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一家煤矿的工人 因被诊断为尘肺而展开了索赔 整个事件扑朔迷离
贵州航天医院外景。摄影/刘远航
舒永霞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偶然听到的一次传闻竟然会成为牢狱之灾的导火索，让身为医生的丈夫黄亨平也牵扯进去。那还是在2016年春天，舒永霞跟家人一起到遵义市绥阳县境内的红果树风景区旅游，在一个洞口，她听见几个当地人在闲谈，聊起绥阳县的某个煤矿，矿工与矿场之间的工伤纠纷。
“他们就摆（龙门阵），说这个福来煤矿啊，有些工人，好多人得了尘肺病，得不到赔偿。那是3月份，案情还没发展，我们也没想到这个会落到我们头上来。”舒永霞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她是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护士，丈夫黄亨平在贵州航天医院放射科工作，同时也是尘肺病诊断小组的成员。
时隔半年之后，2016年9月9日，舒永霞为丈夫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签字的时候，在通知书上再一次看到了福来煤矿的字样。十天之前，丈夫黄亨平在贵州航天医院被绥阳县公安局的刑侦警察带走，后来被关押在当地看守所。8月中旬，同在放射科工作的医生王冬柏也被警方问讯，在桐梓县看守所待了30天。
两人的案由原本都是涉嫌社保资金诈骗，但此后的审查并未有进一步的结论。让医生及其家属感到意外的是，一年之后，黄亨平被再次传唤，这次的案由变成了失职罪，同时被传唤和关押的还有他的两名同事，放射科医生张晓波和体检中心主任董有睿。这三名医生都是航天医院尘肺病诊断小组的成员。
根据警方出具的一份鉴定意见通知书，三名医生在四年里所做的547份病例中，误诊率高达92.3％，直接导致了3000万国家社保资金的损失。
6月19日，《医师报》等媒体刊发报道，提出对此事的多项疑议，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6月23日凌晨，三名医生获得保释，目前已经回到家中。
漫长的诊断
丈夫出事之后，舒永霞一直在四处奔走。她有些失望，觉得那些在贵州航天医院做过诊断的矿工们没有站出来，也从未与医院进行联系，或是公开做过任何表示。“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有病’该得钱，而为此据理力争，医生被关押到现在没人牵挂，更不拔刀相助。”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她清楚地记得，某个文书上提到过，有一个患尘肺病的矿工叫张大同。但直到记者主动提起三名医生的案子，这位居住在山林深处的矿工才终于知道，有医生因为他和工友们的事情惹上了官司。张大同今年51岁，就住在枧坝镇，原本是本地的农民，和周围的很多人一样，曾长期在福来煤矿从事挖煤工作。
福来煤矿位于绥阳县枧坝镇井坝村，生产能力为每年9万吨。煤矿一共有六个矿长，权力最大的是第一矿长陈平。提到这六个矿长中的某位“老总”时，矿工们三缄其口，一位与张大同住在同一个村子的矿工表示，他“名堂多，手段多”。
2014年，福来煤矿暂时停产，张大同和工友们没有活儿可做，决定去别的煤矿打工，按照规定，需要在原单位进行离职体检，完成退保手续，才能进入新单位。据一位曾在煤矿担任副主任的杨姓负责人回忆，当时矿工们不信任福来煤矿的定点医院，坚持到省会城市贵阳做体检。
张大同回忆说，当时大家担心定点医院会收受矿里塞的红包，对体检结果做手脚，导致无法顺利办理退保手续。但去往贵阳体检后，部分矿工得知，自己患有一种叫做尘肺的职业病。随后，他们又回到遵义，准备到定点医院做进一步的诊断。据张大同介绍，国家有规定，只有定点医院可以对尘肺病的具体病期进行诊断。
尘肺病诊断所需的手续很多，流程也相对复杂，需要多次诊断才能确定具体的期别。一开始，矿工们不熟路，是矿里负责工伤事务的罗燕青组织工人一起去航天医院的，做高千伏胸片检查的时候，则是矿工们自己去。张大同一共在航天医院做过7次检查，每次相隔1～3个月。这个过程中，他和其他矿工们改变了对这家医院的偏见。
“那个（福来）煤矿没和那个（航天）医院搞好关系，后来我们就想到，这个医院是公平的医院，它对谁都一样，它那个检查呀，（无论）做什么工作啊，不管本省外省，都一样。”张大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5年5月18日，张大同拿到了航天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另一位工友毛大明则在6月25日拿到了航天医院的诊断结果。两张单子上的结论都写着“煤工尘肺壹期”，而最后的落款处有三名医生的签名，分别是董有睿、黄亨平和张晓波。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三个名字后来与诈骗和失职罪联系在了一起。
对于自己是否与这三名医生认识，张大同给予了明确的否认。“那么多医生，又不是一家医院，是这个医院检查第一次，又到那个医院检查第二次，又到那个医院做鉴定，怎么能认识谁啊？”张大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一共去过四家医院，分别是贵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人民医院、贵州航天医院和重庆西南医院，结果都确诊为尘肺。
2015年9月16日，张大同拿到了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鉴定结果写着：伤残七级，鉴定单位为遵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其他的矿工也陆续拿到了结论书，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正式开启索赔程序。
一位名叫蒋大勇的矿工回忆，矿上的领导不想给钱，说“厂里没有钱了”。毛大明则透露，当时几十个人一起去找矿里的“老总”，“老总”就说航天医院的诊断结果造假。当时，他们还接到了电话，对方声称，根据最新的诊断信息，他们没有尘肺病。《中国新闻周刊》联系到了福来煤矿的第一矿长陈平，但提及此事时，对方立刻挂掉了电话。
矿工们只好继续找权威机构做诊断。毛大明向记者出示了他的另一张证明书，证明单位为遵义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在鉴定理由中写着，福来煤矿对2015年6月25日遵义市航天医院开具的“职业病诊断结论（煤工尘肺壹期）有异议”，但这次鉴定的结果仍然是“职业性煤工尘肺壹期”。
矿工们决定对煤矿提起诉讼，他们去过遵义和贵阳寻求说法。2016年夏天，矿上的领导终于同意赔偿，双方签订了协议，煤矿同意先支付给19名矿工每人3万元，“余款待仲裁结果出来后一并支付”。协议的下方还有绥阳县安监局副局长周吉平的字迹，承诺“如果不兑现，由安监局停止其一切生产经营活动”。
但张大同透露，他要求的赔偿金在十六万元以上，除了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煤矿那边最终只赔付了三万八千元，矿主还说，矿里有钱，任凭他们继续去告。毛大明则提到，福来煤矿曾提出，要以1200元的报酬换取他手里的全部病历资料，他拒绝了对方的提议，表示就算十倍的价格也不行，他要留着这些证据继续索赔。
《中国新闻周刊》于6月28日前往绥阳县公安局，试图了解福来煤矿矿工与航天医院医生的案件信息，但政工室的负责人表示，当时他们只是协办，牵头的是市公安局。绥阳县公安局警卫室的负责人表示，当时负责案件刑侦的那名袁姓警官已经下调到某乡镇，不在绥阳县公安局，而刑侦大队的一位负责人则又声称，这名警官目前正在湖南出差办案，暂时无法联系到。遵义市公安局宣传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案已经进入检察阶段，公安局职责已经结束，从而拒绝了采访。
未读短信
从福来煤矿所在的村子启程，沿着山间土路和柏油公路，骑摩托车来到邻近的桐梓县，再换乘大巴，花上一个小时，就来到了遵义市茅草铺客运站。贵州航天医院坐落在附近，距离客运站只有几百米。
医院体检中心的门口，仍然可以看到一张通知：各单位及劳动者，我科接上级部门通知，自2018年2月22日起，暂停职业健康检查，不便之处，敬请原谅。2016年11月，航天医院停止了职业病诊断业务。了解情况的人知道，这都与航天医院三名尘肺病诊断医生的案子有关。
据体检中心护士长姚龙芳介绍，这是遵义市唯一一家开展职业性尘肺病诊断业务的医院。2012～2016年，航天医院共进行了10708人次的高千伏胸片检查，送给有尘肺病诊断资质的专家进行鉴定的有2274例，确诊尘肺病患者1640例。
2009年，医院计划开展尘肺诊断业务，院领导找到了放射科医生张晓波。不久之后，张晓波顺利考取了职业病诊断资质，并成为贵州省尘肺病诊断专家库成员。同属于专家库成员的医生董有睿，后来担任体检中心主任。两位医生和另一位名叫黄亨平的同事成为了诊断小组的成员。
后来的两次案件发生后，黄亨平是航天医院四名医生中被关押时间最久的一位。他现年54岁，来自桐梓县的偏远农村，早年中专毕业，学历的短板限制了他的职称评级，最终没有评上副高。据王冬柏介绍，那个年代，影像诊断并没有对应的本科专业。但在将近30年的执业过程中，黄亨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10年4月，尘肺病问题的标志性人物“开胸验肺”事件的主角张海超还在四处寻找治疗的机会，听说遵义某位中医有治疗尘肺病的方子，便来到贵州，并到航天医院进行体检。张海超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自己的事情反响挺大，去做检查的时候，这家医院挺重视。黄亨平的妻子舒永霞则提到，黄亨平当时也参与其中，读过张海超的片子，也得出了尘肺的结论。
2013年，黄亨平取得了尘肺病的诊断资质，开始兼任诊断小组成员，参与诊断工作。放射科主任余雷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诊断小组的三名医生平时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有读片的需要时，才凑到一起。读片的时候，三个人各看各的，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比对，这是为了减少误诊率。同事和家属们认为，负责诊断的三位医生与患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不可能有什么利益关系。
医生王冬柏透露，自己倒是因为人情的原因跟黄亨平打过一次招呼，但与利益扯不上关系。当时，某个老主任认识的一位农民，在矿场从事挖煤工作，肺部出现了问题，辗转联系到王冬柏，王冬柏虽然在放射科，但并不负责尘肺病的诊断工作，便跟值班的诊断小组成员黄亨平说了一声，让这位病人拿到结果的时间提前一点。
但据黄亨平的妻子舒永霞介绍，当时王冬柏给黄亨平发了一条短信，而黄亨平并未注意到这条信息。在王冬柏事后的分析中，他觉得，是自己这一次向黄亨平托付病人，让警方认为或许他们之间存在某种情况的利益输送。
变故
2016年8月19日晚上10点，王冬柏接到了绥阳县公安局的电话。当时，他刚从朋友家出来，回到了住处。听说有两位警察要来调查，他去楼下接他们的时候，还抱着家里的宠物狗。
后来，王冬柏被关押在桐梓县看守所30天，随后获得保释。提起这段经历，他觉得不堪回首。他曾试图跟办案人员解释专业知识，但对方说，“你不要跟我讲专业”。
几乎是与此同时，在福来煤矿负责处理工伤事务的罗燕青也被警方传唤，关押了一段时间。但据煤矿的杨副主任回忆，也没审出什么，就取保候审了，后来一直没有等到判决。至于为什么会对矿里的员工也进行传唤，这让杨副主任不解，“是矿里的人呐，鬼知道公安机关为什么要审查他。我们企业的（员工）一样的，当时就是怀疑对象嘛，给弄去，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嘛。”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唯一的逻辑或许就是举报者怀疑自己矿里的工作人员与索赔矿工有所勾结。
不久之后，矿工张大同和另一名桐梓县的矿工被绥阳县公安局传唤。第二天，两人被送到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被要求重新进行检查诊断。张大同曾试图了解自己的鉴定结果，但对方说，他“没有资格”。他觉得，肯定是煤矿给医院塞了红包，医院才变成了这样的态度。当天晚上六点，他被带回了绥阳县，当时身无分文，公安局的人就给了他20块钱，让他自己回家，后来警方就一直没有再联系过他。
这一切源于一次举报。
相关资料显示，举报者正是福来煤矿，而原因则是“经济诈骗”，矿工、煤矿员工和医院被认为存在利益关系，有可能联合造假，通过将“非尘肺病”矿工诊断为“尘肺病”，骗取国家社保基金。根据此前《医师报》的报道，人社部门在收到举报后，将此事向贵州省公安厅报案，随即成立了专案组。
更多的人开始卷入其中，其中就包括负责尘肺病诊断的黄亨平。黄与王冬柏在保释之后，曾一起交流过。“反正这件事就觉得很不能理解。感觉比如说，你来看个病，你是我熟人，说帮我插个队可以么，我就说，那我就跟黄医生讲一下，这样快点儿，就因为这个说我们诈骗罪。而且后面他们定什么失职罪，我更是感到意外，很奇怪的一件事。”王冬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但一直到一年保释期结束，王冬柏也没有等到什么结果。黄亨平的妻子舒永霞则提到，不断的传唤和拘留，同样让丈夫难以适应。2017年8月11日，黄亨平被绥阳县公安局解除取保候审。
就在所有人以为事情终于要过去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变故。2017年11月1日，黄亨平再次被警方带走。
黄亨平被警方带走的第二天，诊断小组的另一名成员张晓波也被便衣警察带走，这是2017年11月初。在此之前，董有睿已经被公安局传唤。三个人的名字在矿工们的诊断证明书上出现过，现在，他们都成为了嫌疑人，案由是“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
董有睿医生第一次被传唤的时候，公安机关曾出示了一份鉴定意见通知书。里面提到，有关部门通过指派和聘请相关专家的方式，对其中的547例进行了鉴定，得出的结论是，真正患有尘肺病者仅为42人。董有睿看到对方出具的这份鉴定报告，很是吃惊。“她说我不相信是这样的结果，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虽然尘肺病（在不同医生的认定上）有差异，我不认可这个结论。”董有睿的姐姐向《中国新闻周刊》转述道。
这也成为了本案中最大的争议点，按照《医师报》的报道，公安机关从医院1640例尘肺病患者案例中调走1353份，并在其中抽取547份重新读片，认定其中42例，由此计算出差异率达92.3％，但若将问题病例505份（即547份减去42份）以医院的1640份确诊案例为基数计算，读片差异率就仅为30.7％。根据医师培训教材《尘肺病》一书的数据显示，在一组专家读片中，发生读片差异的范围为18.8％～33.2％，尘肺病诊断难度较大，此案中的差异率并不显得异常。
转机
突然的变故让三个家庭同时陷入了慌乱。在此之前，张晓波正准备参评正高级职称，董有睿是体检中心主任、区人大代表，两人都是贵州省尘肺病诊断专家库成员，黄亨平拥有29年工作经验，还有一年就可以退休。失职罪的案由让他们无法理解，他们的家属也感到无法接受。
根据此前《医师报》的报道，2016年10月，贵州省人社厅曾组织全省尘肺病专家对航天医院的1352份尘肺病例进行筛查，确诊无尘肺病的286例，诊断读片差异率为22.3％。这样的比例属于正常范围。
然而，一年之后，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意见却推翻了人社厅的结论。警方认为，四年来的执业过程中，高达92.3％的差异率造成了3000万社保资金的流失，诊断小组的三名医生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此后的数月间，家属们只好四处奔走，反映情况。《医师报》在2018年3月22日曾刊登题为《尘肺病诊断中差异率客观存在》的文章，作者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尘肺病诊疗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肺科医院毛翎主任。家属们向该报递交了求助信。毛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差异率的高低不仅与医生技术水平有关系，也和片子质量、疾病种类及疾病期别等因素有关。
“我们进行尘肺病诊断资格考试时，读片差异率，指的是与专家读片结果的差异率，而这些专家都是在尘肺病领域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他们集体读片的结果作为金标准。平时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中，我们说的差异率往往指的是医生在不同时间读同一批片子，比较该医生读片结果的稳定性，让不同的医生分别读同一批片子，计算差异率，目的是评价这两位医生诊断的一致性。”毛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6月，《医师报》等媒体对此案进行了报道，当时三名医生已经被关押了7个多月。此前，家属和医院负责人曾多次到检察院请求保释，但检察机关以“该案影响重大，案情疑难复杂”并且“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害性”为由，拒绝了申请。
案情引起广泛关注后，三位医生的家属再一次提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这一次，他们得到了不同的答复。据董有睿的姐姐说，一位检察官向她们重复了好几次，明确表示三名医生符合取保候审条件。6月23日凌晨，家属办结了手续，医生们回到了家中。
生活仍在继续，但有些心事被埋在了心底。记者见到张晓波妻子董捷的时候，她正在送孩子去上学。据董捷称，自从张晓波被警方带走，她还没敢告诉孩子。联系到王冬柏的时候，他还在忙着给自己的孩子填报高考志愿。早些时候，听到三名同事终于获得保释的消息，他哭了。至今，三名医生及其家属还在等待检察机关的结果。
事情发生之后，由于缺少人手，王冬柏的工作量增加了约40％，有两名同事受此事影响，先后离职，航天医院也陆续停止了职业病的体检和诊断业务。他还听闻，遵义市的有关部门希望航天医院重新开设此类业务，但由于终止尘肺病诊断业务的是省里的意思，对市里的此番提议，医院仍然有很多顾忌。
与此同时，陆续有媒体开始关注那些涉案矿工们的遭遇。6月27日下午，矿工张大同骑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带《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了福来煤矿。煤矿位于一个山坳里，已于今年3月被勒令关停，矿口也被堵死。在记者离开后，张大同一个人站在山坳间，望着已经废弃的煤矿，又待了一小会儿。
（文中所涉及矿工及医生王冬柏皆为化名）
