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纪实摄影是需要勇气的，也无奈现在车厢里人情寡淡了不少 “现在全低头看手机。”
最近，英国国家铁路博物馆，一批来自中国的老照片站上了C位。
黑白影像里，中国旅客在火车的方寸间，休憩或交谈，蜷缩或者舒展，没有宏大叙事，全是日常生活的诗意。
有张拍摄于1994年的照片引起了讨论，一位中年烫头男士，穿西装打领带，右手夹着一根香烟，左手戴着机械表拿着大哥大，正专注地听电话。照片流传到社交网络，有懂行情的网友惊叹，“这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土豪中的土豪，当时一部大哥大的价格起码相当于iPhone X的十倍乃至十几倍。”
西装、手表、大哥大，90年代土豪的三件套。注意，那时西装的商标要外露，绣在袖子上，让人看见牌子。
这些照片出自摄影师王福春之手，人情冷暖，善恶美丑，都在胶片里，构成了年代纹理的一部分。为了拍摄，他曾被车长“监视”，被小偷当做同行，被乘客误会暴打，却没有想过停下来，从绿皮火车拍到“和谐号”，王福春对火车摄影几近痴迷。
王福春在2001年卖了三台相机，自费出版作品集《火车上的中国人》，印刷2000册。每张作品像一个线索，解开了当年人们生活与情绪的细节，如今在淘宝炒到近500元一本。
摄影集先后再版五次，2017年版的豆瓣页面上，热度最高的评论写道，“想起上学时经常乘坐昆明到攀枝花6162次慢车的场景，翻一本书，随身听、几节电池、几盘磁带，一路停，一路走，昏昏欲睡，被风吹醒，沿途一幕幕静谧的村庄，河流，山脉，城镇，烟雾，霭岚，穿过无尽黑暗潮湿的隧道，闪过无数陌生鲜活的面孔。”
那时候的火车慢，生活也慢，没有“低头族”。上了长途火车，以家庭为单位的人们进入临时的集体生活，变着法儿消磨时间，到处都是景。
在火车上摄影，“像小偷”
长年在火车上活动，王福春练就了一双“贼眼”，时而飘忽，时而机敏，“跟小偷一样，经常和小偷不期而遇。我看他像小偷，他看我像小偷。”他笑称自己何尝不是“职业小偷”，“我偷的不是旅客财物，是旅客影像。”
怎么个“偷”法？
每次上火车，他会从第一节车厢走到最后一节车厢，看看有什么特殊乘客。那时候火车晃动得厉害，采光也不好，他要像一只猎豹，守着“猎物”，伺机出动。纪实摄影需要手快，他琢磨出了要义，“原地35毫米，前进一步50毫米，后退一步28毫米，用腿丈量改变焦距。”
火车上鱼龙混杂，王福春来回走动，容易引起注意，再带个相机，更让人防备。乘务员质问他做什么，他亮出铁路摄影师的工作证，以为能从此一路绿灯。谁想到没一会儿车长来了，客气地把他安排到卧铺休息、到餐车喝茶。他起身走到哪儿，车长就跟在哪儿，根本没法拍摄。
他见招拆招，穿件马甲作掩护，把相机斜挎在马甲下面，直到等来“决定性瞬间”，才抽出相机迅速按几下，再将相机藏起来。
一串动作几秒钟就能完成，他力求成为人群中的“隐形人”。“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拍摄，把相机隐蔽掉，镜头对着你，但是我的眼睛却看着别的方向。”王福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传授抓拍技巧。
融入人群也是一种拍摄手段，走在东三省的线路上，就说东北话，走在川渝线路上，就说四川话，走在江沪线路上，就说上海话。从1978年开始拍摄到现在，东至上海，南至广州，西至格尔木，北至漠河，他几乎把中国跑遍。
“但在每个城市都没那心思玩，都在车里头。”这是个以火车为家的人，往往一趟火车拍得差不多了，马上就近下车，到月台找其他车次拍摄。
对火车的“痴”，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王福春从小住在火车站边上，晚上听着火车轰鸣声入睡、白天到铁道边捡炉灰渣子，在心中种下了火车情结。
初中毕业，他考上哈尔滨铁路局司机学校，从检车工干到宣传干事。一次偶然机会，王福春收到上级任务，拍摄技术大练兵。这位中国铁路摄影第一人，第一次正式拿起了相机，开启他长达四十多年不知疲倦的“疯狂拍摄”。
1984年，为了专心摄影，他申请调到铁路系统的摄影师岗位，专门拍摄火车上的见闻，发布在地方铁道报上。“我成天往外跑，那时候有工作证免票，疯狂地拍。最多一年坐火车拍了一百三十多次。”他一度只能在火车上睡好觉，回家就失眠。
坐一次火车拍数百张，能选出一张经典就算“很了不得了”。拍到痴迷，顾不上吃喝，他曾在一个夏天虚脱昏倒在车厢，也曾因为来不及上车，从月台跳上行进的火车，差点掉进铁轨丢了性命。
“你不疯狂，你不傻，你成不了气候。”在一次线下摄影沙龙上，作为主讲人的王福春和年轻摄影爱好者分享道。
“越是绿皮车，越出故事”
上个世纪80年代，飞机线路少，价格高，火车是普通家庭出行首选，赶上“民工潮”，火车上常常人满为患。“那时候不按座号坐，上车的时候大家都想争座位，这儿拿帽子占一个，那儿拿双鞋占一个。”王福春回忆。1985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为52119公里，不到现在铁路营业里程的二分之一。
绿皮火车速度慢，设备简陋，夏天靠开窗通风降温，冬天靠锅炉烧煤供暖，却是王福春的宝地，“越是绿皮车，越出故事。人多得很，什么故事都有。”
上个世纪，列车员是令人艳羡的工作。列车员常年跑车，在物流不发达的年代，能接触到各地商品，做点“代购”生意，“那时候有的列车员从广州那边带烟，烟都是成箱的买，运到哈尔滨后卖。”
没有移动支付的时代，人们出门习惯带现金，犯罪团伙抓住这点，一度非常猖狂。火车开到后半夜，小偷团伙上来了，在熟睡的乘客左右两边各站一人，拿着刀，上去掏兜，到手以后就下车。
王福春那时候为了防盗，故意“背个破包”，随身带着，也有的旅客带着体面的皮包，为了防盗，用铁链锁把箱包锁在行李架上。
改革开放初期，个性与潮流突然行上快车道，年轻的男女开始在衣着上寻特色、赶时髦，“80年代初流行的是解放服，80年代末流行喇叭裤蛤蟆镜，91年开始流行文化衫，93开始流行西装。”76岁的王福春自有一套流行演变图谱。
上个世纪80年代，电视是稀罕的物什，铁路为了创造营收，推出放像车厢，列车员会举着广告牌子吆喝，“第十号车厢是放像车厢，演大片，谁去？有座。”80年代后半期，有些车次开始在全车安装电视。
火车上缺热水，往往行程没到一半，热水就没有了。这为沿途的小商贩提供了商机，列车停靠时，卖热水的商贩拥过来，乘客从车窗把水壶递出去，论壶卖。
1999年，王福春上了一趟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火车，那时候铁路刚经历第二次大提速，全国旅客列车平均时速达到近56公里，但到乌鲁木齐也要三天。途中，列车员发动大家做广播体操，“在广播里说，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一听我赶紧跑过去拍。”翻动他的作品集时，王福春余光一瞥，就能说出照片的拍摄年份、车次和由来。
高铁拍片被暴打
“摄影就是上贼船的感觉，上去下不来了，你走这条道以后，你不能停。我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今天，那是一个完整版改革，就像火车车厢一个扣一个，中间就断了就不是火车了。”在王福春看来，人的一生，做一件事就够，坚持做半个世纪，能成大家。
他想继续拍下去，但是并不顺利，甚至吃过拳头。现在的中国人越来越注重隐私，对于陌生人的镜头有抵触情绪。2015年，72岁的王福春坐火车到杭州讲课，在火车上抓拍了一个妇女和她的孩子。“结果她爱人就坐在旁边看见了，他就尾随我，把我当坏人。”走到车厢连接处，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一把掐住他的脖子，一拳打到嘴边，出血了，牙也松了。
王福春找车长报警，说明情况，小伙子一直道歉，“我一看我嘴破了，牙也活动了，但我还能说话，我一看原谅他了，算了。那次是暴打，过去在车里怼你两拳，踹你两脚是正常的。”他觉得纪实摄影是需要勇气的，也无奈现在车厢里人情寡淡了不少，“现在全低头看手机。”
从前，绿皮火车的座位是面对面安排的，一排一个长凳，人坐下来免不了寒暄几句，“有酒同喝，有烟同抽”。王福春曾在北京到沈阳的火车上看到旅客支起了好几桌麻将，一问才知道，原来列车为增加收入，开辟了麻将出租业务。
除了麻将，还能租小电视，三四个人围在一起看大片，还有下棋的，玩乐器的，逗宠物的，玩插卡式游戏机的……坐一次火车，认识一帮朋友。如今，老照片连带着老时光的人情味在社交媒体上又鲜活起来，掀起一阵怀旧的叹息。
一边怀旧，一边与时俱进。2002年，王福春来到北京生活，开始拍摄地铁系列照片，“地铁是火车的姊妹篇，就觉得这个题材是我的，我应该拍。”地铁光线差，胶片机出片成功率低，加上胶片越来越贵，他逐渐改用数码相机拍摄。
他每天把半个手掌大小的卡片机别在腰带上，有时候出门忘带了，不管走了多远，都要回家取。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这天，王福春和记者在车上看到一起车祸，路边一辆白色轿车冲倒了栏杆，翻了个底朝天。王福春立马翻出卡片机，连续按下快门。
接下来的十分钟，说话间他多次翻看刚才拍摄的照片，喃喃着“如果刚才在你那个位置上能拍到更好”。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责任编辑：郭惠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