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破局者钱其琛

往事 宋春丹 黄卫
钱其琛常说,好的外交家,不是盲目强硬,而是知道国家 的核心利益在哪里。要懂得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问题上, 做出合适的妥协


2001年3月“两会”期间,钱其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图|中新

外交破局者钱其琛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黄卫

北京时间5月9日22时30分刚过,曾经担任钱其琛秘书、跟随他10年之久的沈国放获悉了他于半小时前去世的消息。

一个月前,沈国放去北京医院探望了钱其琛。钱其琛双目紧闭,听到他说话,只睁开眼睛看了下他。钱其琛住院三年来,他每两个月会去医院探望一次,但已经无法交流。

5月3日晚他就获悉钱其琛已处于抢救状态,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但接到消息时,还是难以接受恩师离去的事实,更为自己因在美国公干无法赶回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而难过不已。

钱其琛被一些外国媒体称为中国“外交教父”,沈国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没有这样的提法,但外交部很多人的确视他为师。

钱其琛是改革开放后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国外长。公认的是,他担任外长的十年中,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最困难、最复杂的时期。他以原则和灵活兼备的审时度势,以外柔内韧、宠辱不惊的特有风格,突破了困局,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学运出身

“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这样写道。

1942年,14岁的钱其琛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担任了该校的党支部书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学刚毕业的他被提拔到中学区委,开始与比他年长3岁的钱李仁共事。

今年5月9日晚,93岁的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钱李仁突然听儿子说,钱其琛去世了。他赶快打开电脑上网去看,消息没错。关上电脑,他开始尽力回忆他们年轻时在一起战斗的时光,但时隔太久了,那些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当年,中共中央上海局下辖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工作对象,市委又分为工人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学委)等,学委下辖若干个大学区委、专科区委、中学区委,每个区委再联系若干学校支部。钱李仁和钱其琛都是中学区委委员。

钱李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在党支部工作不到三年,就提拔到区委,这种情况很少见。他觉得,原因之一是钱其琛头脑十分灵活。他在会上话不多,有事说事,工作中懂得运用“辩证法”,正面事物注意反面影响,反面事物会开掘它的正面用途。他很善于做灵活细致的群众工作。例如,对于那些死读书、不关心政治的,就引经据典,用孟子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等话语,来引导对方认识到国难当头的时局。

他们主要利用上海租界为据点,组织学生运动。区委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每周或两周开一次会,地点就在条件比较合适的委员家中,平时则很难见面。

当时工作都靠脑子记,实在需要稍作记录,也要用代号。钱李仁还能记起的有:s指代党员,y指干部,z指一般积极分子,m指普通群众,3s就是3个党员。不能使用工作笔记本,只能记在一些不显眼的代用品上;回去后,记录要尽快销毁。

1947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调整,学委下面加设中学委员会,管辖所有的中学区委。钱李仁被任命为中学委员会书记,委员三四人,是从40来人的中学区委委员中选出的,钱其琛是其中之一。

1948年冬,为迎接解放,市委机构再次调整,下面不再按工作对象划分,而按地区和界别划分。钱其琛分到徐汇、长宁、杨浦联合区,钱李仁分到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党组,两人就此分开。

钱其琛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职员。他1945年高中毕业后进入该报馆,在上海馆会计科做财务工作,后调入总管理处做稽核工作。

《大公报》老人刘诚对媒体回忆,钱其琛在解放前夕悄悄离开了报馆。此前大家竟一点都不知道,他是一位共产党员。

刘诚说,钱其琛非常念旧,后来身居高位,依然与《大公报》老同事保持联系。“偶然有见面,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诧异,觉得他这么大的官,怎么对这帮老头老太太这么客气?工作人员不了解,我们在年轻时候就相识了。”

1948年冬后,钱李仁和钱其琛工作上再无交集,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离休后,每逢春节,钱李仁都会给钱其琛寄一张贺卡,钱其琛会回寄一张签有自己名字的贺卡。

2004年,钱其琛出版《外交十记》,专门送了钱李仁一本。钱李仁的夫人身体抱恙,钱其琛也曾来探望。

钱李仁说:“这说明一直到年老时,他还是记得当年的友谊的。我也深切怀念当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

晚年,钱其琛的身体每况愈下,钱李仁有时会去医院探望他,但他已经说不出什么话了。2015年,钱李仁又去医院探望了他,这是他们所见的最后一面。

十年在苏、两赴非洲

建国后,钱其琛进入共青团系统,任共青团上海市徐汇、长宁、杨浦区委书记。1953年,他调任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

1954年8月,钱其琛被选派到苏联中央团校学习。那一年他26岁,女儿刚出生20多天。

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选派团干部去苏联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钱其琛参加的是第4期,19名学员,加两名翻译。赴苏之前,他们只受了半个月的俄语训练。

团校坐落在莫斯科近郊的小镇威什尼亚基,学校周围有一片白桦林和一片湖泊。除课堂学习外,学员们冬季还要学习滑雪,平时经常外出参观,还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天鹅湖》,听歌剧。

毕业后,钱其琛被分配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在留学生管理处担任二等秘书,后升任副主任。那期间,他几乎跑遍了有中国留学生的所有苏联院校。1960年,他调任使馆研究室主任。

1962年,钱其琛奉调回国。这时,他已整整在苏联待了8年,见证了中苏关系从蜜月期到恶化的过程。

回国后,他进入高等教育部(1966年并入教育部),先后担任了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

1964年,他随部长杨秀峰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四国,历时一个半月,同行的还有季羡林等人。在非洲,他们受到了热情洋溢的接待,沿途警察立正敬礼,群众挥手致意,儿童高呼“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刚访问非洲。)这成为了钱其琛“非洲情结”的起点。

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下放到位于安徽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4月,他突然接到调令,调往外交部,担任驻苏使馆政务参赞。

驻苏使馆相当冷清,没有多少外交业务。除了一些礼节性拜会,不是向苏联提出抗议,就是驳回对方的抗议。

使馆人员被盯梢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钱其琛干脆直接对“盯梢”的人说:你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们正好不认识路,还是请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带路吧。对方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7月,钱其琛被任命为驻几内亚大使兼驻几内亚比绍大使,重返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他发现,风光依旧,但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当年人们随民族独立运动所迸发出的激情似乎消散了。

中几关系非常友好,但两国晴朗的天空偶尔也会飘过中苏对抗的阴云。

1976年11月,钱其琛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至此,他的外交生涯开始踏上快车道。

从新闻司长到外交部长

1976年,王嵎生进入了外交部新闻司,从科员到处长,一直在钱其琛的领导下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对钱其琛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平稳,很注意方针政策,注意兼顾各方利益、兼听不同观点。

王嵎生说,外交部新闻司主管国际形势分析,每天要向中央反映国际动向和舆论导向。钱其琛非常注重为中央提供高质量参考。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实施南下印度洋战略,国际上众说纷纭。当时中美刚建交不久,外交部新闻司把向中央反映美国的舆论动态作为工作重点。钱其琛要求,简报要短,内容要详实。

新闻司为此搜集了成百上千篇相关文章,但写成《新情况》简报后,不到1000字,标题为《美国怎么办》,包含六条主要观点。此前,新闻司从没有做过这样简短的简报。

经过努力,美国终于与中国签署了针对台湾问题的《八一七公报》。

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一再就美对台军售提出抗议,中央很关注美国的舆论动向。这时,美国一家周刊发表文章《中国无法不吞下这颗“苦果”》,声称中国当时的主要对手是苏联,中国担心苏联的威胁而有求于美国,所以最终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

新闻司很快将文章直译出来,登在外交部内刊《新情况》上,标题为《中国果真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吗?》。钱其琛看后,迅速报送外交部领导和中央领导。邓小平当天在简报上批示:要中国吞下这颗苦果,没门。他指示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第二天在北京机场为结束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黑格送行时,一定要明确告知。

1978年,沈国放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也进入了外交部新闻司。

这期间,他几次随钱其琛出差,其中一次是陪外国记者去西藏访问,接触较多。两人还是同一个党小组的成员,过组织生活发言时常有交流。他想,可能就是这些接触,让钱其琛了解了他,为他日后担任钱其琛的秘书打下了基础。

在钱其琛担任新闻司司长时期,外交部开始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建立新闻发言人的契机,是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1982年3月24日在塔什干发表的讲话。针对其中释放的改善苏中关系的信号,邓小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

作为外交部也是新中国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召开了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声明:“注意”到了讲话,“坚决拒绝”对中国的攻击,“重视”实际行动。没有问答环节,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是钱其琛以新闻发言人身份第一次主持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一个多月后,他升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苏联东欧事务和新闻司工作。

1984年,经钱其琛本人推荐,沈国放从新闻司调到外交部办公厅,成为钱的秘书,直到1993年底调回新闻司担任副司长,历时10年,是跟随他时间最长的秘书(1988年钱升任外交部部长后增加了一名秘书,1991年担任国务委员后又增加了一名)。

在外交部副部长任上,钱其琛从1982年起担任了中国政府特使,与苏联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政治磋商。1987年,两国恢复了边界谈判,他又出任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团团长。政治磋商和边界谈判一般一年各两次,一次在中国,一次在苏联。

政治磋商共进行了12轮,直到1989年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实现关系正常化。钱其琛主持了其中11轮。

他没有主持第12轮。因为,1988年4月,他接替吴学谦,出任中国外长。

突破外交封锁

就在钱其琛担任外长的第二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西方对中国实行外交封锁。他在《外交十记》中感叹: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和中央的指示,钱其琛抓住一切机会扩大对外交往,开始一点一点为外交破局。

利用海湾战争的契机,和美国周旋;以西方制裁中国的联合阵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日本为突破口,“分化瓦解”;巩固非洲老朋友的支持,开创了中国外长每年制度化访问非洲国家的先例……都是其中的步骤。

沈国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是一个天生的外交谈判家,冷静从容,绵里藏针,既坚持原则,又体现灵活。钱其琛常说,好的外交家,不是盲目强硬,而是知道国家的核心利益在哪里。要懂得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问题上,做出合适的妥协。

1991年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这是1989年6月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贝克说,他这次来,等于“装满了中国的篮子”,现在他需要中国给他的3只空篮子(防武器扩散、经贸合作、人权)里装满东西。而中方则希望美国支持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于是,双方围绕彼此的篮子展开了艰苦的谈判。

17日中午,钱其琛与贝克展开了最后一轮谈判。谈判异常艰苦,从中午一直谈到下午5点半,以至美方专机离京时间7次推迟,原有的安排完全被打乱。

沈国放用了“白热化”来形容那场交锋。一度,贝克收起文件夹,起身说不谈了。钱其琛一动不动地坐在谈判桌前,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两分钟后,贝克又坐了回来。沈国放认为,中方在这场谈判中取得了心理优势。

贝克卸任公职后,于1997年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私人使节。1998年,沈国放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贝克请他喝咖啡,托他代问钱其琛好。

“他的外交智慧、外交谈判能力,我没有看到第二个。我现在不是美国官员,我可以讲这话了。”贝克告诉他。

建交风云

钱其琛常说,一个好的外交家,要有大局观念、战略思维。这个大局,就是抓住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1989年后,中国与沙特(1990年7月)、新加坡(1990年10月)、以色列(1992年1月)、韩国(1992年8月)先后建交。沈国放介绍,这些建交成果,得来不易。尤其是与沙特和韩国建交,有很多复杂因素。沙特受到美国的极大压力,韩国问题则涉及中朝关系。

沈国放记得,1992年7月中旬的一天,他陪钱其琛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专程去向朝鲜通报。

对这一特殊使命,连钱其琛都感到不轻松。在专机上,他一直不太踏实,不知道金日成会作何反应。他对沈国放等人说,他估计金日成对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有数的。

见到金日成后,钱其琛转达了江泽民的口信。他说,江总书记指出,目前中朝两党关系发展良好,中方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当前国际形势动荡,随时可能有变,宜抓紧时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方认为,与韩国谈判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相信这个考虑和决定会得到朝方的理解和支持。

金日成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之后,看了一下他们带来的礼物——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就送客告别了。

这次会见,是金日成历次会见中国代表中时间最短的,也没有例行的宴请。

与独联体国家的建交,则可谓钱其琛“决策时多思多谋,执行时高速高效”的座右铭的体现。

1991年底,苏联解体。局势瞬息万变,以至新任大使带去的致苏联的国书还没递交上去,苏联已不复存在,需要换成致俄罗斯的国书。

当时,以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为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在当地访问。接国内指示,立刻就地开始与刚独立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进行建交谈判,签署建交公报。因当场来不及打印,许多建交公报的正本都是手工誊抄的,开新中国建交史之先河。

不到一个月,中国就与11个独联体国家签署了建交公报。

外交部的“老钱”

李肇星讲过一个带着玩笑成分的经典故事。

钱其琛离休后,李肇星有一次去看他,为不知如何称呼是好犯了愁。听到警卫员称呼“钱副总理”,便跟着学,说“钱副总理好”。钱其琛笑着说:“小李,你怎么一两年不见,水平下降这么多,四个字说错三个?我不是副总理了,还姓钱倒是对的。”

沈国放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老新闻司大部分人确实一直称呼钱其琛“老钱”。他自己在正式工作场合之外,到钱其琛家里,也是一直称呼“老钱”。

对1954年就进入新闻司的马毓真来说,钱其琛不仅是领导,也是恩师。

1976年钱其琛担任新闻司司长时,他是一处处长。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在钱其琛的领导下工作,直到退休。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马毓真作为第一任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与钱其琛同机前往香港,参加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从1993年起,钱其琛先后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筹委会主任委员。

马毓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从未有人在“一国两制”下办过外交。面对这个新课题,钱其琛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他。

钱其琛说,这个工作无先例可循,要多请示汇报,勤思考,多学习,一案一总结,积极协助特区政府处理涉外工作,尊重并信任他们。

在钱其琛的直接指导下,马毓真所领导的特派员公署很注意把握“尊重”和“信任”两点,让特区政府公务员感受到中央的支持。

沈国放也深深感激钱其琛对他的培养。他说,在钱其琛身边工作10年,等于读了一个外交专业的研究生学位。

钱其琛要求秘书除了安排好主管领导的日程、联络等,还要参与到具体外交业务中去,不能只忙于事务性工作。他每次到联合国开会,总会密集会见各国外长。他让沈国放参加部分双边会谈,担任记录。这给了沈国放很好的锻炼机会,使他日后能够成长为外交部发言人、驻联合国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

几乎每位受访人都提到,钱其琛对下属总是很尊重,从不发脾气。

外交部礼宾司原司长鲁培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没有部长架子,跟他接触没有隔阂感。

沈国放说,跟钱其琛10年,从没见过他生气发急过。下属工作有不周之处,他也不会责怪、否定。“我跟他时间长了,知道有的话实际上是在批评你,一般人听不出来。”

研究报告或给中央起草的报告如果写得不成熟,他会将下属请到自己办公室,说,下次你们要改进一下。并具体指出,哪些地方要写得更明确一些,哪些地方不需要写。

副总理出任大学院长

1998年3月,70岁的钱其琛卸任外长职务,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前一年的中共十五大上,他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期间,北京大学准备成立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人选一直迟迟未决。钱其琛当然是大家心中的最佳人选,北大内部对此进行了讨论,但都没什么信心。很多人忠告他们,此事难度太高。不过,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仍然决定试一下。

1999年夏天,他来到北戴河拜访钱其琛,去之前,准备好了各种说服理由。没想到,钱其琛听后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时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佳洱校长特别感动,大家的精气神儿马上就起来了,有个精神领袖在,不需要他做具体的工作,这个高度就是精神的高度。”

1999年秋天,钱其琛只带一个警卫,轻车简从来到了北大国际政治系。当时,北大国际政治系在5层的老法学楼里占了一层,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教研室里挤了十几个人。钱其琛看后说:“关键要做事,外交部原来在朝内大街的旧址办公,中国外交就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袁明觉得,他说话简约,但分量很重。

2000年1月,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钱其琛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作了就任后的第一场演讲。

他提出,国际问题研究应该分为三线,外交部是一线,研究机构是二线,学术机构、大学是三线,三方面应该相互配合。

袁明认为,钱其琛答应做院长,而且不是名誉院长,是因为他在欧美发达国家看到的很多思想库令他印象深刻,使他对研究国际问题十分看重。

2001年,袁明来到钱其琛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跟他谈外交部试行东亚思想库的问题。钱其琛轻叹一声说:“哎呀,东亚研究真正有影响的思想库还是在欧美啊,要说思想嘛,新加坡还有一些。”袁明问是不是指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钱其琛笑了笑,没再多说。

这年9月12日,袁明去钱其琛的中南海办公室看望他,说自己本来马上要赴美,但就在前一天发生了911事件。 钱其琛言简意赅地说:“现在去最安全。但特别要注意宗教极端势力,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古老问题的现代表现。”

在担任院长的五年时间里,钱其琛共来到北大国关学院作了五次报告。五篇讲稿后收入《外交十记》中。他的前秘书刘碧伟曾说:“这都是钱副总理自己一笔笔写出来的。”

2003年9月10日教师节这天,钱其琛最后一次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作了题为《伊拉克战争与美国》 的演讲。这篇演讲长达8800多字,具有很前沿的学术视野。

他指出,伊拉克战争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美国现在要先发制人,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相信,中美关系仍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20年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也不会改变。

最后他说,他已经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也要向北大领导提出辞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职务的请求。他祝愿同学们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钱其琛卸任院长后,袁明每年春节都去拜访他。

2008年春节,她去钱其琛家里拜年,他的动作已经十分迟缓,记忆功能也在衰退,多由夫人周寒琼代他沟通。回想起当年钱其琛在北大国关学院作报告时神采奕奕的样子,袁明心里很难过。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钱其琛。

出版《外交十记》

“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

2003年3月,75岁的钱其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常居上海,鲜有露面。兴之所至,他做了一首五言诗抒怀,其中就有这两句。

《外交十记》,就是叙往事的成果。此前,新中国历任外长从未有出版回忆录的先例。

钱其琛对出版该书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说,有些事在国外有很多版本,如果不把真实情况讲述出来,多年以后,那些非真实的东西就变为事实了。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89年7月1日,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为了保密,他乘坐的美军运输机C-141涂掉标志,空中加油,中途不着陆。在与布什总统合着的《变革中的世界》中,斯考克罗夫特写道,C-141进入中国时,差点被不知情的中国军方打下来。幸好他们走运,请示电话直通到了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明确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据他所知,中美两国事先就此进行了周密的磋商,专机正是按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中国领空的,斯考克罗夫特说的“险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编写组成员由6位退休大使和外交部5位在职人员组成。

一天,外交部新闻司处长宋荣华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要求推荐一个文笔好的年轻人加入编写组,并要求先试写一篇小文考察文笔,当天晚上就交。由于到了下班时间不方便找人,他就自己写了两三百字交了上去,几天后收到了进组的通知。

动笔前,钱其琛召集编写组开会,叮嘱大家:这本书不是人物传记,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撷取十个重要的事件。文风要平实,不追求华丽辞藻,不搞宏篇巨论,力免假大空,要有可读性。他还复印了杨绛的《干校六记》,让编写组参照其文风。

钱其琛选定了其外交生涯中的10件大事。编写组首先在外交部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资料,查找媒体报道,将事件理清。无法确定的事件背景和内幕,则集中选一个时间,和钱其琛讨论。钱其琛虽然从不记笔记,但对事件的经过和很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让宋荣华印象很深的是,钱其琛对于一些敏感事件没有刻意回避,对打过交道的人物也会有坦率的评述。如他评价老谈判对手美国国务卿贝克:贝克办起外交来,一如经商做买卖。在谈判桌上,他的口头禅是:“让我们做个交易。”

初稿出来后,钱其琛逐字逐句与编写组推敲。历时五个月后,书稿完工。出版社原本建议书名定为《钱其琛回忆录》,钱其琛拒绝了。他非常喜欢《浮生六记》和《干校六记》,遂命名为《外交十记》。他还特别提出,不希望把自己的头像放在封面上。

2003年10月,《外交十记》由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编写组开了一个小型总结会,钱其琛很客气,坚持给每个人发了1000多元辛苦费,以示感谢。

2004年,钱其琛捐赠了《外交十记》的版税,在外交学院设立了《外交十记》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学兼优、有志于从事外交事业的贫困生。

2006年3月,钱其琛在纽约出席了《外交十记》英文版推介会。

他说,作为中国外交一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能够以书为媒,与广大英语读者分享这些经历,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他谈到,这些年经常想起书中提及的那些美国朋友。尽管源自不同传统,处于不同国情,对世界的看法存在差异,但相同的外交工作使他们相互了解,相似的对各自国家的责任使他们成为朋友。

他说,历史启示我们,只要我们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同时,也了解对方的关切,只要我们坚持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够减少摩擦和误解,增加了解和相互信任。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04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