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团中原突围记

往事 舒铁民
突围前轻装时,李季达像保护孩子一样双手护着一把大提琴,坚决不肯扔掉。他一气之下跑到司令部, 竟然真的拿来了王震将军亲笔签发的大提琴放行令

揭开解放战争序幕的中原突围,已是70多年前的往事。


当年中原军区政治部文工团随军突围的历史鲜有人提及。岁月悠悠,战友大多离世,当年仅17岁的我也已是耄耋之年,现将印象较深的一些亲身经历写下来,以作为一种历史记录和纪念。

“停战三人小组”视察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五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和359旅南下支队于11月上旬合并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下辖野战军和地方部队6万余人。


中原军区政治部文工团1946年2月组建,全团六七十人,除我们原新四军五师文工团成员、359旅南下支队的“鲁艺”师生外,大多是抗战胜利前后响应党的号召从国统区投奔解放区的知识青年,其中不少是重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简称“剧专”,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之一)和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的学生,可谓人才济济。


李先念、王震等军区领导人对这些“墨水瓶”(王震对知识分子的谐称)格外重视,王震空闲时常来团里聊天,请大家抽烟,还考问大家认不认得陕北鄜县的“鄜 ”字。


中原军区成立后,国民党蒋介石即调遣30万大军,将我军重重包围在以湖北大悟县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狭窄区域,并实行经济封锁,内战一触即发。在中方的要求下,5月初,“停战三人小组”的中方代表周恩来,会同国民党代表王天鸣、美方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连同中外记者共60余人,从武汉前来中原解放区首府宣化店,调查是否有违反《停战协定》的情况。


在欢迎中外记者的晚会上,出现了有趣的一幕。台上的我方翻译竟然是一位高鼻梁的外国人,讲得一口流利的标准汉语。在为一位香港籍记者翻译之前,他大声说道:“今晚,我感到很荣幸,一位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讲话,要我这个美国人来做翻译。”这个开场白引起了场内的一片笑声。


后来知道,这位美国人名叫西德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因喜爱中国文化,便以其姓的谐音取了个中文名字“李敦白”。不久前,他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观察员身份来到中原解放区。这段经历对他影响至深,后来他去了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战后留在了中国,两次入狱,一生坎坷而传奇。


三方代表离开宣化店后,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议》。根据协议,中原军区的伤病员得以合法地从武汉乘火车转移至华北解放区。为准备突围转移,部队进行了精简,一些中高级干部化装转移至其他解放区,体弱、年幼人员就地疏散。


6月23日,党中央致电中原军区:“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6月26日凌晨,我军获悉国民党军已从三个方向直扑宣化店,将在7月1日发动总攻,拟在48小时之内全歼我中原主力部队。当天深夜,文工团奉命紧急集合,跟随李先念、王震所率领的约1.5万人的突围部队北路军,静悄悄地离开了宣化店,走上突围之路。由此,拉开了三年解放战争的序幕。

大提琴的命运


一夜急行军,向西走了六七十华里。走在自己防区,人们尚不知前路的艰险。文工团虽经过轻装,仍留下一些难以舍弃的演出“家当”,如幕布、服装、乐器和灯光器材等,或用马驮,或请民夫用扁担挑,已成为队伍的累赘。


两天后的下午,部队聚集在一个山谷中,席地而坐。神情严峻的李先念司令员和王震副司令员站在一块巨石上,向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王震举起拳头高声问:“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你们答应吗?”“不答应!”“你们有信心突出重围吗?”“有!”回声震荡着山谷,气氛紧张起来。随后,所有非战斗单位就地再度进行轻装。文工团的“家当”被全部抛弃在荒郊。


这时,有人和监督员发生了争执,那是文工团音乐组组长李季达。只见他像保护孩子一样双手护着一把大提琴,坚决不肯扔掉。就个人装备而言,李季达的轻装是团内最为彻底的,连换洗衣物都轻装了,但眼前这把他亲自绘图、选料、带领木工制作的大提琴,也是边区多年来唯一的一把大提琴,他执意要留下来。监督人员说,你现在不扔,到前面的检查站也通不过。李季达喊道:“我要找王震同志讲理!”


果然,当队伍走到检查站时,检查人员勒令扔掉这个“庞然大物”。李季达一气之下跑到司令部,竟然真的拿来了王震将军亲笔签发的大提琴放行令。


可惜,后来环境日益恶化,这把大提琴还是被扔进了一条不知名的河流之中。李季达无奈地望着他的“宠儿”孤零零漂流而去。


西向突围的第一道封锁线,是平汉铁路。我军为快速突破此防线,决定将大队人马一分为二,从左、右两翼同时通过。文工团跟随王震的左翼部队。


6月30日午夜,我们急行军来到河南李家寨附近泥泞的田间小路上。在距离铁路约四五华里的地方,队伍开始跑步前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只能看到前面战友手臂上的一个白点,那是为防止夜间掉队而统一系上的白色毛巾。


平汉铁路的两侧都是水稻田,接近铁路时,大家加速奔跑。突然,枪声大作,据点内的敌人发现我军穿越铁路,开始疯狂射击,铁路线上巡逻的装甲车也发来炮弹。指战员们全力还击掩护我们,大家散开队形,冲上路基,跨过铁轨,跃入稻田,三三两两、跌跌撞撞地冲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网。文工团清点人数,没有人伤亡。



7月初,我们进入豫西南平原。豫西南多河流,有唐河、白河、丹江等,属汉水流域。我们在敌机频繁的扫射之下,有惊无险地渡过了唐、白两河,冒着滂沱大雨来到丹江。


一到江边,大家都怔住了。因连日暴雨引发了山洪,平常可以徒涉的河道,如今让人望而却步。文工团决定将男女混编,手挽手组成七八条人链,涉水过江。


人链在江中被波浪和漩涡冲击得左右摇摆,有时一个大浪拍打过来,人链被击断,眼看有人要沉入水中,大家喊着“不能松手!不能松手!”又齐心合力接上链条。我个头矮小,行至江心,洪水淹及头部,身体漂浮起来,喝了几口浑浊的水,幸有前后战友相托。文工团全部安全过江。

鲍鱼岭突围


鄂豫陕交界处的荆紫关,是通往陕西的咽喉,山势险要。


左翼部队原计划从此出关,向陕甘宁边区靠拢,但已知我军意向的刘峙、胡宗南部依靠其机械化速度抢先赶到了荆紫关。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军被敌军包围在荆紫关以南、郧西县东北的鲍鱼岭上。


天亮后,只见王震将军在山顶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我向山下望去,隐约可见穿黄色军装的国民党军。敌人没有马上进攻,只是向山顶发射迫击炮弹。我们随着炮弹的落向,不断地改换隐蔽的地点。


我军必须在敌军完成部署发起进攻之前突出包围。王震指挥部队迅速出击,战斗异常激烈。文工团随359旅旅直机关一起向山下冲去,周围山石重叠,没有道路,人们跌倒了又爬起来继续前进,在枪林弹雨中突出了敌军的包围圈。但左、右两翼部队未能按计划在荆紫关会合。


为避开强敌,左翼部队在王震的率领下进入了陕南地区。我们日夜行军于荒山野岭之中,行军的方向无定,逢山翻山,逢水过水,可谓走不完的路,爬不完的山,蹚不完的水。


在一次夜行军中,我忽然看见前面的战友海啸离开了队伍,独自向左前方走去,我将他拉了回来,他喃喃地说:“唉,我睡着了。”由于日夜行军,缺少睡眠,人们不仅习惯于坐着睡、站着睡,还能边走边打瞌睡。加之敌人采用当年我军对付日寇的“坚壁清野”策略,我军所到之处荒无人烟,也找不到食物。为疲劳和饥饿所困,文工团开始减员。


 7月16日这天,我们急行军在一条漫长的山谷之中,谷底是一条弯曲无尽的小河,只有一条小路从中穿过,当地人称之为“七十二道脚不干”。起初,每走到河边,大家都脱鞋而过,但队伍行进的速度很快,一脱一穿,就会跟不上队伍。后来,大家只好穿鞋蹚水,沙石积在鞋内,一些同志的脚磨烂了,不得不离开队伍。


路边的玉米大多被前卫部队摘食,所剩无几,文工团跟随旅直机关行军在后面,饥渴时只能去嚼玉米秆。王震知道后,立即让我们随前卫部队行军,以解决食物问题。次日,文工团随部队先行出发,穿梭于崇山峻岭之中。


那一天,从早到晚都在爬山。以为前面的山是最后一座,当你气喘吁吁爬至山腰时,只见山顶后面又冒出来一座。就这样一座接一座,一座比一座高,一连翻过了11个山头。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文工团员纷纷掉队。


傍晚,随军到达宿营地的只有我和海啸等几个人,所幸当天没有敌情,掉队的人或被后卫部队收容,或陆续到达宿营地。我们虽然没有饿肚子,但跟不上队伍的步伐,会拖累有战斗任务在身的前卫部队。于是,第二天清晨文工团又返回旅直机关行军。

苦中作乐


每当我们在穷山僻野中行军一段时间后,指挥员总会带领部队走出山沟,打下一个由地方武装镇守的乡镇,让饥饿、疲倦不堪的战士们能稍事休整,补充营养。


7月30日,部队占领了陕西柞水县红岩寺镇。我们住在一户人去楼空的大院子里,倒下便睡。领导发下话来,文工团今晚可以自行宰猪一头,但是不能让猪叫,以免惊动四周。



于行前等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自愿牺牲睡眠去完成任务。他们找来绳索、刺刀和斧头,来到猪圈。看准目标后,一拥而上,将一头肥猪按倒在地,迅速以绳索将猪嘴和四肢捆绑起来,用刺刀像对付敌人那样将其刺死,开膛破肚,分解成若干小块,清洗后放入锅中白煮,准备第二天全团饱餐一顿。


次日拂晓,忽听镇外枪炮声大作。我们从酣睡中惊醒,来不及整队就跑出了镇外。原来是被赶跑的地方武装又组织力量从山上打了回来。战斗结束后,我们未返回镇上。一锅久违的冒着扑鼻香气的炖肉,便犒劳了打退敌人的警卫战士们。


在上午的行军途中,前方突然传来敌情。我们停留在一道堤坎边。只见头戴草帽、脚穿草鞋的王震将军疾步赶往前面,看见我们坐在路旁,关照我们要隐蔽好。不久就听到激烈的枪声。枪声过后,传说王震亲自指挥了战斗,活捉了一个国民党军官,缴了他的枪。王震问他:“你服不服?不服的话,警卫员,把枪还给他,老子跟他再打一次!”警卫员把枪递过去,国民党军官不敢接枪,不停地点头说:“我服!我服!”


突围中,人们苦中作乐,属李季达的趣事最多。


文工团音乐组长李季达是随359旅从延安南下的,曾是“鲁艺”的音乐老师,一个常被邀请参加党内会议的党外人士。他一口标准的四川话,讲起话来似放机关枪,行起军来速度很快。爬山时,我们走一字,他走之字,说这样不累。


他多才多艺,不仅能演奏多种乐器,还能制作乐器。在边区物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带领木工制作了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板胡、扬琴、木琴以及半音竹笛等一批中西乐器。


李季达没有行李,晚上睡觉时脱下身上那件自己设计的长筒型夹袍,解开衣扣张开来便是一床夹被,再将左右两只裤腿上的系带解开(未像通常那样缝死),使上、下系带相连,两条裤腿又变成一只睡袋。


每晚宿营后,我们都以稻草铺地相挨而睡。某天早上,与李季达相邻睡觉的人开玩笑地说:“李季达,昨天夜晚,你身上的‘革命虫’(队伍里对虱子的戏称)都爬到我身上了!”他不假思索地说:“哦哦,对不起,对不起,以后不会了!以后不会了!”大家疑惑不解。


第二天夜晚宿营后,只见他不声不响地在自己铺位两边用稻草垒起了两座高高的草垛,然后一本正经地对邻铺的人说:“我计算了一下,在一个晚上,我身上的‘革命虫’是爬不过这座高山的,你们可以放心地睡觉。”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和李季达在一起,不仅增长知识,也有无穷的乐趣。遗憾的是,他不久也掉队了。

最后的冲刺


8月初,根据中央指示,队伍停止西进,就地在陕南分散打游击,以牵制蒋介石向其他解放区投放兵力。


王震将军本想将文工团带到延安去,由于处境日益险恶,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召见大家说:这次突围很艰苦,你们的表现很好,经受了革命的考验,这一段历史,将来我会为你们证明的。以后的日子会更艰苦,你们走不动时,可以自行离队,无论走到哪里,我相信你们都是革命的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随后,给大家分发了离队时必须的路费和便服。


部队向西至宁陕一带游击活动。文工团掉队的人日益增多,经常是清晨出发见一面,傍晚露宿不见人。


一次,通过敌人在制高点上以机枪封锁的地段时,文工团支部书记胡代伟被击中,生死不明。随后文工团团长徐苓、陆滨夫妇掉队被俘。


国民党唯恐我军在当地立足,调动9个旅对我军日夜追堵。中央决定359旅离开宁陕,返回陕甘宁边区。


部队继续西进,在秦岭丛山中寻道直奔川陕公路,抵达了秦岭南麓的华阳镇。华阳为千年古镇,坐落于傥骆古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即指此地)的幽谷老林之中。


胡宗南部觉察到我军欲夺路前往陕甘宁边区,派兵穷追不舍。我军连续数天翻越了数百里的荒山野岭,于8月19日突破被封锁的川陕公路,又一鼓作气抢渡渭河,越过陇海铁路,进入了渭水平原。此时,文工团已减员至不足十人。


这里已接近陕甘宁边区。田间的玉米秆上已悬挂了王震将军用红笔写下的命令:“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面对眼前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地,大家虽然饥肠辘辘,却没一个人去掰玉米充饥。


我军忍着饥饿,冒着瓢泼大雨,于28日抵达胡宗南重兵设防的最后防线——西兰公路附近。彭德怀将军派了部队前来牵制增援之敌,接应359旅。


王震作了最后的战斗动员:“同志们!这是最后一天了,边区的兄弟部队就在前面迎接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决打过去!”说罢,他身先士卒,亲自率领八团,集中全部机枪和弹药,向正面的敌军猛攻。我大队人马冲过公路,渡过泾河,于8月29日在甘肃宁县地区与接应的部队胜利会师。

“小长征”


9月5日,队伍来到陕甘宁边区的庆阳,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送来了全羊、瓜果、蔬菜、烟酒以及全新的服装、被褥。部队休整后,面貌焕然一新。


离开庆阳后,又经过11天的行军。轻松愉快地穿行在秋高气爽的黄土高原上,两个月来,大家第一次放声高唱起了陕北的“信天游”。


9月27日,部队抵达延安。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了欢迎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359旅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突破了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返回延安。


根据湖北省编撰的《中原突围史》记载,中原突围历时63天,途经豫、鄂、甘、陕4省,行程5000余华里,浴血战斗90余次。其艰苦境况,李先念司令员曾电告中央:“自通过豫西南平原,进入豫鄂陕山地后,主客观的各种情况即进入严重阶段,部队困苦之况,不亚于红军长征后一阶段。”故人们将中原突围称为“小长征”。


突围中,文工团的同志大都掉队了,随军走到延安的只有海啸、李吟谱、王燎荧、杜利、傅思有和笔者6人。从大后方来的“墨水瓶”都未能走到延安。后来得知,突围中受伤的指导员胡代伟回到了根据地;因掉队被俘的重庆剧专生陆滨女士在襄樊老河口监狱被敌人杀害。其他掉队的同志,或投奔李先念将军的右翼军,参与开辟陕南根据地,或辗转到全国其他解放区。如王震将军所言,他们是革命的种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新中国建立后,文工团的战友们大多在各地从事文艺工作,其中一些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


李季达在陕南掉队后,投奔了李先念的右翼军。解放后,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作曲组工作,曾为电影《智取华山》等影片作曲配乐。当时我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即北京人艺的前身),因李季达在边区曾制作过扬琴,我还就我国扬琴如何借鉴欧洲扬琴能演奏半音、转调等问题向他求教过。


李季达是音乐界两位“科学怪人”之一(另一位是合肥张氏四姐妹之弟张定和)。在北京家里,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方便书架,约六七层,呈圆柱状,可转动,他将常用的书籍乐谱摆在上面,置于坐椅边,随手可取。他的作品也“科学化”,复杂而难演奏,也不太动听。由于他工作专心致志,做事风格特殊,日常又不修边幅,故成家也晚。


后来他被调往长春电影制片厂,我们从此失去了联系。据说,他后来的工作和生活都不顺利,在音乐界也默默无闻。“文革”时,曾有人来找我外调,了解他的历史。不知他是否死于“文革”中。至今,我未见到一篇关于他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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