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恋人战胜了铁幕之下的有形压抑 却折戟于自由世界失去抗争的无聊
轻与重，生命都不可承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时旸
本文首发于总第881期《中国新闻周刊》
这是冷战笼罩下的爱情，也是被冷战篡改过的爱情，《修女艾达》的导演带来了又一部黑白色调的影片《冷战》。1950年代的波兰，音乐家维克多和一位年轻歌手祖拉相爱，他们想逃离那个阴郁、窒息的城市去往西方，但奔赴自由并不意味着真的得到自由，他们在命运的漩涡中打转，半生周旋于东方与西方，禁锢与自由，亲密与分离，令人不胜唏嘘。
从某个角度去看，《冷战》的故事像是把《爱乐之城》挪至了冷战时期的背景之下，又搅拌了一点《盛夏》的况味。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显然是一个对于外部形式、色调和构图有着严格自我要求的导演，某种程度上，在他的导筒之下，构图与黑白色调是参与叙事的，甚至，这些外在形式造就的庄严、肃杀的风格本身就是意味着精神指向。而故事本体也绝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陈词滥调的狗血爱情，《冷战》中充满拷问，对于人性在禁锢与自由环境中所激荡起的不同的回响，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和不能承受之轻的慨叹，这一切可不止于爱情与政治的缠绕。它直至完结也没有给出确定答案，只在追索，在从封闭逃到自由彼岸之后，甚至没有“解放”，而是落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禁锢之中，这其中的悲哀与宿命感，比冷战本身更冰冷也更沉重。所以，这个故事讲到后一半，已经超越了政治意义上的冷战，而早已变成了人性深处的精神意象中的“冷战”。
维克多和祖拉相识于一场演员选拔，维克多是考官，祖拉是年轻的应聘者，他们要组成盛大的歌舞队，为歌颂领袖和国家献出节目。排练和巡演的过程中，情愫渐生，他们幽会在草丛，在列车的洗手间，外面的世界众目睽睽，人们眼神灼灼，企图发现叛徒与蛀虫，而维克多与祖拉在冰冷与恐惧之下营造了一个小小的爱情世界。逃亡是维克多提出来的，他想趁着一次巡演的机会穿越边界，他与祖拉商定了时间，自己先行一步，但最终，却未能等来心爱的女人。
从此，世界被切割，维克多在巴黎的酒吧、咖啡馆和俱乐部演出，结识新欢，展开新生，而祖拉仍停留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封冻之中，跳着集体舞，参加合唱，在匮乏与枯竭的现实中歌颂丰收和希冀。接下来的故事充满反转，女人使尽手段，用和意大利人结婚的方式合法离开波兰，抵达巴黎与男人团聚，他们开始在灯红酒绿的自由世界中生活，仍然唱歌谋生，只是音乐从进行曲变成了爵士乐。
但二人逐渐又开始陷入了世俗日常的烦扰，感情上的争风吃醋，生活被无聊侵蚀，女人有一天决定返回东方，而男人在孤独落寞之后毅然决定穿回铁幕，不惜陷入牢狱，也要和女人再度见面。
为了爱情奔回铁幕，又何止是悲壮能够形容？这几乎是浪漫的极致，甚至有一种宗教般的献祭之心。《冷战》跳脱出了一般的冷战叙事，写出了人心中更复杂的深处，这对恋人战胜了铁幕之下的有形压抑，却折戟于自由世界失去抗争的无聊。他们能战胜重压却无法战胜轻飘，他们在巨大的领袖像的注视之下，寻求卑微的自由，哪怕赴汤蹈火，而真正抵达自由之地，却在璀璨的霓虹灯下被荒诞的嫉妒与争吵轻易打败。
从形式上讲，不只是黑白色调，音乐也串起了这个故事，甚至深化了这个故事。波兰的大合唱和集体舞，巴黎的爵士乐与散漫的钢琴曲，不但在形式上成为提点人们故事背景变化的工具，更是成为整个故事的精神内核。音乐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都被加以斧凿与改造，社会主义把粗野直白的民歌改编成歌颂的进行曲，而在巴黎，民歌又被改编成爵士乐，前者昂扬，后者颓靡，集体主义或者个人主义，但都是意识形态的变奏。
禁欲冰冷的波兰，放浪形骸的巴黎，肉身的穿越并没有让被极寒冰冻过的灵魂变得柔和，这是权力对人心人性篡改与褫夺的后果。被伤害过的人在任何一方都不得自由，这是他们唱出过的最悲伤的音调。
责任编辑：郭惠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