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美国青年访华之旅:冰封时期的青年外交

往事 宋春丹 黄卫 苏洁
远在小球玩转大球的“乒乓外交”之前很久,中美民间外交就开始了


1957年,26岁的科恩随美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摄影|Edward Hochman 

本文其他照片均为科恩此行访华时所摄

1957美国青年访华之旅:冰封时期的青年外交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黄卫 苏洁

1957年12月初,在纽约海关,从巴黎返美的26岁美国公民罗伯特·卡尔·科恩拒绝出示自己的护照,只出示了退伍军人身份证明。

事先他已钻研过相关法律,并咨询了一个叫美国全国紧急事件公民权利委员会的人权组织,了解到,美国法院裁定,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入境的唯一条件就是证明自己的公民或居民身份,甚至证人证言亦属有效。所以他无惧对方恐吓,与其对峙着。

对方让步了。移民局局长说,可否“检查”下他的护照,他也同意了。

按照他的要求,他和局长单独进入其办公室,局长坐在办公桌后,他背抵着门,站在8英尺(约2.4米)之外,把护照举起来给局长看。

局长看后,给国务院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知,根据法律,这已经算履行了身份证明义务,只能让其入境。

60年后,科恩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讲述了这段海关奇遇。

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是因为他3个多月前违反美国国务院的旅行禁令,作为41人的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之一,访问了中国大陆。他从《纽约时报》上得知,其他成员访华后,护照在入关时悉数被收缴。

上海“大世界”警察。

莫斯科联欢节


1957年七八月间,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在莫斯科举办,汇聚了来自131个国家的34000多名代表。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率1200多人组成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

180多名美国青年参加了联欢节,科恩也在其中。

科恩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了戏剧艺术专业硕士,其后在德国的美军基地服役。退役后,利用退伍军人助学金,在巴黎索邦大学攻读社会心理学博士。他从一份英文报纸上看到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广告后,抓住英国代表团招募团员去莫斯科电影学院参加联欢节的机会,随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

在联欢节上,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简称全国青联)向部分代表团发出了访华邀请,费用全部由中方负责。其中,特别邀请15名美国青年访华。

根据联欢节组委会的要求,参加联欢节的美国青年选出了7个代表,担任联络工作。这7个人首先进入了受邀名单。另外8个名额,则张贴通告,公开招募。

科恩在联欢节宿舍墙上看到招募通知后报了名。他告诉7人联络小组成员之一、纽约城市大学19岁学生杰克·罗森,如果自己入选,而且能设法弄到一台摄像机的话,他可以为这次旅行担任摄像。第二天早上,他在墙上张贴的新的通告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访华团名单出炉后,一时怨声四起。很多人质疑,名单被一小部分“内部人”操纵了。中方得知后宣布,任何人都可以自愿参加访华团。不过,由于预算有限,自愿参加者需负担国际旅费(中国境内的费用由中方负担)——当时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票也不过45美元。

又有32名美国青年报名。除了一名不知何故没有护照的,都被接受。

在联欢节上,科恩结识了不少美国新闻界人员,得知他要去中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驻莫斯科记者丹尼尔·肖丹表示,CBS愿意为他提供摄像机和胶卷,并将支付稿酬。然而第二天,丹尼尔·肖通知他,CBS纽约总部决定,不能为违反美国政府旅行禁令的人提供支持。

没有摄像器材,科恩打退堂鼓了。作为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他对中国一无所知。仅仅是作为普通旅行者去,不值得冒险。他本来希望,通过拍摄可以帮助美国公众了解真实的中国。因为,如果因为误解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将是毁灭性的核战争。

丹尼尔·肖建议他,可以去找下全国广播公司的代表欧文·R·莱文。

果然,欧文表示全国广播公司(NBC)愿意挑战“旅行禁令”,任命科恩为NBC电视部特约记者,为他提供一部16毫米小型手持摄影机和11卷(每卷100英尺)黑白胶卷。

中方为准备访华的47人发了签证。由于没有外交关系,是另纸签证,即签证章盖在一张白纸上。

8月13日,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通过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寄交访华团一封信件,发出警告,称入华者将受到监禁、罚款或者其他形式的严厉制裁。此前,美国政府已多次派汤普森对访华团予以警告。

14日,47人在联欢节村举行了秘密会议,从午夜一直开到了第二天清早,不让记者参加。

最终,42人坚持访华。他们的年龄介于19到35岁之间,其中8人是美国共产党员。一个选出来的执行委员会负责对外联络、行程安排、新闻发布等事宜。一些成员称,此行的目的在于确认“美国公民有旅行的权力”。美国参议员富布莱特等公开声援他们。

代表团团长为美国圣公会牧师华伦·麦肯纳,他来自主张对苏合作的进步党。有代表团成员告诉路透社,一些成员开玩笑地管他叫“红色执事”。还有人说,代表团中的极端右派和“左派”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

当天,42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火车穿越整个西伯利亚,9天后到达北京。3000名手持鲜花的中国青年到火车站迎接,场面热烈。

来自密西西比的希尔比·塔克因为拒绝向中方出示护照,被驱逐回莫斯科。访华团人数变为41人。


南京大学生。
会见前美国战俘

为了迎接美国代表团访华,团中央成立了接待小组,由书记处书记刘西元负责。时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科长朱良出任正领队,谢邦定担任副领队,全程陪同。8名翻译为代表团服务。

朱良后来撰文回忆,中央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对这次访华十分重视,指示要“求同存异,实事求是”,对对方的要求尽量满足,还要注意说服代表团的进步分子团结中间与后进分子,甚至背景复杂的成员。

接待一览表里列出了每位成员的身份和政治情况。最初邀请的15人被视为正式成员,除团长华伦·麦肯纳外,还有两位被注明是“代表团团委”,都是美国共产党员。科恩的一栏里写着:“电影作家,导演。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电视部特约记者。要求在中国拍电影。”

每到一地,代表团都被安排住当地最好的宾馆,伙食标准很高。在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科恩看来,在中国的食宿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享受。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所到之处每个人都很友善。

8月26日,代表团来到北京大学,访问了正在该校学习中国文学的24岁美国学生莫里斯·威尔斯。

威尔斯是1951年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停战协定签订后,根据自愿遣返原则,21名美国战俘、1名英国战俘和325名韩国战俘拒绝遣返,留在了中国。威尔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北大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都由中国红十字会支付。

代表团与威尔斯一起在食堂用餐。威尔斯一边用一只大叉吃饭一边说,自己从没学会用筷子,还是经常吃西餐,穿西式服装。他说,喜欢这里的环境,也喜欢这里的人。

有人问他是否打算回美国,他说要先完成学业。他承认有时有点想家,有时会想念物质上的舒适,但除此之外并不怎么想念美国。他肯定地说,不管去留,中国人对他们并不会有何留难。

访华团好奇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威尔斯告诉他们,中国男孩和女孩比美国人害羞,恋爱要经过较长的时间。

到中国7年之后,威尔斯与一位中国姑娘结了婚。1965年,回到美国。第二年他出版自传,称自己当初之所以拒绝遣返,是因为对杜鲁门总统撤了他的偶像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不满。

“他们并没有用电极刺激我们的头部,也没有把我们变成一个机器人听从他们的命令。他们慢慢地,一步一步、一个观念一个观念地感化我们。”他说。

8月29日,代表团坐火车前往长春。代表团三位领导成员之一的鲍勃·威廉逊曾告诉媒体,访问日程是先由他们自己提出想要去的地方、想要看的内容,然后再据此安排的。

他们参观了苏联援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旅顺军港。在旅顺军港,科恩被禁止拍摄。在华期间,他被允许拍摄一切所见之物,这是唯一例外。

科恩回忆,参观一些工厂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中方解释,这些厂里正在展开反右斗争。这些右派分子利用1956年的“百花齐放”方针,做出了极端的行为。


广东的公社社员。

探视美犯


随后,代表团返回北京。9月6日,出席了全国青联和共青团中央为欢迎来访的25个国家的111位青年代表举行的招待酒会。周恩来出席了酒会。

9月7日上午,代表团探视了狱中的两名美国间谍:约翰·托马斯·唐奈和理查德·乔治·费克图。

1952年10月29日夜,唐奈和费克图乘坐一架没有标志的C-47飞机进入吉林安图县上空,准备接回一名空投间谍。飞机被埋伏的火力击中,两名飞行员毙命,唐奈和费克图跳伞被俘。1954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以“进行特务活动危害中国安全”罪名判处唐奈无期徒刑,费克图有期徒刑20年。同一天还审理了另一起美国间谍案。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上校阿诺德等14人驾驶侦察机进入中朝边境进行战略侦察,被中国战斗机击中跳伞,3人死亡,11人被俘。阿诺德获刑10年,其他人也分获不同刑期。

公开审判的消息传出,美国朝野震惊。中方利用这一契机,终于迫使美国人坐到谈判桌前,双方从1955年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中方分两次释放了两案在押美国人,但不包括唐奈和费克图。美国则坚持不解除旅行禁令。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称,美国不能容忍其他政府将美国人关进牢房,并以之要挟美国。

只有15名正式代表得到这次探访机会。唐奈和费克图是分开关押的,15人分成两组,分别探视。他们被告知,不能询问案情。如果配合,就将被允许探视关押在上海的其他美国犯人。科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不许摄像,他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美联社特约记者拉里·莫亚。

费克图穿着蓝布衬衫、布裤子和球鞋,没刮胡子。他说,自己和唐奈曾要求关在同一个牢房,但未能如愿。

费克图说,他在波士顿大学求学时的志向是成为一名足球教练,因为经济拮据开始为政府工作。有人问费克图:“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吗?”他回答说:“是的。”

他说自己身体很好,1955年1月做了最近一次体检。他每天有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也会想办法锻炼大脑,比如逐个回忆老友的样子。伙食比中国犯人要好,有面包,而不是米饭。

费克图要代表团转告他在美国的母亲,他身体健康,过得不错。有人问他是否有话要对媒体讲,他说:“没有,但是告诉他们设法让我离开这里。”

唐奈晒得很黑,剪了平头,穿着红色衬衣、黑色裤子和帆布鞋。和费克图一样,他也经常接到家信,在监狱的头两年中,他接到了680封美国亲友的信。

宣判后,他和费克图被带到中国各地旅行了六个星期,回来后深受震动。他说:“我从来不是一个认为自由企业至高无上的人。我现在深信,某种形式的计划经济对中国、印度也许还有世界上其余国家是一个办法。”

唐奈与一个会讲英语的中国犯人同住一间。他也说自己身体很好,大部分时间是在牢房中看书,跟狱友聊天,或者呆坐。他能看到马列主义书籍、小说和美国杂志。外界消息也时有听闻,比如肯尼迪总统遇刺。但直到获释后,他们才知道美国宇航员登上了月球。

科恩事先已与NBC约定,预留好周日早晨的版面(访问是周六)。没想到,15人回来后都拒绝向代表团其他成员透露会见内容,要他们等待统一发布的“官方版本”。

科恩不满地认为,“7人联络小组”本是大家选出来做联络工作的,却以领导者自居了。他至今认为,这些人毁了一个好故事。

探视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团长华伦·麦肯纳首先表示,他们中大多数人相信,和平事业不仅是职业外交家的事情。周恩来表示赞同,赞扬代表团做了“两国人民往来的先锋”。麦肯纳说,代表团成员事先商定,每人问一个问题。周恩来笑着说,这是机会均等。

史蒂·泰勒首先问,24个美国记者是否被允许进入中国?

他指的事情是:1956年,中国邀请16家美国主要新闻机构派记者来华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在各方压力下,1957年8月22日,也就是美国青年代表团进入中国前夕,美国国务院终于同意,作为实验,可以给24位记者颁发有效期7个月的访华许可。

周恩来回答,美国国务院只同意美国记者到中国来,不许中国记者到美国去。这件事情还应当经过新的努力,要使双方能在互惠的基础上交换记者。

杰克·罗森说:“今天我有机会去访问了在中国的一个美国犯人,你知道,在华美犯问题是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论的问题。中美两国正常关系的建立对这些美犯的地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有的话?”

周恩来请他转告在中国监狱的6位美犯的家属,欢迎他们来探监。他说,美国人民很关心在中国监狱里的六位犯人,中国人民也同样关心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特别是5000中国留学生。但不应该把这作为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先决条件。

李却特·兰恩问:目前的反右派斗争是否同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一致?周恩来说:是一致的。因为百花里面有好花,也有坏花。坏花大家就评论它一番,说它不好。花以外,还有毒草,长出来以后,就要把它锄掉。

科恩对周恩来的印象是温文尔雅,很有外交风范,英文讲得不错。他关注的是中国对待反共国家的外交政策。周恩来回答,中国愿意同任何国家建交,不管其意识形态。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当年底,中国政府以“驱逐”方式释放了费克图,对唐奈改判五年徒刑。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与周恩来会谈时,代年迈体弱的唐奈母亲向中国政府请求仁慈。1973年2月1日,他在美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公开承认唐奈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当年10月,唐奈被以“驱逐”方式释放。

回国后,费克图当上了波士顿大学体育系主任,他开玩笑说,这得感谢在中国坐牢时天天坚持锻炼。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唐奈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康纳迪克州当律师。期间,他与一位原籍沈阳的中国女子结婚生子,这名女子的老家就在他们乘坐的飞机被击落的地点附近。


上海电影制片厂女演员。

“汉阳一中事件”


探视美犯的第二天,代表团登上了前往武汉的列车。

几乎每天,接待人员都会送来最新的《纽约时报》。这天,他们从报上看到了关于“汉阳一中事件”的报道。

就在两个月前,因湖北省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城乡严重不均,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走上街头,冲击县政府,并强拉县长去省教育厅请愿。事后,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被说成是湖北民盟主任委员、大右派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富农出身、对学生采取温和态度的副校长王建国,有眨眼习惯、被认为给王建国使眼色的教师钟毓文,以及曾来汉阳一中发展民盟成员的县图书馆管理员杨焕尧,被判处死刑。9名教师和1名学生被判处有期徒刑。

代表团申请访问汉阳一中,得到了同意。

9月9日,湖北省汉阳县委接到省委电示,立即研究接待方案。从县直机关,到各单位,直至居委会,都开会统一思想认识,并动员群众打扫街道,整顿镇容,清除了大街小巷张贴的死刑布告。

汉阳一中宣布了纪律:全校师生不得主动接近美国青年,所有谈话一律通过翻译进行,被问到“汉阳一中事件”要根据公开材料谈,没有公开的不准谈;不准接受美国代表给的东西,小纪念物品可留下,报告上级再作处理;不准与美国代表说英语,等等。

在正在汉阳一中读高一的刘富道看来,这些规定大部分是多余的。除了精心挑选的在校门口迎候的数十名同学,其他同学根本无法见到代表团。当时只开俄语课,也没人能用英语交流。

刘富道最早是从父亲那里听说访华团将要来访的消息的。他的父亲在汉阳县人委会招待所做管理员,代表团将下榻此处。条件简陋的招待所粉刷一新,所有床铺都换上了崭新的白床单。

访华团抵达汉口后,首先由新华社和《湖北日报》两位记者向他们介绍了“汉阳一中事件”。新华社记者后来发的内参文章写道,部分代表态度很是无礼。拉里·施瓦兹说:“这样的介绍是给我们打预防针,还不及看报纸,我一点也不感兴趣。”

9月11日上午11时,访华团中的11人在一名女翻译陪同下到达汉阳县,科恩也在其中。

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新任汉阳一中校长李毅回答了代表团提出的26个尖锐的问题。他原为汉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曾担任汉阳事件调查团副团长。县委一位副书记则坐镇会议室隔壁房间。

代表团提问的焦点是:中国政府是依法镇压混进教师队伍的反革命分子还是学生运动领袖?双方争辩了几个回合。访华团被允许查看宣判大会现场,但会见被处决者家属及事件组织者的要求被拒绝了。

为了招待代表团午餐,学校新买了全套红花细瓷盘碗,请了校外名厨,县卫生局药检师到场检验食物和饮料卫生。据接待方观察,代表团吃得很满意,谁想吃哪盘菜就站起来将它拖到面前,人人争先恐后,一大桌山珍野味在一小时内一扫而光。

下午2点多,代表团会见了学生代表。会见结束从办公楼出来时,正好赶上学生下课。

汉阳一中的学生们对这次来访议论纷纷。谈论最多的,是一个高鼻子美国青年,一路举着摄影机拍街景和校景,连街上赤膊赤脚的劳动者、学校的猪圈、操场外的私人厕所都不放过。“我们这些充满爱国情怀的青年学生,对此深深厌恶。”刘富道说。

由于拉里·莫亚也为美联社摄影,科恩不能确认这位高鼻子青年是不是自己。

1986年,湖北省委报经中央批准,为“汉阳一中事件”彻底平反。刘道富后来成为湖北作协副主席,7年磨一剑,出版了全纪实作品《汉阳事件》。


上海“大世界”中表演杂技的骑车人。
“我们已经体验出这种团结和力量”

在武汉,代表团还会见了朝鲜战争后留在中国的另外4位原美军战俘:30岁的理查德·柯敦、26岁的哈罗德·韦伯、28岁的克拉伦斯·亚当斯,以及鲁希。他们都表示,已在中国安居乐业,也许会考虑短暂回一下美国。

拒绝遣返的这21名美军士兵,文革前绝大多数都回到了美国。回国后,许多人背负着叛国者的恶名,经历了艰难的时刻。

在武汉期间,代表团还访问了湖北省第二监狱、武汉医学院、武汉市立二医院,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武汉歌剧院,游览了东湖和归元寺等。这些行程均有公开报道,唯独到汉阳一中访问,国内报纸上只字未提。

结束武汉行程后,代表团先前往南京,访问了南京大学、江苏省中医院等地,再前往上海。

9月19日,访华团获准探视了被监禁在上海的三名美犯。他们是:麦考密克神甫、华格纳神甫(都已定于1958年6月释放),以及休·弗朗西斯·雷德蒙。雷德蒙1946年来上海,曾在美驻华海军部门工作,在上海、北京等地搜集情报,1951年被捕,后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

在会见中,雷德蒙态度冷淡,因为他不知道这些美国人是怎样获准访问莫斯科和中国的,直到会晤结束前态度才变得稍微和蔼。他说:“我想你们是违犯美国法律到中国来的,我不愿意我自己由于会见你们也违犯法律。”

代表团的行程中没有天津,因此没有探视在中国的第6位美犯,原天津公懋洋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甘成恩。他被控搜集情报等罪,1951年被捕,被判有期徒刑15年。

1961年,甘成恩因病提前获释,出狱后不到一个月即去世。1970年,雷德蒙在狱中自杀。

离开上海后,代表团乘专车赴杭州,一天后抵达广州。

流经广东的珠江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河流,10万船民生活在珠江上,被称作“疍民”。科恩在一条船上看到,一家三代住在这只船上,女人和孩子们收集树枝生火做饭,孩子穿着救生服,坐在简陋的椅子,借着灯泡的微弱光亮读着翻旧了的教科书。

参观公社时,科恩在一面墙上看到一张告示,他看不懂中文,但是照片旁的名字上打着红勾,他知道这意味着此人将被处决。他调转摄影机镜头,摇摄围观人群,镜头前是一双双警惕和敌意的眼睛,没有人说话。这是访华期间最让他难过的时刻。

他在广州度过了自己的27岁生日。中方为他准备了一个小的生日蛋糕,不过没有聚会。

随后,代表团返回北京。他们的旅行期限获准从三星期延长到五星期,这样可以参加国庆大典。

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阅兵和游行庆典,代表团被邀观礼。为了表示尊重,科恩花5美元买了一套蓝色中山装。他看到几乎每个中国男人都这样穿,觉得自己应该入乡随俗。

代表团团长华伦·麦肯纳在观礼台上发表谈话说:“这个国庆节是表现中国人民的骄傲和力量的伟大日子。在这次旅行中我们所有美国人都看到这种骄傲。我们已经体验出这种团结和力量。”当晚,北京电台广播了他的谈话。

让科恩惊喜的是,中国不但许可他全程拍摄,而且还提供帮助,让他通过外交途径随时将拍摄完的胶片寄往莫斯科,交给NBC的欧文·R·莱文,再航空寄回纽约NBC总部。胶片未经冲印,也未经审查。

他和作为NBC广播部特约记者的爱德华·霍启曼还被允许使用北京电台的设备,直接向位于旧金山的NBC广播。


长江边的码头搬运工。
从《红色中国内幕》到《科恩眼中的中国》

国庆之后,代表团结束了访问,一部分经由莫斯科回国,一部分经由香港回国。

科恩经莫斯科回到巴黎。在那里,他去美国驻巴黎领事馆领取了八、九、十这三个月的退伍军人助学金,然后退出了博士学位课程,于12月初飞返纽约。

科恩赢了与移民局的斗智,顺利入境美国。但这只是第一个回合。事情远远没有完。

第二年,他的护照到期,美国国务院拒绝为他换发新护照。他为此提起了上诉。

在美国全国紧急事件公民权利委员会律师的陪同下,他去了华盛顿。一起参加这次听证会的还有拉里·莫亚、爱德华·霍启曼。

科恩的听证3分钟就结束了。他拒绝回答“是否是共产党员”“是否订阅了《每日工人》等共产党出版物”这类问题,要求将调查集中于他1930年9月24日出生于美国费城这一事实上。不出意外,他没能获得新护照。

1959年,代理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杜勒斯病逝)告知他,如果保证不再持护照去中国,即可换领新护照。他接受了这一条件。

回国后科恩才知道,NBC在播出的11条新闻中使用了他拍摄的素材,但大部分素材尤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镜头都未播出。这部分素材的版权不归NBC。

科恩将剩下的素材剪辑成一部近50分钟的片子《红色中国内幕》,带着它四处演讲,开始是在小型私人聚会上,后来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等机构。他讲了100多场,每场能赚1000多美金。科恩说,当时这是很大一笔钱,1200美元都可以买一辆大众汽车了。

后来,他又将影片配上解说词和音乐,在电视上播出。1960年,他收到一封来自肯尼迪政府副国务卿切尔斯·鲍尔斯办公室的信,褒奖了《红色中国内幕》。

1978年,中华全国青联邀请美国青年代表团部分成员再次访华,科恩也在其中。他本想再制作一部纪录片,但期间妻子诊断出罹患癌症,计划只能搁置。

1988年,他受邀再次来到北京,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共同制作穿越长城的影片。拍摄由于1989年的北京风波而再次搁浅。

2015年,85岁的科恩终于得偿夙愿。他与长春广播电视台合作,重访中国,制作了四集纪录片《科恩眼中的中国》。

他现在几乎每天都会看《中国日报》,关注中国的最新发展。回忆起1957年的访华之旅,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访问的最大意义,在于给了他一个全新的视角。

“现在中国在我眼里不仅仅是另一个国家,而是占地球总人口四分之一之多、努力摆脱贫穷和各种纷争的一群人类的聚合之地。”科恩说。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10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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