房接到电话。对方通知他,不必去铁道部了,批判大会暂时取消。

 

他正满腹疑虑,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公告:毛泽东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

 

原来,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事先接到了中央的通知,遂取消了原定的机关干部大会。

 

国丧期间,万里做作检查的事自然被搁在了一边。

 

近一个月后,悼念活动结束。铁道部缓过劲来,准备召开已延期两次的批斗大会了。

 

10月6日,郭鲁又派人到医院通知万里,将于第二天下午召开铁道部机关干部大会,要万里到会作检查,并准备接受批判。

 

可是这一回,批判大会又没有开成,而且永远开不成了。因为,就在10月6日晚,“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得知这一天大喜讯,万里夫人边涛哈哈大笑,连称万里的命大,感动上帝了。所以,三次都差了那么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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