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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在阿富汗,距离塔利班有多远?

刘拓  2021-08-23 14:53:34

阿富汗中部巴米扬大佛遗址。图/视觉中国


那年我在阿富汗,距离塔利班有多远?

文/刘拓

发于2021.8.23总第1009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4年和2017年,我曾两次去阿富汗旅行,目的主要是探访当地古迹,包括巴米扬大佛、贾姆宣礼塔两项世界文化遗产,喀布尔、赫拉特等丝路名城,以及遍布阿富汗城市和乡村的古老民居和村落。在我去阿富汗的两次旅程中,到过诸多城市,接触的人群也多种多样,因而所见所闻中,自然对阿富汗的社会、政治有直观的感受。 


塔利班在阿富汗是个怎样的存在?普通民众对它有怎样的看法?在阿富汗接触得人群越多,问题的答案反而让我觉得越复杂。


很多人不够了解的是,在阿富汗,城市和乡村、中产和平民、男性和女性,以及不同民族之间,都存在着深深的壁垒,每一个外来游客能够得到的信息都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尤其当一个外来者只能和会说英语的人交流时,不管了解得再怎么深入,其实信息已经经过了一轮“筛选”——因为说英语的人已经代表了较高文化水平、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群体。种种条件所限,外来人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总像是盲人摸象。我对阿富汗所得到的见闻和感受,恐怕也不例外。


复杂的民族构成


阿富汗共分为34个省,我到访了其中的10个。我所到之处包括阿富汗的前四大城市——喀布尔、坎大哈、赫拉特和马扎里沙里夫。我还到访了4个省的省会,分别是巴达赫尚省的法扎巴德、加兹尼省的加兹尼、古尔省的恰赫恰兰、巴米扬省的巴米扬。


阿富汗所谓的“省”,范围比中国的省小得多,因为阿富汗全部领土仅相当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四五个省的大小。除了几个大城市外,大部分省会城市连中国的县城规模也不如。例如,恰赫恰兰和巴米扬就是这样,城内只有一两条主要街道,几乎都是平房,楼房不过两三层。加兹尼和法扎巴德略有规模,和国内较为破败的县城类似,远看能看出有一片高层房子,那就是城市中心。


阿富汗的民族较为复杂,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也是塔利班的主要依靠,他们在全国都有分布。在坎大哈等南部城市,几乎全都是普什图人。然而,这一主体民族在全国又没有压倒性多数,因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哈扎拉人和艾马克人的总数,超过了普什图人。这种复杂的民族构成,与多山的地形一起,让阿富汗很难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


2017年6月14日,阿富汗古尔省贾姆宣礼塔,本文作者与阿富汗政府军陪同人员合影。供图/刘拓


阿富汗虽然不是正常的旅游目的地,但其驻华使馆一直签发旅游签证,因而去阿富汗旅游的中国游客也有一定的规模。在阿富汗不同的民族之间,对塔利班的支持程度也很不同。因而,外来游客通过和当地人的交流来了解对塔利班的支持情况,很容易形成偏见。 


由于阿富汗几大城市之间都有便捷的飞机航线,而陆路出行主要在喀布尔到巴米扬的公路上。这一路,搭载游客的司机、陪同游客的翻译都非常害怕塔利班。游客通常需要早上四五点就出发,在天亮之前通过有塔利班出没的帕尔旺省,此时司机和翻译通常会非常紧张,在通过相关村落时,让游客及时躲避。如果仅从这一点来看,容易得出阿富汗人普遍对塔利班恐惧的印象。


而实际上造成这种情况的背景是,巴米扬省的主体居民是哈扎拉人,那里的客运和包车生意也由他们完成。哈扎拉人是阿富汗长相和信仰最为特殊的主流人种,他们有着类似中国人的黄种人面庞,同时信仰什叶派,和高鼻深目、逊尼派信仰的普什图人完全不同。长相尤其是信仰的差异,让哈扎拉人成为了阿富汗最容易被恐怖袭击和种族仇杀伤害的平民,他们对于塔利班的恐惧与生俱来。同时,也由于长相相似等原因,哈扎拉人和中国人天然地比较亲近,中国人在当地容易与哈扎拉人建立关系。哈扎拉人在阿富汗占比不到10%,但是在中国游客的视野中,他们的存在感很强。他们对塔利班的恐惧心态,也会传递给实地探访过阿富汗的中国人。


我在阿富汗的陆路旅行并不限于巴米扬,司机也有哈扎拉以外的人,其中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塔吉克人,对塔利班并没有那么排斥。搭载我去巴米扬的哈扎拉司机,觉得其他的线路都非常危险,绝对不能运营;而塔吉克族的司机则不同,他们没那么紧张,觉得什么地方都能去,只是不能确定塔利班对外国人的态度如何。


加兹尼是阿富汗中等规模的省会,但在900年前却是阿富汗的行政中心,伽色尼王朝建都于此。如今城墙和城东的两座宣礼塔还完整留存。由于这一城市的图片资料极少,这成了我在2017年探访的重点。去往加兹尼的路上,有长达几十公里的塔利班控制区,远非帕尔旺省零星的据点可比,但载我去的司机哈桑对这一行程胸有成竹,一路上,他和塔利班检查点的人员谈笑风生,只是让我在通过关卡时遮住脸部装睡而已。


普什图人虽然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但他们相对不爱与外国人搭讪,在喀布尔这样的混居型城市,游客和普什图人成为好朋友的概率,绝对到不了40%,因而作为中国人,难以判断普什图人对塔利班的态度。


我在喀布尔曾遇到一位英语很好的普什图小伙尤素福,他愿意驾车带我去外省旅行,甚至表示可以直接穿越中央山地开到赫拉特,他让我对塔利班不要害怕,并且愿意用实际行动证实这一点。可惜,我很快就丢失了手机,没有实现和他的约定。


坎大哈与塔利班


对阿富汗民族认知的不同,在我坎大哈的行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里也是我实际探访和之前的预想差别最大的城市。


坎大哈在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即建立起来,那座城市仅在西郊的山下留下遗址,目前的城圈由波斯的阿夫沙尔王朝建立。1747年,普什图人的杜兰尼王朝以这座城市为首都,第一次建立起阿富汗人自己的王朝,大体形成了现在的国土范围,虽然首都很快就迁到喀布尔,但坎大哈一直是普什图人的精神家园,开国国父艾哈迈迪沙阿的陵墓,仍然矗立在老城的西北角。


在我前往坎大哈之前,几乎查不到外国人探访这座城市的资料。原老未是一位在阿富汗旅行过很长时间的传奇人物,我知道她刚刚去过坎大哈,在询问后得知那里形势尚好,所以才敢将坎大哈纳入我的旅行计划。


坎大哈的居民几乎都是普什图人,虽然由政府控制,但这里有大量居民对塔利班持同情态度,不过城市气氛并没有因此而非常紧张,我在这里的状态甚至比在喀布尔还轻松。一位会说英语的当地朋友阿卜杜拉带我游览了半座老城。我曾经问他对塔利班的态度,他把我的问题翻译给大街上遇到的人,虽然那些人说话我都听不懂,但提到塔利班时,他们的神情和竖起的大拇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坎大哈城里不用小心翼翼地分辨对方是普什图还是塔吉克,因为外族人在这里数量极少。这里的每个人和阿卜杜拉都像熟人一样打招呼,那种亲密感,是在阿富汗的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


坎大哈给人的另一个印象,就是其在宗教上的保守和虔诚。在喀布尔,虽然大量女性出门仍然穿着蒙住眼睛的波卡,但她们中很多人起码是能出门的,也有相当数量的女性只需要挽着头巾即可。而在坎大哈,街头大概只有5%是女性,并且没有任何人穿着波卡以外哪怕是露出眼睛的服装,而几乎所有男性都身着传统的袍装,很少看见西式衣服,在这里仿佛穿越到一百年前一般。


那里的很多男性出门时都会随身携带礼拜毯,这是在其他城市都未见到过的情形。日落之前的一小时,在城内最大的清真寺中,满满当当都是补做礼拜的人群。


我是在斋月前往的,所以坎大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日落时分的喝水仪式,当时数十辆糖水车进入大街,每辆车都挤着几十个男子,用自带的塑料杯接水。所有人在接水后就开始等待昏礼开始,那也是日落的信号,直到清真寺的邦克声响起,才喝下全天的第一口水,那种仪式感在别处从未见过。


类似的经历,我也在2015年于伊拉克的监狱中感受过,那是一个以逊尼派政治犯为主的监狱,大部分人在宗教上都比较保守,在和他们的聊天中,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日子除了生活,就只有宗教,而自己的日常原本就符合原教旨主义的教法,而搞一些花里胡哨东西的政府,反而会打乱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


在坎大哈这样的城市以及阿富汗的广大农村,塔利班对于男子蓄须、女子蒙面等保守要求,大多数人都能做到。阿富汗尤其是普什图人,原本就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教门最为保守的地区,波卡这种连眼睛都不露的女性服装,并非是塔利班发明的,它是普什图人的传统服饰,在一百年前的照片中就已经出现,而在同一时段,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朗的农村,反而有大量色彩鲜艳、装饰外露的女性服饰。反观阿富汗,即使在开放的上世纪60年代,在不戴头巾、身着裙装的白领女性背后,也不难看到身着波卡的女性,这些保守人群是一以贯之的,而区别更多是在于当局推崇什么,谁在掌握话语权。


中国人对塔利班的态度往往是差异很大的,有些人坚决反对与这样的原教旨主义政权有任何形式的交流,而另外也有些人将塔利班势如破竹的攻势,视作民心所向。而从我的实际感受而言,这并非因为塔利班多么得民心,除了普什图人之外,其他族群更多的是对塔利班不反感、不排斥,对于他们的到来也可以接受。而加尼领导的阿富汗政府无论在政治、宗教还是民族层面,也没有更多的合法性。与塔利班相比,他们为什么战斗,为谁而战斗,恐怕自己也说不清。


2021年的塔利班,相比于1996年,在政治上似乎成熟了很多,作出了温和化、现代化的承诺。但归根结底,塔利班毕竟是以原教旨主义起家的,从以往的行为上看,塔利班并非是利用宗教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反而是其在广大乡村合法性的来源。不管怎样,塔利班当年的残酷统治和对文化遗产的摧毁,是其无法磨灭的污点,但在当下,也许是阿富汗回归稳定和统一,相对不坏的选择。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著有《阿富汗访古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