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没有堕胎、没有劈腿、没有车祸,也能叫青春电影?

李行  2019-03-20 10:18:34


  《过春天》剧照

 

  “三无”青春片《过春天》

 

  “走水”少女的精神史

 

  本刊记者/李行

 

  本文首发于总第891期《中国新闻周刊》

 

  没有堕胎、没有劈腿、没有车祸,《过春天》给观众带来了另一种“青春成长”电影的样貌。

 

  电影以“单非”家庭(夫妻一方非香港身份)的孩子佩佩为主视角出发,讲述了其家庭、朋友,呈现出一段颇有冒险意味的青春故事:影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深圳和香港,特殊的地域关系使当地滋生出庞大的“水客”生意。生于“单非家庭”的佩佩,每天一大早从深圳过关到香港,搭港铁去上学,傍晚放学再回到深圳。她在深圳有家没朋友,在香港有校园生活,却没有家。一边是生活的迷茫,一边是身份的认同,为实现与闺蜜去日本看雪的愿望,她内心的冲动被点燃,由此展开一段冒险“走水”的青春故事。

 

  该片在2018年平遥国际电影展获得费穆荣誉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并提名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青年单元最佳影片单元。平遥电影展组委会给予《过春天》的颁奖词写道:白雪导演的《过春天》是一部优秀的类型片,其独到的力度与新颖的题材,引人入胜,令人信服,讲述了中国的当下和明天。

 

《过春天》导演白雪。

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自2007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毕业以后的十年间,白雪结婚,生子,跑剧组,拍短片,但有一个标签一直贴在她身上:一个写不出剧本的待业主妇。电脑的文件夹里躺着十几个剧本,但都停留在大纲阶段。

 

  2013年,她考入母校导演系读艺术硕士,因为硕士需要一部长片作为毕业作品,她几经辗转,才确定了《过春天》这个聚焦于“单非”家庭孩子“走水”的题材。

 

  起初,来自香港的同学写了一个13岁跨境学童的故事,这给了白雪启发。顺着这个方向,两年时间,她不断往返于北京、深圳、香港等地采访,一步步寻找剧本的主题。

 

  有次,她问一位“单非”家庭的女孩,你觉得你是哪里人?对方眼神躲闪着,回答她,“我有香港身份。”她们内心深处有一些顾忌,深到她们自己都不想去触碰,如此种种都让白雪起了恻隐之心。

 

  “跨境学童这个题材比较好。因为我觉得这类人物身上兼备两种地域的价值观和生活环境的矛盾,他每天要这样往返,我直觉,这里面一定会有能够挖掘出来有意思的人和事。做第一个电影,我也希望能够写一个跟塑造人物有关的题材。我花了两年时间去这两个地方采访,把这个故事慢慢地丰满起来。现在素材都有了,写他们如何融入香港社会吗?政治?时局?都不是我想说的。我只想说在这个地方的人们是怎么活着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容易。”白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那个气氛还是挺惊恐的”

 

  白雪的中学时代是跟随父母在深圳度过的。父亲是1990年代从体制内离开,到南方淘金的第一批人,当时的工资是内地的十倍。后来,白雪和母亲到深圳投奔父亲。她记得,第一次从老家兰州来到广州,刚下火车,父亲带她逛街,她震惊于那里的繁华,到了深圳后,看到田地上的水牛,她觉得跟西北农村没什么两样。

 

  2015年,为剧本来深圳、香港做调研,对白雪来说,就是回家。每次飞到广州,就会让白雪觉得离剧本中人物的世界特别近,在深圳写剧本也比在北京更有感觉。

 

  深圳和香港,每天都要往返百万人。早上6: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准时奏响,随后,通往香港的深圳罗湖口岸的铁闸缓缓开启,人群开始涌入。跟随成年人一起涌入闸口的,还有一群身穿各色香港校服的小朋友,他们就是跨境学童。

 

  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来自单非家庭和双非家庭。家长们的普遍想法是把小孩生在香港,拿到香港身份证,可以在香港受教育、享受那里的福利。

 

  因为昂贵的房价,家长们往往选择居住在深圳,让小孩每天往返两地读书。早上7点到8点之间,口岸为学生开设了特别通关通道,让孩子们早上可以节约不少通关时间。尽管如此,单程两个小时车程,对孩子们来说也是种“冒险”。

 

  罗湖村,距离罗湖口岸仅一步之遥,通关方便,因此居民鱼龙混杂,香港人、内地人、外国人,各种肤色,来来往往、大包小包,川流不息。虽然是“村”,事实上已经绝非原始意义上的中国农村,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层公寓、酒店、餐厅和设施齐全的娱乐场所。深圳的另一座口岸——黄岗口岸附近的皇岗村和罗湖村非常相似,俨然自成体系的小社会。

 

  这些村里的居民都或多或少与香港发生着联系,有些居民,每天的工作就如蚂蚁搬家,从香港往深圳倒买倒卖各种货物,包括奶粉、纸尿裤、香烟、护肤品等等各种生活用品。村里的大小空地每到下午四五点钟,开始聚集大批从香港返回、交易手中货物的人群, 这些人就是常说的“水客”。“过春天”是水客们“走水”的行话。

 

  因为游走在法律边缘,白雪在前期采访时,经常被水客拒绝。后来,白雪只能通过熟人介绍才找到几个“业内人士”。

 

  电影里的水客一姐,一头紫色短发的“花姐”的原型就是白雪在水货市场上看到的。电影中,展现的“走水”方式有放到行李箱、书包里,绑在身上,通过河上船运等常见方式。白雪还听到通过地下隧道等更神奇的方式。

 

  在后来拍摄过海关戏份时,剧组并没有另外搭建场景,而是直接在真实场景拍摄。不拍摄的时候,他们会在旁边看海关检查行人。有一次,他们看到海关查获一个年轻人一背包的苹果手机,年轻人“脸都绿了”。还有一次在福田口岸,就在白雪身后,两个人拉着行李箱跑过,紧接着,海关武警就冲上去抓人,“那个气氛还是挺惊恐的”。

 

  “对题材的把握,我也有一定的敏感度”

 

  前期采访的时候,在与“单非”“双非”家庭、学生、水客、海关缉私人员等等沟通后,白雪了解到香港繁华背后的一面。

 

  在罗湖口岸设有一个跨境学童服务中心,这个中心是为了帮助跨境学童和家长更好地融入香港社会。来自香港的负责人告诉白雪,有一个小男孩,每天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衬衣,邋里邋遢地混迹于跨境学童的队伍中,上学经常迟到,还不做功课。邻居发现他独自坐在楼道里,将其带到罗湖跨境学童办服务中心。经调查后得知,男孩爸爸是香港人,几乎不回家,妈妈只丢给孩子一些钱,每日不知所踪。男孩几乎是独自生活,行为和心理也渐渐扭曲。

 

  这个男孩的问题并不少见。目前,每天往返香港读书的深港跨境学童有3万左右,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这批孩子或多或少都有“我是哪里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电影中的佩佩就是这样,她的生活圈不会超过旺角,更不会到港岛。

 

  近十几年,有超过20万“双非”家庭的婴儿在香港诞生。这些“双非”小孩长大之后,可以和“单非”家庭小孩一样,选择跨境上学。因为跨境学童猛增,香港幼教资源开始短缺,引起了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新矛盾:如何限制内地孕妇赴港生子。

 

  “我其实是避开了这个矛盾最激烈的点去讲故事,这个电影特殊之处就在于从电影本体上来说,是写了一个小孩干一件冒险的事情,从电影观感上来说,它也是有情节的起伏。从另外一个社会的维度上,它又不是单纯的青少年故事。对题材的把握,我也有一定的敏感度。这个话题其实是可以蔓延开去的,跨境儿童的教育、生活等很多问题发生后,有些家长们其实是后悔的,但孩子要放弃香港身份,转拿内地身份也很难。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我没有选择这个点,因为挺难拿捏的。”白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她就是这个时代的切片”

 

  关于电影中表达“自我认同”的部分,白雪坦言,她自己也有这种困惑。她出生在兰州,长在深圳,现在结婚生子,在北京生活,但没有北京户口。“我觉得这就是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的一个普遍问题,现在有很多孩子,很小就去了国外念书,那我觉得他们身上同样会有这个问题的产生。”白雪说。

 

  电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起初,在对父母的反叛中,佩佩遇到的契机是“走水”。这是为了赚钱,跟朋友去日本看雪,但她在走私团队中逐渐找到了认同感和归属感。

 

  经历过东窗事发、取保候审后,妈妈依然爱她如初,两人和解。电影尾声,佩佩带妈妈登上了香港山顶,那显然是妈妈第一次从这个角度鸟瞰香港全貌,说了句“这就是香港啊”,这时,天空竟然飘落了雪花。“这个结局是我很喜欢的,佩佩能够坦然正视自己的身份,还能够继续要抓住一些美好的东西,努力积极地去面对日后的人生,这个是很重要的。”

 

  提起没拍电影的十年,白雪的关键词是“迷茫”“焦虑”“不安”。但心里面想要拍电影的那个梦,从来都没有磨灭过。“可是一方面基于现实,其实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让你去做。另外一个就是无论怎么样,想要进入电影这行,你还是要凭自己的剧本,但是那时候我对于这个世界,包括电影的认知是没有那么成熟的。所以我觉得怨不得任何人。总是要有一个时机,到了那个节点,可能你所有的东西都积攒到了那个不得不说的时候,他就会爆发出来。”白雪说。

 

  在柏林电影节放映后,一位观众说,白雪应该非常爱深圳和香港,这令她特别感动,因为观众真的是看到了她这些“情感的部分”。

 

  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故事,她说她在深圳长大,看到很多这样的女孩,像双栖的鸟,在两地徘徊。“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青春成长片,但是这绝不仅关于青春,关于成长。透过佩佩这个女孩子,一个身份特殊的集合体。以她作为切入点,深深地在这个时代切了一刀,她就是这个时代的切片。”白雪说。

责任编辑:郭银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