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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江湖中人”叶选宁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徐天 2016-07-14 20:52:39 版权声明


在叶剑英的六个儿女中,叶选宁排行老三,朋友点评,“他有名士气派,有侠肝义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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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叶选宁(站立者)和习仲勋(左一)、广东省委书记刘田夫(左二)、叶剑英(右二)和杨尚昆(右一)在一起。

图|受访者提供


“闲云野鹤”叶选宁

(原标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微信公号:中国新闻周刊杂志(china-newsweek)
  
  起床的时候,张延忠看到了这条手机微信。
  
  “爸爸安详地走了,7月10日凌晨1:10分。”发信人是叶静子,叶选宁的女儿。
  
  张延忠是叶选宁的“发小”,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的女儿。
  
  此前,叶选宁已卧床多日,病危数次。张延忠早有心理准备,但仍觉得突然。几天前,她刚刚看到叶静子的朋友圈,分享了两张祖孙照片。
  
  照片上,幼小的孩子坐在外祖父的病床上。老人合眼躺着,左手伸出被子,抓住小外孙的左脚脚踝。小外孙则把手搭在了外祖父的手上。
  
  张延忠觉得感动又心酸,她想,叶选宁的手还有劲。
  
  但是,叶选宁离世的消息就这样突然传来。
  
  馨儿
  
  “馨儿手术,爸应去沪参加会诊。万一来不成,请馨儿原谅这个‘逆流’的老爸爸吧!”
  
  1970年五六月间,身在湖南的叶剑英心急如焚,却无法到出事的叶选宁身边,只得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追问儿子手臂的伤势。
  
  不久前,被下放到天津军粮城军队农场的叶选宁,往粉碎机里送杂草,不慎右臂卷入机器。当地医院勉强为他接上了胳膊,但机能几乎完全丧失。叶选宁决定去上海,再动一次手术。
  
  当时,靠边站的叶剑英被“战备疏散”,下放到湖南。屋子里唯一可用的手摇式电话机质量不佳,他常常听得不甚清楚,请求接线员想想办法,减轻线路干扰,却被接线员没好气地呵斥一番。他挂了电话,双手发抖,满眼含泪,却也无可奈何。
  
  写信成了他和孩子沟通的路径。“馨儿”是叶选宁小名,从湖南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大夫第叫出来的。
  
  1938年,叶选宁出生于香港。幼时的他,没有见过父亲。那时叶剑英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正在国统区负责宣传、联络工作。一年后,因形势紧张,同样参加了革命的妻子曾宪植将儿子送回了湖南老家。
  
  荷叶镇大坪村的大夫第是曾国荃造的,曾宪植是他的五世孙。曾国荃,曾国藩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据说,大夫第是湘军打下太平天国重镇安庆之后,曾国荃带着掳来的金银财宝建造的。府第有九进十八厅,共148间房屋。
  
  叶选宁在此间长大,被称为馨儿,后来读书、识字,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从广州进京,特意绕道湖南接他。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进京后,他与阔别11年的母亲重逢。
  
  母亲住在椿树胡同中国妇联机关大院东北角的一间小屋里。没有暖气,用一个小蜂窝煤炉烧饭取暖。父亲已再娶,他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和妹妹,后来又有了弟弟和妹妹,住在北长安街上。他有时住父亲家,有时住母亲家,对父母都十分孝顺。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回京,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担负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重任。叶家情况逐步好转,叶选宁决定去衡水看下放的母亲。
  
  那时的曾宪植是“专政对象”,经历了假枪毙,每日拉水挑粪,血色素十分低。叶选宁给母亲带去了一条腊肉、一小瓶辣酱和两条简装的“大前门”香烟。母子相见时,他讲述了自己断臂的经历,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他走后,母亲在住处失声痛哭。
  
  后来,叶选宁回京,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写信,详陈母亲的处境和身体状况,请求批准她回京治病。毛泽东批准了,第二天,曾宪植就被接回了北京治疗。
  
  粉碎“四人帮”之前,叶剑英常常派叶选宁替他出面,做沟通工作。
  
  开国上将苏振华的儿子苏承德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叶选宁和堂弟叶选基常常开着吉普车,在老帅、将军的家里串联、传递消息。他们都知道,叶选宁代表着叶剑英。
  
  张延忠回忆,那时,叶家的两个大孩子都有自己的岗位,叶选宁更自由一些,况且,他接触面宽,消息源丰富,又很聪明,成为叶剑英的临时“联络员”理所当然。
  
  1980年代,叶选宁给曾宪植办了一次生日宴。宴会地点选在澳门,叶选宁提前了几个月,就开始考虑地点、流程、蛋糕之事。
  
  苏承德被邀请参加。去之前,叶选宁一一过问了来宾送的礼物,并很直白地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母亲会喜欢,什么东西母亲不喜欢。
  
  那时还没有生日礼帽,叶选宁特意订做了一个鲜花花冠,戴在母亲头上。
  
  在苏承德印象里,一生坎坷的曾宪植很少笑,那天却始终笑吟吟的。
  
  1986年,叶剑英去世,骨灰安放在了广州。张延忠回忆,操持葬礼的是叶选宁。从发小到老同志,似乎没有他不熟悉的,他能联络也能调动得了各方的人。
  
  1989年,曾宪植去世。不到五年,父母双亡,叶选宁按照老家风俗,蓄发蓄须以守孝。胡须他过了三年才剃,有一阵必须戴帽子才能遮住凌乱的头发。
  
  这几年,右臂常常疼痛,有人劝他截肢。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歹我现在还是四肢健全的。对方亦不再提此事。
  
  阿宁和老总
  
  天已经黑透了,地上有厚厚的积雪。张延忠和叶选宁送走了回京过年的同学,没买到车票的他俩搭伴从火车站往回走,沿着大道,一脚深、一脚浅。
  
  叶选宁放声唱着俄语歌。周围静悄悄的,他的声音介乎男高音和男中音之间,很好听。
  
  路过秋林商店时,发现还开着门,他们跑进去买了一瓶酸黄瓜。俩人伸着两只手指,你夹一块、我夹一块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走,继续唱着歌。
  
  这是1959年,叶选宁和张延忠都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同学中还有王若飞的独子王兴。十多年后,张延忠、王兴结为了夫妻。
  
  叶选宁初到北京时,北长安街有一群岁数相仿的孩子们,其中就有张延忠和王兴。几个孩子逐渐熟识。张延忠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叶选宁读住宿制学校,通常在周末、假期回家。
  
  叶选宁是孩子王,大家都管他叫阿宁。或许是从小受的教育良好,而且天生聪慧,懂得多,点子也多,虽个子不高,那些个子比他高、年纪比他大的,却服服气气地跟着他。
  
  1956年,18岁的叶选宁参军。不久后,他被选入军委大连俄专,但因中苏关系紧张,最终没有去成苏联留学,于1958年转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读导弹工程相关专业。第二年,张延忠、王兴也进入了这所学院。
  
  那时的叶选宁喜欢音乐。有时,叶家父子会合奏一曲。叶剑英拉胡琴,叶选宁吹笛子,有观众的时候,就给大家表演一场,没观众的时候,父子俩自娱自乐。
  
  他也喜欢踢足球、游泳。张延忠回忆起少年时的叶选宁,总能想起精瘦的他光着膀子跳进水里游泳的样子。
  
  1960年,因身体不好,叶选宁进入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继续读书,毕业后,他回到导弹部队,转战多地。
  
  叶剑英第四个孩子叶向真的前夫刘诗昆,就是在这期间与叶选宁相识的。
  
  刘诗昆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59年,他与叶向真刚刚认识,常去叶剑英家拜访。有时叶选宁放假回来,他们会打个照面。叶选宁话不少,喜欢开玩笑。
  
  之后的一个暑假,叶剑英去东北,叶向真、刘诗昆陪同前往,叶选宁也在。大家接触多了,熟悉起来。
  
  刘诗昆爱喝白酒,有时,叶选宁就在一旁逗他喝酒,刘诗昆微醺了,叶选宁却还没怎么沾酒。后来回了北京,叶选平、叶选宁、刘诗昆以及另一个亲戚一起喝酒,叶选宁照样喝得不多,其他三人却喝高了,躺了一两天才缓过来。刘诗昆笑说,叶选宁是“坐山观虎斗”。
  
  相比喝酒,叶选宁更喜欢书法。他一岁抓周,抓了支毛笔。三岁开始,先后由老外婆(母亲的奶奶)、外公和舅父教写字。他喜欢上写字,不断练习。
  
  文革开始后,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年轻教师的刘诗昆被打成反革命,他自我申诉,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拜托叶选宁抄好。绿色的纸洋洋洒洒写了几十页,张贴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白墙上。
  
  文革开始后,老干部们多多少少都受了冲击,孩子们放了羊。叶家如同开了流水席,被抄家的、没地方去的,十几号人挤了进来,隔两天又换一拨人,大多是叶家孩子小时候的玩伴。张延忠就住过叶家,也住过王震家。
  
  后来,叶选宁下放到天津,张延忠与他常有联络,并未间断。
  
  叶选宁胳膊出事后,张延忠收到了他写的信。信写得并不凌乱,字迹清晰,她无法想象,这是叶选宁从三天的昏迷中醒来之后,用完好的左手写的第一封信。
  
  叶选宁赴上海动第二次手术时,妻子赶到了上海,张延忠和王兴一同作陪。手术之后,叶选宁的胳膊接上了,但丧失了全部功能。他看起来并没有失落、低沉,不断问着其他人的近况。
  
  直到在衡水见到母亲,叶选宁才痛痛快快地哭了出来。
  
  叶选宁没有因此变成一个偏执的人。每一位接受采访的人都说,他宽厚而爽朗。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似乎遗传了母亲的基因。
  
  曾宪植为人豪爽。在朋友们的印象中,她有一双大眼睛,说话幽默。
  
  她住的屋子很小,没有沙发,吃饭的小矮桌由四张板凳拼接而成,但每天晚饭后,她的屋子里总是挤满了人。有机关幼儿园的娃娃们,奶奶长、奶奶短地叫唤着,同事们也过来找她拉家常、谈工作,偶尔还打上几圈麻将。她有时还会唱上几段京戏。同龄人叫她阿曾,小孩叫她阿曾妈妈。
  
  文革后,曾宪植获平反,补发了工资。她忙给同样落难的老朋友打电话:“你快来,我有很多钱,你要多少拿多少。”
  
  文革之后,听说谁没平反,谁家的房子被占了拿不回来,叶选宁总会出主意、想办法。从老干部到文化人,很多人都和叶选宁有过来往,得到过他或多或少的帮助。许多事情,只要他出面就能迎刃而解。
  
  苏承德也受过叶选宁的帮助。妻子留学美国,留在当地行医。苏承德赴美签证办不下来。叶选宁从别人口中听说后,主动揽过这事。在叶选宁的帮助下,一周后,苏承德绕道香港,办好了赴美的探亲签证,与妻子团圆。
  
  碰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叶选宁会当面说出,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对方需要时出手帮忙。
  
  “他是红二代之间的粘合剂。”苏承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90年代的一天,苏承德和妻子回国探亲。叶选宁听说他们回来了,派人接他们到自己家吃面。
  
  这天,是叶选宁的生日。
  
  苏承德看到了一张很大的音乐贺卡,上面写着:
  
  亲爱的老总,你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是我们家的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我们全家都由衷地祝福你,生日快乐。
  
  “老总”的称呼最初是由谁叫起来的,刘诗昆已记不得了。叶选宁喜欢在家里组织聚会,大家开玩笑叫他老总。这个称呼越传越开,后来连哥哥姐姐都这么称呼他。
  
  叶选平、叶楚梅、叶向真、叶选廉、叶文珊和他们的配偶都在贺卡上签了名。
  
  叶家子弟,一个不落。
  
  老板
  
  “卫平,我老矣,说话可能不管用了,你坚持住。”
  
  收到叶选宁这条短信的时候,52岁的李卫平正在新疆,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这是他来新疆的第三个年头,因长期在边陲工作,他和妻子始终异地分居。老领导叶选宁很关心他,为他给上级写信、打电话,但没能管用。
  
  李卫平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与叶选宁的相识,是1985年。那时,他在总政治部办公厅的秘书系统工作,叶选宁是总政治部联络部的负责人。1990年,李卫平调到这个部工作,担任秘书,受叶选宁的直接领导。之后的17年里,他的工作单位有过调整,但始终都在叶选宁的领导下工作。
  
  他管叶选宁叫“老板”。这不是他的发明。因工作性质特殊,叶选宁对外通常以中国凯利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等身份示人。“老板”这个称呼,符合实际,也上得了台面。
  
  有报道曾说,某位国家领导人也管叶选宁叫“老板”。李卫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此事属实,领导人开玩笑地称叶选宁“岳老板”(他在工作中化名岳枫)。
  
  苏承德曾陪着“老板”在大陆之外见客人。见面通常是保密的,有时在某个酒店,有时在某个饭局上。叶选宁有个优点,记性好,与他聊天,不用担心冷场,他永远能接上话茬,也总能记住其他人生活里的小事。
  
  那次见的是一个华人。见面之前,叶选宁把他的生平记了个大概,一见面,华人尚未正式介绍自己,叶选宁已能顺着他的话头往下接。饭局散了后,华人对苏承德感慨,叶选宁实在是厉害。
  
  叶选宁善于与各种人打交道,用李卫平的话说:“他广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他的一个下属在外工作多年,回来看他,带了一块假的劳力士表。下属对叶选宁说:“老板,我没什么钱,你也知道,这肯定是假的。”叶选宁毫不在意:“我只有一个胳膊,但我收下了。”说完就让人戴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但他对身边人要求严格。1997年,李卫平从副师级升正师级,报告打了上去,到了叶选宁手里。叶选宁打电话给他:“这官你不要当了。在我身边,‘进步’得就是要比别人慢。”
  
  李卫平曾亲眼见到,1992年十四大召开之前,叶选宁写了三封信上呈领导。
  
  当年年初,他被酝酿为单位的十四大代表。4月10日,他上书总政治部。信中说:“我收到了对我的鉴定的征求意见稿,据说是为了当十四大代表用的。我大吃一惊,惶惶不可终日,我深知自己的素质不可以作为党员的代表去参加如此神圣的大会,我绝对不具代表性。”
  
  他说,鉴定上“好话连篇”,不符合他的实际情况,“有一些表扬是不对的”。他自我剖析说,自己比较右,说话随便、不分场合,有时不尊重领导,作风散漫,“思想和行为上都不乏自由化的倾向”。
  
  但此信并未改变组织的决定。
  
  6月18日,叶选宁再次写信,直接上书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
  
  他说:“他们误会认为我只是谦虚,我想不要因为这个误会而造成更大的历史误会。恳请您帮助我解脱。”
  
  在信中,他更为直白地剖析了自己:“我甚自知,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是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共产党生我养我教育我,我对共产党要忠诚。我离开共产党便一无所有,这就是我的政治。”
  
  “我长到五十多岁,并未能成熟为一个自觉的共产党员。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较为肝胆的江湖中人矣。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代表除我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今,这个五十五岁的娃娃,再希冀有太大的改造实在艰难。我带着这样的一身毛病,来登上一座神圣的庙宇,我注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他说,自己这一代人,挑担子晚,应沉下去,做一些实事。“过去,罗荣桓同志要求,特殊战线的干部,要心甘情愿地甘当无名英雄。我想,也并不只是一种思想情操的追求,而是因为这种工作必须这样,不无名,便无法为党工作。”
  
  7月22日,叶选宁第三次给杨尚昆写信,开头即说:“我再次向首长乞骸骨。我自己反复衡量,自己绝对不是做官的材料,这是很客观的一种评估,恳请首长相信我。”
  
  三封信都是经李卫平寄出的。他记得,当时叶选宁右臂疼痛难忍,整夜整夜睡不着,左臂也因此受了牵连,长信的后半截常常字体潦草,人也筋疲力竭。
  
  李卫平说,首长如此,自己怎么还好意思要官呢。
  
  叶选宁非常喜欢曾国藩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一副对联:“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当时曾国荃被削职,意志消沉,临别之际,曾国藩赠其对联,勉励他修身养性、再有作为。这副对联还是李卫平告诉叶选宁的,那是90年代初,叶选宁正处于事业的低谷。
  
  叶选宁十分喜欢这句话,常常书写,送过李卫平,也悬于自己书画展的开头。
  
  作为叶选宁的下属,李卫平的事业也遇到了波折。叶选宁送了一幅字给他:“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不沉沦。”
  
  这是鲁迅得知清末光复会成员范爱农醉酒落水去世的消息后写就的。原句说:“微醉自沉沦。”叶选宁把“自”改成了“不”。
  
  2005年,李卫平刚结束了某地的7年派驻工作,不到两个月,又被一纸调令派到了新疆。
  
  临行前,他去广州看望已经退了的叶选宁,感慨自己“浮舟沧海,立马昆仑”,叶选宁很直白:“你需要我给你做点什么吗?需要我找领导,不让你去吗?”李卫平摇摇头,说自己会赴任,叶选宁连说几声好。
  
  一个月后,身在新疆的李卫平收到了别人带来的一封信,信里是叶选宁写的一幅字。其中说:“唯孤臣逆子,其虑也远,其谋也深,而故达也。”
  
  李卫平深知叶选宁的意思,他没敢裱,仍然将之放在信封里。驻新疆的7年间,每当困难、孤独的时候,他就拿出来看看。“我身边,比我官大的、官小的,因为腐败进去的,有8个人。我没进这个圈子,都是因为叶选宁。”
  
  2011年前后,叶选宁曾病危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李卫平正好有事回京,去医院看他。他全身插着管子,看李卫平来了,腾地坐了起来:“你不好好守边关,跑回来干什么?”
  
  李卫平当即落泪:“老板,对不起,我回北京办事,来看看你。他们说你不行了。”叶选宁点点头:“是不行了,我能管的地儿越来越小,将来就只有一个盒子了。”
  
  “老板”还是像过去一样。他劝李卫平“不要沽名钓誉”,热心地关心他的夫妻分居问题解决没有、女儿找到了对象没有。李卫平既感动,又有些哭笑不得。
  
  肝胆江湖中人
  
  叶选宁喜欢热闹。
  
  刘诗昆去广州看叶选宁时,他的家里总有朋友在。
  
  家里放满了东西,到处堆着宣纸,有写过字的,也有空白的。叶选宁并不特意为了迎客而收拾。到了饭点,他招呼大家吃饭,平时吃什么那天也吃什么,并不会为了朋友多加几个大菜。
  
  脱下军装之后,身边人几乎没见过他穿西装。他常穿一件贴着俩大口袋的宽松大衣裳。最正式的衣服,也不过是一身中式褂子。平时见客,总是十分随意。
  
  他任凯利公司一把手时,常去香港。他不喜住酒店,有时住弟弟家,有时就由下属给他租一间房子住着。
  
  每到晚上,他喜欢有一帮人陪着自己聊天、喝酒。有的时候,还会去唱最时兴的卡拉OK。
  
  苏承德说,叶选宁嗓子好,纯靠天然发声,唱姜育恒的那首《小丑》特别传神,不过他唱得最好的还是俄语歌曲,比如《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俄专”念过书的他,俄语流利,不需要看字幕就能把曲子原汁原味地唱下来。
  
  他似乎有语言天赋,俄语、英语都不错,国内的方言学什么像什么。
  
  他从小并不长在广东,但能说地道的粤语。后来,他走南闯北,和某个地区的人接触,一阵子过后,就能模仿对方的口音,与之交流。
  
  他打小练书法,右手受伤十年之后,开始用左手练习。后来,他喜欢上草书,也喜欢隶书。写字见到好的、喜欢的,他都要抄写百遍以上,无论工作多繁重,每天都坚持。他的书法常落款为“雁洋叶三”。叶剑英是梅州雁洋人,叶选宁在叶家6个子女中排行第三。
  
  在黄永玉的印象中,叶选宁精研书法的严谨,像个潜心修行的和尚。“我们天各一方,有时夜半醒来,想到叶三此刻正在练字,登时眼前一个胖子灯下狂书的画面,十分好笑。”
  
  苏承德说,叶选宁并不像一些书法家,写字前沐浴焚香。家里来客人时,他常常抽着雪茄,聊着天,笔下不停。对方低头一看,一幅作品已经写就。叶选宁喜欢诗词,他写字的时候,不需要对着诗词原著抄录,都是刻在脑海里的句子,从笔下奔涌而出。
  
  一次饭局上,叶选宁指了指苏承德,对其他人说:“你们聊你们的,我们文化人聊我们的。”苏承德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和叶选宁性情相投。
  
  朋友劝叶选宁开书法展,他拒绝了多次。2014年总算开了,把展览名字定为“习字展”,又出了一册《叶选宁习字集》。他说,60岁正是自己感觉有些心得的时候,73岁大病一场,鬼门关上一游,视力日差,腰腿也渐力不从心,字又写不出来了,又要从头来过。“出一本‘习字’,办个展,算是交份作业,拿出来请大家批评。”
  
  刘诗昆说他早年说话直率,偶尔会讽刺别人。不过朋友都知道他本性如此,并没有恶意,开的玩笑过重了,也不会和他计较。这两年,他平和了不少。
  
  不过,在李卫平眼里,叶选宁多年来没什么变化,尤其是,“爱哭”。
  
  走在路上,看到小女孩拉琴卖艺,叶选宁就坐下看着,回头问李卫平,带钱了没有,给她一百块。末了,俩人走了,叶选宁一步三回头,拿着手绢擦眼泪。
  
  李卫平说,叶选宁不做锦上添花的事,只喜欢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今年3月底,叶选宁给张延忠去电,想见她。
  
  自叶选宁退了之后,他们通常靠电话、邮件联络。有时,张延忠、王兴夫妇会去广州、珠海看他;有时,他们会相约一个地方,大家都赶到那里汇合。这两年,叶选宁的身体欠佳,会面也少了。
  
  张延忠赶到广州的中山医院。叶选宁已是肺癌晚期,十分痛苦,但仍问老朋友们的现状,尤其又问她:“你有没有缺口?”
  
  张延忠立刻就懂了。王兴因病住院,他们二人没有其他收入,全靠工资,叶选宁怕他们的工资不够花。
  
  苏承德说,叶选宁“有名士气派,有侠肝义胆。”
  
  李卫平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上世纪90年代,叶选宁去成都种牙,平时闲着没事,去了杜甫草堂。门口有个小伙子在卖字、刻章,叶选宁常去看,品评一番。后来,他和小伙子成了朋友。
  
  他请小伙子给他刻了一个闲章,一直保存着。上书四个字,是他自己选定的:闲云野鹤。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64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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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9

第7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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