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各种“晒”，而我不能晒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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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被子冒犯的到底是什么权利
文/邝海炎
本文首发于总第880期《中国新闻周刊》
冬天什么事情最幸福？当然是赖被窝和晒太阳。东晋名士郝隆仰卧庭中，以腹曝日。人问其故，答曰：“晒我腹中书。”普通老百姓无晒书之风雅，但晒晒被子，让梦里散发阳光的香味，倒是可以奢望的。
最近，我们小区的业主多在楼顶晒被子，但也许是楼顶太挤，个别业主干脆把被子晒在小区花园的回廊或树上，引起其他业主抗议：“在小区花园晒东西，这是陋习，请物业制止！”物业则支吾：“我们已经劝过了。”然后就没下文了。
我查了下相关法律，物业处理确实也棘手。根据《物权法》第七十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业主想在公共场所晒被子，需要经全体业主同意才行。但也有律师认为，物权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业主不能在室外晒被子，如果晒被子没有影响他人通风、采光，物业也就无权阻止，只能进行劝说提醒，其他业主也应容忍。
看来，小区公共场所能否晒被子，取决于业主协商意愿，而业主意愿又往往是文化习俗决定的。
在农村，巷道晒被子大家都能接受。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乡村有野兽的威胁，又有宗族相争，人们害怕孤独，对于“相邻性”的依恋也就远远大于城市居民。于是，村中央的晒场和大树下，往往成了慰藉心灵、交流情感、传播信息的乡村公共空间。农民当然也有私人空间，但公私分界比较暧昧，很多人家里白天根本不关门，除了新婚夫妇的房间，串门直接进就是。甚至厕所也不上闩，一块木板挡着，如果有人靠近就咳嗽两声，表示“里面有人，你别进来”。(张柠《土地的黄昏》)所以，那些刚从农村进城的居民，多遗留了公共场所晒东西的文化习惯。
而在城市的老居民区，住户们以前多是同一个单位的，打上了集体主义生活的烙印，亲近公共空间，同样不习惯清晰的私有权。我之前住的老小区，就经常遇见妇女穿件睡衣在小区散步，说明她们把小区当作了自家院子，也佐证了她们眼里公私界限的暧昧。
可19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市民就不一样了。现代都市的扩张和商品房的兴起，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表现，以把农民吸引到城市，割断他们原有的血缘、地缘纽带，将其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使其成为工厂或公司需要的“劳动力”。空间政治学权威列斐伏尔说：“控制生产的群体也控制着空间的生产，并进而控制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现代小区住宅首要考量的是工作方便，而不是社群的交流需求。不同公司、行业、地方的人住在一个小区，为避免陌生人之间的矛盾，自然需要有明确的公私划分。比如：虽然是邻居，你不能推门直入我家；或者，你不能喧哗，影响我休息，因为我第二天还要上班。正是资本主义所塑造的这种文化性格，导致有人一看到公共空间晒被子就会有一种空间权利和“住宅景观”被冒犯的感觉。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扩大和深入，受传统乡俗影响的人会越来越少，浸染资本主义文化性格的市民会越来越多，清晰界定公私空间将是大势所趋。但西方现在也有城市专家在反思现代主义住宅观，指责现代的小区建设不重视社群的营造，使市民沦为孤零零的个体，任政府和企业揉捏。中国学者汪民安也指出，在城市化之前的农村，相约在河边洗衣服是妇女重要的社交方式，“闲谈和聚集的快乐冲淡了劳作的艰辛和琐碎”。现在洗衣机解放了双手，却也失去了交流信息、排遣心理的社交功能。
所以，小区业主在公共空间晒被子的问题，或许可以折中一下：在小区公共空间的楼顶和地面都划定晾晒专区，这样既可以满足市民实用和社交的需求，也不妨碍各自的空间权利。我辈不敢奢望魏晋风度，畅想一下“后现代生活”总可以吧？
(本文作者系资深媒体人，著有《快刀文章可下酒》)
责任编辑：郭银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