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科: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封面故事 杨智杰 周群峰
这个隐秘而脆弱的患者群体 应该由谁来保护?


几年前,河南一家报纸刊登男科医院广告,擅自使用潘石屹的照片作为“代言人”,并配有广告词“一次选择,一生幸福”。潘石屹得知以后,直斥“不要脸的医院”“不要脸的报纸”,并使用了一连串叹号来表达自己的气愤。


除了这位知名的地产大咖外,在男科医院广告中“被代言”的名人还有古天乐,他的肖像被一家医院盗用,将其在电影《枪王之王》里的剧照改成传单四处散发,内容是“60元割包皮”。


演员明道也曾“现身”男科医院的广告。在湖南邵阳大街小巷的一排排广告牌上,明道的照片和“前列腺炎”“包皮手术”等字眼展示在一起。


就这样,男科用近乎粗鄙的方式闯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把男人身体最隐秘的问题赤裸裸地暴露在城市最招人耳目的部位。潘石屹的责骂,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人对男科的看法。


在“江湖派”男科在全国各地招摇过市的同时,中国男科的“学院派”却有点儿不为人所知。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男科主任医师商学军说,公立医院的男科“有一种阳光照不进角落的感觉”。商学军也是公开发行的男科学和生殖医学类核心期刊《中华男科学杂志》的主编,他还担任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2015年11月29日,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家男科医院,通过山寨维多利亚的秘密模特秀、健身猛男与人体彩绘女组合表演、美女免费发放避孕套等形式开展宣传。图/视觉中国


男科不是“科”


2017年10月28日是官方确定的第18个中国男性健康日,今年的主题是:“关爱男性健康,构建圆满家庭”。在此之前,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主办的第18次全国男科学学术会议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据报道,来自国内外各大医疗机构的近 1000名泌尿男科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在中国的医疗系统,男科如此走进大雅之堂的机会并不多。与许多莆田系民营医院靠广告大行其道而招徕病人的情况不同,很多正规医院甚至还没有给男科一个“名分”。


据介绍,目前国内医院是沿用1994年9月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来设置科室的——35个一级学科和130个二级学科中并没有设立“男科”。截至2016年,除了部分科目修订外,名录里只新增了“疼痛科”和“重症医学科”两个诊疗科目。


商学军说,“三甲医院的男科因为不是独立诊疗科目,所以,平常虽然有男科,但在上面检查时,男科大夫必须把牌子拿下来。”这似乎成了医院和医生心照不宣的约定。他所在的医院在建立了生殖医学中心后,便取消了男科科室,男科医生被安排在生殖医学中心开展门诊。


更尴尬的是,男科医生在评定职称时,必须挂在泌尿外科名下。“我们和其他医生一样努力工作,但考执业医生证和晋升职称时,要考查泌尿外科的知识,即使是纸上谈兵,也得为了考试去学习。虽然说医学是贯通的,但是长期不在某个领域,肯定很多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东西是不会关心的。但是,面对泌尿外科的考试时,我们要学习肾癌、膀胱肿瘤……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在实践中没什么用,但晋升职称时必须考它们。”


商学军介绍说,男科病伴随着男性的一生,从出生、青少年、壮年直到中老年。“小孩刚出生时是否有隐睾、包皮问题;在青春期,包皮是否翻不起来,睾丸下垂是否明显或者不发育;进入青年期之后,性功能如何、婚姻家庭和生育方面有什么问题;到了老年,是否因为缺乏雄性激素而造成男性更年期综合征、是否患有前列腺疾病,这些都需要男科来诊断和治疗。”


男科学主要是研究男性生殖系统结构、功能、生理和病理过程的学科。虽然现代男科学属于新兴学科,但人类对于男性疾病的知识积累却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就像人们总是刻意区分中医与西医一样,男科领域的中西医发展脉络也泾渭分明。


根据学者的梳理,中医里早就有男科的内容,国内最早的医学文献《五十二病方》就有对男科相关疾病的描述。《内经》里概括了男性的生理特点, 同时确立以肾为主的生殖轴系,这标志着中医男科学理论框架完全确立。之后的《神农本草经》《千金方》《和剂局方》都记录了对男科病的治疗方案。到了明清时期,傅山撰写的《傅青主男科》成为国内第一部以男科命名的医学著作,但因其内容甚简而未能流传。


西方男科的发展有20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科学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对男性生殖器官的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进行了描述。之后,西方有关男性的研究一直围绕着“唯精学说”和“唯卵学说”进行争论。直到1677年,荷兰学者卢文霍克首次使用显微镜观察到男性生殖细胞精子,使男性生殖研究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跨越,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时隔100年后,生殖医学又有了新的突破性认识——1775年,斯派兰·詹尼用狗进行了人工受精研究,证实了“精卵结合学说”,这是男科学建立的雏形。1849年,伯特·霍尔德首次提出精子是由睾丸产生的,并发现切除睾丸后的动物雄性特征消失,首次揭示了睾丸的内分泌功能。


进入20世纪,科技进步极大地推动了生殖医学的发展,精子生成周期、脑垂体分泌激素调节和控制睾丸的发生、发育及生理功能等一系列研究逐渐获得突破,促进了现代男科学的发展。


“男科学”的英文名称是Andrology,意为研究男性的科学。这个术语最早在19世纪被美国内科和外科医生联合会提出,目的是和妇科区分,加强学界对男性学科的关注。这个词再次被提及是在1951年,德国妇科教授Harald Siebker提议,研究男科学的医生应当被称作男科医生。


其后,“男科学”这个术语被欧洲国家接受并使用。各国的男科学专业研究团队逐渐形成,以往分散于泌尿外科、内分泌科和皮肤科的男性疾病诊疗都统一到了男科学的临床医学范畴中。1981年,国际男科学会(ISA)正式成立,定期召开国际规模的男科学会议。已经具备一定理论和应用技术基础的男科学,此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了探索和发展。


国内现代男科学主要是指西医男科,其发展起步较晚。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男性口服节育药物棉酚,这一过程揭开了中国男科学发展的序幕,所以中国在与计划生育有关的男科技术中,有一定的权威性。


1985年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成立男科学学组;1991年泌尿外科学会也成立了男科学学组。直至1995年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此后,在各地男科学分会的共同推动下,男科学的基础和临床研究都得到快速发展。


男科学以男性生殖系统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性功能障碍、男性不育症、前列腺疾病、性传播疾病四大问题展开科研及临床工作。目前之所以隶属于泌尿外科,也是因为男科所涉及的睾丸、阴茎、前列腺等人体器官都属于泌尿生殖系统。但随着学科研究的发展,男科已演变成与内分泌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交叉的领域。


同属于生殖医学,但男科与妇科的发展相比有很大差距。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男科分会主任委员姜辉说,“中国男科确实比较落后,男性也有自己特有的疾病,女的有妇科病,男的就有男科病。但是,中国的西医妇科已经有一百年多年的发展历史了,男科发展才二三十年,起步晚,欠账多。”


究其原因,姜辉认为是观念问题。“中国男人能忍,有数据显示,女性一辈子看的病比男性多30%。男性病多半和隐私有关,患者不好意思就医。但是现在为什么看男科病的人多了?因为人们有钱了,经济富裕后开始考虑生活质量——男科病很多都跟生活质量相关。穷得吃不饱肚子时,谁考虑阳痿问题?所以,现在整个人群需要男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国家二胎政策开放之后,生孩子的问题突出了,不育问题也是男科的一个重要领域。”




民营男科医院“七宗罪”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副会长黄卫东认为,历史的因素给中国男科学的发展带来三方面的影响: 一是顶层设计缺位。在公立医院里无法单独设科,不利于患者就医。公立医院男科数量太少。目前全国1500多家三甲医院中,独立设置男科的不到50家。二是人才培养受阻。在教育体系里,想做男科领域的科研,因不是一个独立学科,所以无法立项,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三是上述情况给莆田系民营男科钻空子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类医院不仅砸了自己的牌子,也砸了整个民营医院的牌子。


姜辉长期从事男科治疗,他在招收研究生、申请研究课题时,必须在泌尿外科和妇科系统下展开工作。不过在他看来,目前,国内正规医院男科的地位有所改善。“现在好多了,开设男科起码不违法、不违规。医院确实需要男科。在医院里,好多其他科室也不是独立学科,比如,生殖医学中心也不是,但目前照样干得很火。你做得正规,做出水平和规模,自然会良性发展,医院也会支持。”


但是,和北医三院这样全国知名的大医院相比,基层医院的情况就不乐观了。据姜辉介绍,目前基层公立医院基本上没有男科,也没有专职的男科大夫。患者去就诊时,只能由泌尿外科医生接诊,如果应付不来,就转走。而且,目前国内的男科治疗基本都走不了公费医疗。“民营男科医院为什么那么火?它们怎么就没有普外科、消化科?既然公立医院的男科发展不起来,患者自然就往民营医院跑。”


的确,民营医院早就看准了男科巨大的市场需求。大约进入2000年以来,国内民营医院的男科、妇科、整形美容科遍地开花,街头巷尾、电视报纸铺天盖地都是这些专科的宣传。




从2003年左右开始,莆田系医院更是将触角伸向互联网,尤其是和百度合作,通过竞价排名来抢占搜索页面,成为贻害不浅、令人诟病的现象并且久未解决。业内人士认为,男科是莆田系最热衷的专科之一。


据交银国际发表的研究报告估算,2015年,莆田系为百度贡献约96亿元收入,占百度搜索收入的17%。2016年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报道,北京某民营医院每月向百度支付的推广费用就有数百万元,北京某男科医院甚至高达8000万元,每月可带来1000多名患者,占一家医院年到诊量的30% ~ 40%。


2016年魏则西事件后,百度曾公开承诺在同年5月31日之前做好全面审查医疗类商业推广服务;对于商业推广结果,改变过去以价格为主的排序机制,改为以信誉度为主、价格为辅的排序机制等整改措施。


但是,民营医院尤其是男科医院至今仍被怀疑与百度间关系暧昧。在百度上随意点击阳痿、早泄、前列腺炎等男科病名,首页前几条都会出现搜索者所在城市民营男科医院的隐性广告。例如,在《为什么勃不起来?看了你就明白》等看起来像科普文章的网页下方都带有“广告”二字,点开这类标题便可直接进入当地民营男科医院官网。


虽然魏则西死亡事件曾经掀起大众对莆田系医疗欺诈的强力声讨,然而从民营男科医院运作的现状来看,各级卫计委等相关部门并没有解决对民营医疗机构有效监管的问题。


姜辉说,“民营医院缺乏监管,开医院的都是些财团,只想挣钱。”同时,男科疾病由于没有相关的收费标准,民营男科医院有自主定价系统,时常出现坑人现象。他列出了民营男科医院的“七宗罪”——出租承包科室、违反规定设置诊疗科目、违法发布医疗广告、冒用专家名声及夸大疗效、非法过度医疗、无资质行医、超范围行医。


同时,商学军也承认,公立医院由于男科少,且集中在大医院,所以本身队伍不够壮大的男科大夫不可能在一个病人身上花费太长时间。但民营医院出于纯粹商业经营的目的,要求医生对病人态度好,有耐心。


“患者至上、绿色医疗、人文服务”,如果你在网上搜索男科医院,这类口号几乎可见于所有民营男科医院的页面中。而且,民营医院尤其重视服务态度和就医环境,而这正好击中男科患者的心理需求。


人们对与生殖系统、性相关的疾病都羞于启齿,而男科疾病诸如性功能障碍、男性不育又关乎患者自尊,因此,医患之间的沟通更显得尤为重要。商学军说,“公立医院给病人做检查肯定是有针对性的,但是,跟患者沟通时间少,会让病人感觉医生太草率。”相比之下,民营医院打出的“人文服务”之类的招牌对病人就格外有吸引力。


在现实中,民营男科医院与主流男科学界也并非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例如,让公立医院男科医生“挂名”、邀请知名男科专家来撑门面就是民营医院常用的手段。


查阅资料不难发现,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男科病防治中心主任郭应禄,以及被冠以“中国性学第一人”“性学大师”等名号的性学家马晓年在全国各地民营男科医院的“出镜率”就很高。据报道,马晓年担任烟台京城男科医院首席顾问,他还曾“莅临济南九龙医院泌尿专科参观指导工作”。


而郭应禄的照片被当做招牌挂在很多民营男科医院里。他曾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男科医院不挂我相片的是少数,挂相片的是多数。”郭应禄说,“中国工程院、北京大学都找过我,组织上以为我真的在外面开医院了呢。 我偶尔去一个地方推广一个技术,就被宣传成那里的顾问了。”


北京男科学界的一位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些民营医院请一些权威专家、卫生系统退休官员等去装点门面,是他们早期发展惯用的伎俩。


“过去,这些老同志也愿意去,他们觉得去了可以扶持一下,不管公立私立都是男科队伍。此外,也不可否认,相比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给的钱要多很多。但是很多人去了没几次,就发现变味了。”


这位专家认为,这些年,莆田系等医院确实败坏了民营医院的口碑,但一些公立医院也难辞其咎。不能为了追逐利益,而跟他们合作,把一些科室承包给他们。这方面还要加强监管力度。


实际上,出于复杂的动机,民营男科医院总是想尽各种办法与正规的男科学界保持紧密联系。就在10月中旬举行的第18次全国男科学学术会议上,有莆田系背景的济南九龙医院院长陈尚国还在会上发布了《2017男性健康状况白皮书》。


从公立医院男科临床数据来看,国内男科患者就医需求越来越大。以北医三院为例,2016年上半年男科的门诊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23%;2015年全年门诊量达到12万人次,而2012年只有8万。2016上半年,这家医院的男科手术有1244台,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


作为新兴学科,目前国内男科专业医生的数量仅有3000人左右。为了推动男科学的发展,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也在不断努力,多次呼吁发展男科专科,但是,国家卫计委等部门迄今对此仍未做出回应。姜辉解释说,新增一个专科并不那么简单,“卫计委管诊疗科目,教育部管学科,这个过程比较复杂。”


由此看来,对于民营医院老板来说,继续“玩儿转”男科医院,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许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个隐秘而脆弱的患者群体应该由谁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